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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在天文气象上倾注60多年心血的痴人。
这是一个在长期气候预测上实践了50多年的预报狂人。
这是一个与专家和权威抗争了40多年的不屈不挠的民间奇人。
这是一个敢于向英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挑战的伟大的气象预言家。
如果您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您根本不会相信当今世界上有这样的奇人。
当您认真看完这篇文章,您会感叹:当今世界还真有这样的奇人!
(一)提前三年预知江南特大降雪
1989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苏鄂大雪酿成灾害”,“部分地区降70年罕见的暴雪”。同年的《气象》报道:“湖北大雪压倒民房2万多间,砸死5人,重伤100多人,冻压死耕牛5000多头……南京汽车站因大雪滞留旅客6000多人,降雪量比常年偏多1—4倍。”
请注意,这不是发生在内蒙古司空见惯的暴风雪,而是发生在很少见过雪花的江南鱼米之乡!所以它成了国家权威报纸的新闻。
如果谁能预报出这样的灾害天气现象,让人们早做防备,将为国家和人民减轻多少经济损失?
如果谁能做出这样的预报,岂不就是能够借东风的诸葛亮再世?
然而,中国确有一个人提前三年预报了这一奇特的灾害天气,而且把这个预报刊登在一本“奇书”《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第36页)之中。书中预报:“未来的1989年1月,行星经向连珠对应长江,这样的天象布局,在2月的中下旬能形成异常的冬春洪涝,江南很可能出现如1513年第Ⅰ型的特大降雪与严寒。”
90年代,他还成功地预报出山东一带的特大面积的冰雹、华北地区的春夏之交罕见的霜冻。
他是谁?
他是一个在天文气象上倾注60多年心血的“痴人”。
(二)提前五年预知“厄尔尼诺”将至
1993年,最令气象学家头痛的“厄尔尼诺”不期而至,导致全球性的气候异常。美国密西西比河当年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损失逾百亿美元。
美国的气象界权威考斯基在巴西1993年10月20日的《阅读》周刊上撰文:“今年的美国气候反常现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重,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引自1993/11/18《参考消息》)
美国《科学新闻》周刊上一篇文章《气候的长期预报》中说:“大气的混乱无序使气象预报人员大伤脑筋。即使他们有幸使用功能非常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也不能奢望提前一个月预报天气的晴雨变化。”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最近制定了下一个目标,在2005年达到能提前一年预报一般气候条件,成功率为70%。”(引自1994/3/16《参考消息》)
如今将近10年过去了,世界上提前一年的长期天气预报水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93年是气候“极不正常”的一年,气象学家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报,因为谁也找不出大气环流“异常”的原因。全世界的科学家对厄尔尼诺的形成、出现、消失的时间以及它怎样影响天气都不能掌握,因此有18个国家要投巨资联合搞《热带海洋全球大气(TOGA)研究计划》,以弄清厄尔尼诺的来龙去脉。然而10年过去了,这项研究至今未见有什么重大成果公之于世。
如果有谁能预报厄尔尼诺现象什么时候出现和消失,全世界的气象学家岂不都要来拜他为师?
又是这位中国老人,在五年前(1987年)就对厄尔尼诺现象做出准确的预报:1993年将要出现一般的厄尔尼诺现象。
1988年他又在《自学》杂志第三期补充预报:1993年将出现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美国等国家将要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这似乎是神话故事,无法令人相信。然而这的确是印在那本“奇书”的246页上。
我们因此不得不关注这本“奇书”——《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大十六开本,全书40万字,198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印刷了4500册。每册定价仅4.25元。
这的确是一个自大而又狂妄的预言家——竟然敢提前数年把预报白纸黑字地刊印在40余万字的专著上。如果万一预报失败,这倾注他一生心血的专著岂不“到期”作废?
这位自大狂妄的人是谁?
