|
李可老中医经验节选
(一) 1981年考古发现汉代度量衡器“权”,以此推算古方剂量,解决了历史上古方剂量的一大疑案,对仲景学说的教学、科研、攻关、临床应用意义重大。兹据柯雪帆教授归纳整理的资料并经反复称量核实,摘要介绍如下:
斤=250克(或液体250毫升,下同)
两=15.625克
升=液体200毫升
合=20毫升
圭=0.5克
龠=10毫升
撮=2克
方寸匕:2.74克
金石类药末约2克
草木类药末约l克
半方寸匕:一刀圭=一钱匕=1.5克
一钱匕=1.5~1.8克
一铢=0.7克
一分:3.9~4.2克 (据考,汉制中本无此单位,晋时加入,唐沿袭,此时的“分”为“两”与“铢”之间的单位,合1/4两,即6铢。注意与后世以后的“分”区别)
蜀椒l升=50克
葶苈子1升=60克
吴茱萸1升=50克
五味子l升=50克
半夏1升=130克
虻虫1升=16克
附子大者1枚=20~30克 中者1枚15克
强乌头1枚,小者3克,大者5~6克
杏仁大者10枚=4克
栀子10枚平均15克
瓜蒌大小平均1枚46克
枳实1枚约14.4克
石膏鸡蛋大1枚约40克
厚朴1尺约30克
竹叶一握约12克
梧桐子大=黄豆大
(二) “权”的发现,意义重大,值得引起中医界高度重视。
剂量问题是方剂治病的核心,没有特定的“量”,便不能突破特定的“质”。按古今度量衡折算法,汉代1两为今之15.625克,1斤为250克。则经方的实际剂量,当以原方折半计量为是。明代迄今,医家根据“古之一两,约今之一钱”的臆断,使用经方仅原方的1/10。并且沿袭至今,悬殊太大,剂量过轻,不堪大任。仲景《伤寒论》不单是中医学四大经典巨著之一,更是中医学第一部急性热病学专著。东汉末年,寒疫大流行,伤寒的特点,发病急,传变速,故仲景立方剂量大,药简,力专、效宏,方能阻断病势传变,挽救危亡。近代用法,大违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无疑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阻碍了仲景学说的发展与创新。
方剂能否治病,除了恰中病机,配伍精当,便是特定的剂量。以四逆汤的应用为例:四逆汤乃仲景急救亡阳危症之峻剂,有斩关夺门、破阴回阳、起死回生之效。原方为炙甘草2两、干姜两半、生附子1枚(破八片),按古今折算,取原方1/2量为准,则四逆汤剂量是炙甘草30克,干姜23克,制附子60克(生附子1枚,大者20~30克,假定生附子之药效为制附子之两倍以上),而部编中医方剂学四逆汤之剂量为:附子5~10克,干姜6~9克,炙甘草6克。以这样的轻量,要救生死于顷刻,诚然难矣!无怪乎中医治心衰,十有八九要失败。不是经方不灵,而是我们未能继承仲景先师的衣钵真传。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使中医丢掉了急症阵地。
(三)“权”的发现,是中医界复兴的大好契机,可惜对中医界震动不大。只有上海柯雪帆教授一人,闻风而动,广为传播。而且立即埋头于临床研究,用炙甘草汤原方试治多种心脏病取得惊人的疗效,令人振奋与感佩!我们身在基层前沿阵地的中医,对此极为敏感。60年代中期,我已对历史上习用的经方剂量,发生怀疑,每遇重危急症,如心衰濒死病人,辄用伤寒四逆汤类方原方原量投治。主药附子则加一倍、两倍、三倍,破格用药,有100多例肺心病、风心病、冠心病及大出血导致的心衰濒死病人,协同西医进行抢救,绝大部分是西医放弃治疗,由我单用中药,一剂药附子用到200克以上,一昼夜按时连服3剂,附子总量达500克以上,使这些现代西医院宣布死刑的病人,全部起死回生,我把此方定名为“破格救心汤”。80年代之后,把六经主方及常用《金匮》要方,唐宋以前久经考验的效方,全部重新整理,按古今折算法厘订剂量,置于案头,以备检索。《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宝库中之宝库,有强大的生命力!仲景上承内难,博采百家,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仲景学说是中医学活的灵魂,是中医取之不尽的源头之水,是攻克世界性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仲景六经辨证之法,使我们洞悉病机,见病知源,以病机统百病,则百病无所遁形。立足于临床刻苦研读仲景著作,学以致用,反复实践领悟,是中医成才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中医整体素质的唯一途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