这是一个在长期气候预测上实践了50多年的“预报狂人”。
(三)提前两年预知地震的震中、震级、时间
1991年10月,正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大雪封山的季节。然而在莫尔道嘎林业局却出现了建局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山丁子树开花、蛇出洞、鼠乱窜、地裂缝等类似夏季的反常现象。社会上盛传即将发生地震的消息,地震部门也发出“做好防震准备”的警告。一时人心惶惶,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当时社会上传说有一个能够预报地震的传奇人物。他成功预报地震的报道曾在新华社的一些报刊以及《人民日报》《中国科技报》《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大兴安岭日报》《报告文学》杂志、《新华文摘》等报刊上登载。时任莫尔道嘎林业局局长的韩斌,派人从大兴安岭辗转5000里赶赴山东潍坊,寻找这个传奇老人。由于老人因事走不开,无法去大兴安岭实地考察,但他能“画图帷幄之中,预测千里之外”。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来人:“回去告诉大家,安心生产,今明两年不会有地震发生。”他亲手写了预报的情况,让来人带回去交差。
当地的电视台向广大群众报道了这一消息。人们自然是半信半疑,然而当年的确没有发生地震。
到了第二年(1992年),地震征兆愈来愈明显,人心更加恐慌。莫尔道嘎林业局局长再次派人“三顾茅庐”搬请老人。老人应邀亲赴莫尔道嘎考察,并再次做出预报:“今年仍然没有地震。但是在明年(1993年)春夏之交可能发生地震。地震不会超过四级。震中不会在林业局局址,而可能在额尔古纳河边的太平林场。”
人们不敢相信,又不敢不信,只好拭目以待。
1993年春末夏初,该地区果然发生了多次二三级地震。巧的是,震中真的发生在这个局的太平林场;更巧的是,最大的地震是3.9级,硬是没有超过4级!
这一段奇闻被《呼伦贝尔日报》1995年10月11日第三版所记载。
1989年,这位老人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与副研究员董法先组成了一个“天文地震小组”,并在1989年2月27日《中国地质报》上发表地震预报。预报说:“1989～1990年,我国北纬30°～北纬40°之间地带将有大震发生的极大可能”,“但东北地带不会发生大震”,“从地质构造角度看,四川炉霍一带和唐古拉山地区是值得注意的地段。”
在国家级报纸上公开预报地震,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在报纸上预报地震,如果预报错了,就会臭名远扬。报社领导和编辑都为此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引起社会动荡,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他们佩服老人的执著追求,也相信老人的学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老人需要支持,他们甘愿为他承担责任。
这年的地震实况是:1990年,四川巴塘和山西大同、河北阳原间分别发生了我国地震史上罕见的震群型地震。其中巴塘距离栾巨庆预报中的炉霍地区仅有200公里左右。1990年4月16日—5月4日,巴塘发生地震10160次,其中5级以上的6次,6级以上的4次,6.7级两次(大同与阳原之间);10月13日至19日,发生5级以上地震5次,其中6.1级1次;宁夏固原11月2日发生5.1级地震1次。
上述地震果然发生在北纬30°～北纬40°之间。东北地区果然没有发生大地震。”(见1991年2月20日《大兴安岭日报》)
这位老人是谁?
他是被《人民日报》(1981/1/18)和新华社(1981/1/17)称为“民间气象人才”、被《科技日报》(1988/11/29)称为“我国民间天文地震研究人员”的民间奇才。
(四)挑战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
1999年,世纪之末。
人类本来就对世纪末十分敏感,再加上那位曾经震惊世界的欧洲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那“1999年人类大劫难”的恫吓,天文学家又证实了1999年的天空的确要出现行星组成的“大十字架”,更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和慌恐。
各国科学家纷纷撰写文章,见仁见智,预测地球的祸福安危,不期而然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或喜或忧的情绪浪潮。
国内外有些科学家则安慰人们:遥远的行星不会对地球产生影响,不必庸人自扰。《中国气象报》发表题为《十字连星不会给地球带来灾难》的文章(1999年1月14日),告诫人们勿要杞人忧天。
这位老人对1999年的天象更是情有独钟。这一年的“十字连星”天象是千年才能一遇的风景,恰是研究天文气象千载难逢的机遇。
老人对诺查丹玛斯“1999年人类大劫难”的所谓预言在报纸上给予了批判。他认为,“十字连星”是太阳系的正常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多次。如公元前110年、公元1909年也都出现过“十字连星”天象。公元前110年不可能有气象资料,也没有史料记载什么大劫难;1909年的“十字连星”现象,史料只记载“呼兰府冬大雪五六尺”,也没有什么劫难之说。
但是,老人警告说,不同的行星天象布局,的确对地球的气候有不同的影响。老人认为,1999年的“十字连星”实际上并不是“十”字,而是“X”字。他根据爷爷和自己上百年的研究成果,认为这样的天象的出现,会造成地球上异常的旱涝。
早在1990年,这位老人就对“十字连星”现象对1999年的气候影响做出了预报:“对长江未来特大洪水的预报:据天象反映,未来的1999年的梅雨季节,将有八大行星集中对应长江流域,还有月球在赤纬19‘回归对应,将是特大洪水的年份,同时黄河流域将发生严重的干旱。”
老人和他的同志一致认为,1999年的天象极为典型,正是八大行星集中对应长江,而且是月球轨位回归对应。按照栾氏的预报理论,这样的天象一定要发特大洪水。
如果这样典型的天象还没有洪水出现,人们就要怀疑栾氏祖孙两代人近百年的研究根本就是错误的。
老人提前10年预报长江“特大洪水”,实属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研究成败在此一举。
世纪末的天气,毕竟要格外受到国家气象部门的关注。在这位老人做出预报之后的第10年,即1999年4月4日至5日,中国历史上首次人数最多、级别最高的“1999年汛期降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国家气象中心、气候中心、水利信息中心、总参气象中心、中科院等30多家权威单位;有院士、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等权威人士近百名。
媒体报道说:“近百名专家、学者、教授汇集一堂,共同研讨汛期天气,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引自1999/5/25《中国减灾报》)
那位神奇老人,此时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但是,这次却没有受到国家气象局的邀请,没有参加这次世纪末汛期降水学术研讨会……
这个没有“神奇老人”参加的研讨会形成的“学术性结论”是:“今年夏季雨带位置北移,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南降水偏少。”(引自1999/5/25《中国减灾报》)到了1999年的6月3日,国家气象局对1999年夏季全国的气候趋势再次进行了会商,预测结论仍然是:“主要多雨区在淮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华北大部、东北大部及东南等地区,主要少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至江南北部一带。”(见记者蒋凤英1999/6《中国气象报》报道)
我国顶级气象专家们当年两次预报得出的学术性结论:长江流域少雨,黄河流域多雨。这都与“神奇老人”10年前所做的“长江特大洪涝,黄河严重干旱”的预报截然相反!
请注意专家和民间老人预报的区别:
一、民间老人预报1999年长江的洪水是“特大”,黄河的干旱是“严重”,使用的是这样极端的、不留余地的准确用语。也只有心底无私者,坚定的自信者,才能如此不擅中庸之道,做出不留余地的预报。
而权威专家预报降水只用“偏多”或“偏少”,一般不会使用“特大”“严重”字样。这样做预报是一种技巧,在预报的评分上可以多得一些分,准确率也会显得高一些。
二、民间老人是提前10年做的预报,这在中国气象史乃至世界气象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专家们却只是提前了两个月(第一次)、甚至是提前三四天(第二次)做汛期预报。
三、民间老人只是个被排斥在气象界之外的小人物、孤胆英雄;而权威们则是国内顶级气象专家,近百人。
许多熟悉老人的人都在担心:这回老人恐怕是凶多吉少——他面对的可是我国学术权威、顶级专家共同的“学术结论”。
民间老人真像一个“当代的唐吉诃德”,骑瘦马,挺长矛,独自挑战大风车……
(五)提前10年预言长江特大洪水的神奇验证
大自然不承认权威,也不偏袒平民,它只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行。
就在专家们再次预报“长江少雨”之后的第4天——1999年6月7日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次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特别是苏皖南部、赣浙北部已出现6天至8天暴雨至大暴雨天气。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6月份总降雨量普遍达300毫米至500毫米,部分地区达
700毫米至1000毫米,是常年同期降雨量的1倍至3倍,苏皖南部是常年同期的2倍至4倍。”
“入梅以来,上海降雨量已超过610毫米,为常年的4倍,是上海有气象记录126年以来梅雨总量最多的一次。上海市区万余户居民家中进水……”
“江苏省内河各站点水位均超过历史最高值。太湖水位达到了5.07米,比历史最高水位还要高出0.28米……”
“湖南暴雨滂沱,洞庭湖区均超出危险水位……”
“安徽宣城地区强降水造成山洪暴发,各水系水位骤然上涨,水阳江、青戈江全线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以上均引自《中国气象报》1999年6月底、7月初的报道。)
总之,1999年汛期的实况是,长江中下游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超过了当今人们熟知的1998年的大洪水,出现了长江流域典型的连续两年的“姊妹水”。只是由于媒体对1999年洪水报道力度没有1998年那么大,所以人们往往只记住了1998年那场50年不遇的大洪水,而忽视了1999年的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神奇老人提前10年预言的长江特大洪水奇迹般被验证了!
那么,黄河流域、华北、东北地区到底是“多雨”还是“严重干旱”?
请看《中国气象报》当年5、6月份一些报道的标题或导语:
“黄河源头干流扎陵湖至鄂陵湖段有史以来首次出现断流”
“黄河源头干流首次跨年断流”
“今夏北京降雨五十年最少”
“陕北旱情牵动省领导”
“黑龙江旱情严重”
“河北发生严重干旱”
“山西气象部门给省委省政府一份重要气象报告称,今年的特大干旱确实是几十年少见的。”
“热浪袭击内蒙古草原”
“河南夏季累计降雨量显示:全省20多个县、市降雨量不足50毫米,还不到历史同期的20%,有的县降雨量只有3毫米至20毫米”。
如果把发生特大洪涝和特大干旱的省市分别画两个大圈,就可以看出,洪涝区恰恰是长江流域,干旱区恰恰是黄河流域、华北、东北地区。够了!天气实况和媒体报道都证明了这位老人的提前10年的气候预测惊人的准确;而近百名专家的提前两个月的“学术性结论”预测和国家气象局的提前三四天的汛期预测(6月3日预报当年6月至8月的气候)却惊人的错误——完全报反了!《中国气象报》的委婉措词是“今年(1999年)的汛期长期天气预报与实况出入较大”,“今年大气环流在人夏以后出现了异常,导致气候预测失误。”
为尊者讳,是国人的美德(也有人说这是虚伪)。本来是完全预报反了、大错特错了,却要称之为“出入较大”;“预测失误”了,不是专家的错,而是由于“大气环流出现异常”,真给权威们留足了面子。
提前10年预报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而且准确得如同“神仙”?这听起来像个神话故事,几乎没有人相信,也没有理由让人相信。
谁能证明他的确做了这个预报,而且提前了10年?
据了解,1992年,国家气象局曾发专函给这位老人,特邀老人携带论文参加学术交流会。
老人把这一惊世骇俗的预报,写进他的论文——《江淮洪涝成因与长期预报实践》。由于老人没有钱去参加会议,只把论文寄给了大会材料组。
可惜的是,可能由于老人人微言轻,加上提前预报八九年以后的“特大洪水”令人不可思议,没有价值,这一堪称神奇的预报论文,不仅没有在1992年的会上被宣读,更没有给予刊发……
在那次国内百名专家参加的1999汛期预测会上,“神奇的民间老人”却无权参加……
“有些人”则可能说没有收到过老人的论文,或者说已经找不到了……
果真如此,老人的带有传奇色彩的预言,死无对证……
还好,新闻界和文学界时常做出一些反权威的令人刮目相看的举动。1990年,《北京文学》第12期刊登了石中元的一篇报告文学《奇人栾巨庆》,文章中就有老人预言1999年长江特大洪水的记载。
但有人会说,报告文学不是学术论文,在科学上不足为凭……
庆幸的是,山东《昌潍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年第11卷第2期28—32页上刊登了神奇老人的论文,证实老人预言了1999年的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和黄河流域的“严重干旱”。
人们应该感谢《昌潍师专学报》的编者,是他们的宽容、“大胆”和慧眼,让一个伟大的预言留下了文字记载。否则,“某些人”又会说老人的预报“是假的”“是事后做的”……
这位敢于向英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以及当代气象界权威人士挑战的伟大的气象预言家到底是谁?他就是在我国气象、天文、地震界大名鼎鼎的普通人——山东寒亭地震与长期天气预报研究所所长,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吉文林业局退休工人,今年(2003年)已经78岁的栾巨庆。
(六)黑夜,不会因为公鸡不叫就不亮天
目前,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发布长期天气预报,但准确率普遍不高。因为,气象科学家还不能掌握大气环流异变的内在规律。“不仅是我国,就是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也无法做出准确、定量的长期预报。”(《中国减灾报》1999/5/25)
美国《科学新闻》周刊也曾发表类似的感叹:“大气的混乱无序使气象员们大伤脑筋,即使他们有幸使用功能非常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也不能奢望提前一个月预报天气晴雨变化。”
据悉,“美国、日本发布季度预报,准确率还不如我国高。有资料介绍说,日本的季度预报准确率在50%左右。”(《中国气象报》1999/10/21)
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正式发布超过一年的“长期气候预测”。
80年代以前,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内,都认为长期气候预测是“不可能的”。那时长期气候预报争论的焦点是“是否能报”;但我国强调“需要第一”,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1998年,我国气象学家“一致”给出长江流域“降水偏多”(专家预报不说“特大洪涝”、“严重干旱”,只说“降水偏多”、“降水偏少”)的信息,就算是成功地预报了1998年长江流域的大洪水,受到国家和有关部门的表彰。然而,第二年(1999年)汛期预报的“学术性结论”,把气候完全预报反了,又让他们全体“没面子”了……
世界各国的气象工作者都是只预报本国的天气。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中国的栾巨庆。他认为,天文因子影响的气候是大背景的、全球性的。他曾经4次预报南半球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特大洪水,其中有3次预报被验证是准确的。只有一次没有发生洪水,栾巨庆说,那是因为大雨都降落到澳大利亚的沙漠上了。
记者曾经问栾巨庆,为什么他只预报澳大利亚的,而不预报美国等国家的特大洪水?栾先生答到:他找不
到国外的气象资料,所以还没有找到国外的天象和气象的规律。而且美洲、非洲的河流主要是沿地球经度流向,而我国的河流主要是沿纬度流向,天象与气象规律可能与中国有区别。但是澳大利亚不一样,它四面环水,只要有较多的行星对应,就可能暴发洪水。
栾巨庆提前10年奇迹般准确地预报了长江流域的“姊妹水”,而那些预报错误的专家没有一人向栾巨庆祝贺,没有一人来向栾巨庆请教,没有一个组织给栾巨庆请功,更没有哪个单位给他发奖金……
这不能不让人们感到不解和遗憾。
那些大专家们虽然多数人没有见过栾巨庆,但应该都知道有栾巨庆这个人。因为栾巨庆已经与当今天文、气象界抗争了40年!
但是专家们头脑中的栾巨庆是被某些人“妖魔化”了的栾巨庆,是在中国权威的气象杂志上被批判、丑化、诬蔑过的“学术骗子”。他们绝大多数并不知道真实的栾巨庆是什么样子,可能也没看过或看不懂栾巨庆的著作,没有研究过栾巨庆的预报方法,所以他们早已有了先人为主的偏见。在他们看来,民间的、使用“土”办法的栾巨庆,预报错了是正常的,预报对了,那是偶然的。
气象界、地震界在栾巨庆堪称神奇的长期预报面前形成“统一战线”,集体保持矜持和沉默。不说你对,因为说你对,可能犯错误;也不说你错,因为说你错,也可能犯错误;什么也不说,永远没错误。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曾经对栾巨庆穷追猛打的、写联名信的12名权威人士也开始默不作声。
但是,黑夜不会因为公鸡不叫就不亮天。谁也无法否定栾巨庆一次又一次的、惊人准确的、用“偶然”无法解释的超长期的天气预报。
终于,有人试图解谜了。
(七)没有鲜花和掌声的“世界冠军”
山东潍坊科委决定为栾巨庆举办一个科研成果鉴定会。
潍坊是栾巨庆的老家,那里有他爷爷住过的百年老屋,至今犹存,但已是人去屋空,徒增凭吊之慨,只有门前的绿树常青。
潍坊有四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一、潍坊是世界“风筝之都”。每年都举办“国际风筝节”,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二、潍坊还是传说中“嫦娥奔月”的故乡。据说,这里的庙台古迹就是当年嫦娥飞天奔月的出发地。
三、这里的一些老人至今还保留着“量月影,测年景”风俗。每年正月十五月圆的午夜,人人不眠。女人要熬稀粥喝,有丰收年的日子不忘欠收年之意;男人要在地里垂直地树起一个扁担或木杆,然后用尺来量月光下木杆投影的长度,以此预测当年的年景。
这一习俗不知沿习了几千年。
老人们说,月影太长(长达五寸)或太短(短至寸五)都不好,只有月影在三寸左右时,才有好年景,风调雨顺。这实际上是民间测量月球轨位的土办法。月位过于偏南或偏北都会在月影长度上反映出来。这是民间对天文与气象关系的经验总结。
传说,在1640年崇祯年大旱时月影最长,超过五寸;而1877年光绪年大旱时,月影最短,不足一寸五。这两次大旱,每次都是亢旱三年,草木不生。
四、潍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诞生了栾氏祖孙俩,他们都是一生痴迷于夜观天象,预测风雨。
潍坊人似乎与天和月有不解之缘。潍坊的这几个特别之处,全都与天和月亮有关。看来,天文气象学的两代奠基人——栾来宗、栾巨庆都诞生在潍坊,并非偶然。
“量月影,测年景”的习俗至今还在流传,大概是因为受栾来宗和栾巨庆祖孙两代人影响的。但是当年栾来宗是否因为受了这种习俗的影响才去研究天文气象的,现在仍是个未解之谜。
潍坊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栾巨庆的“行星对应区”预报法,一旦被世界承认,栾氏祖孙两代人,追求真理、前仆后继、百折不回、持之以恒的传奇故事,将成为中国和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栾来宗的祖居和他亲手栽下的刺松,都将成为宝贵的文物,变成当地新的旅游亮点。
潍坊将因栾来宗而发财,中国将为栾巨庆而骄傲!
潍坊市寒亭区区长李英文对栾氏的天文气象学坚信不移。他求贤若渴,1990年派人专程把在内蒙古大兴安岭退休的栾巨庆请回寒亭,专门为他成立了“潍坊市寒亭区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研究所”,并为栾巨庆解决了住房,安排了他惟一的儿子的工作。
李英文的爱才之举,解除了栾巨庆的后顾之忧,为栾巨庆此后20年的研究工作铺平了道路。在目前的中国,没有行政官员的支持,任何科学研究都难以为继。
后来,该区长离任,没有了资金来源,研究所的工作陷于瘫痪……
再后来,寒亭区科委又以《气象法》禁止个人和非专业气象部门做天气预报为由,一纸令下,干脆收回了这个来之不易的研究所的办公室……
《气象法》竟然成了限制学术自由、保护学术垄断的工具——这大概是法律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1993年,山东潍坊科委为栾巨庆组织了一次名为“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的科研成果鉴定。参加鉴定的专家均为来自国家气象卫星中心、中国气象科学院、地质矿产部地质力学所、潍坊市气象局、潍坊市地震局、中国人民大学、昌潍师专的天文、气象、地震、地质、地理、高能物理等学科的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专家鉴定,一般都是冷冰冰的理性分析;但是专家对栾巨庆成果的鉴定却是既有理性的分析,更有激情的赞颂,表达了专家对栾巨庆先生科研成果的由衷敬佩和惊讶。
专家们一致评价栾巨庆的成果为“世界先进,国内领先”,建议将栾巨庆的科研成果纳入国家研究计划,加快研究、推广步伐。
鉴定技术负责人、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后因妻子无法进京而调回山东潍坊的气象高级工程师马玉堂,在“鉴定意见”一栏中亲笔写到:
“《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一书,是作者长期从事天体运动与地球自然灾害关系研究的总结与结晶,是一部独具科学见解的著作,尤其对超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
“该书应用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等诸多学科的原理与方法,以星体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观点,论述了异常气候和地震与星体(主要是行星和月亮)时空分布特征之间的联系及其规律性,建立了以‘行星对应区’为主要依据的长期天气、地震预报方法。该方法立论科学、使用方便,特别是由于星体天文数据的超前可知性,便使得天气、地震的年际以上的超长期预报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创举性结果。
“该方法预报准确率较高。多年预报实践检验结果准确率为70%—80%之间,达到气候预报世界领先水平,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居领先地位。”
世界气象组织把小于3天的预报称为“短期预报”。
短期预报,美国、日本、俄国以及中国等国家都已经达到比较令人满
意的、基本准确的水平。
世界气象组织把大于10天的预报称为“长期预报”。我国又把长期预报称为“短期气候预测”,是指一个月到一年的天气预报,主要有月、季度、年度三种预报。
长期预报,世界气象部门一般只有提前几个月的天气展望或汛期气候预测,供内部参考或学术研究之用,基本没有正式发布的超过一年的天气预报。许多发达国家谈到长期气候预报水平时都“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明确的正式声明。
据国家气候中心权威人士的“自我”评估,我国的长期天气预报平均准确率为60%—70%,处于世界前列。
目前世界气象组织还没有“超长期天气预报”的定义,当然也就没有“超长期天气预报”水平的纪录。
栾巨庆把超过一年的预报定义为“超长期天气预报”。
我国虽然有个别部门的研究人员曾做过一年以上的气候预测,但大都是内部试报,不做正式发布,因此也没有预报水平的记录。
栾巨庆独创的一年以上甚至是10年以上的超长期天气预报,并登报、出书、公开发布(现在看来是有违《气象法》的),这在全世界至今还没有先例!
因此,在超长期天气预报方面,栾巨庆的预报的准确率就是世界最高纪录。
(请注意:我国的也是世界水平的“长期”预报准确率是60%—70%;而栾巨庆的“超长期”预报准确率是70%—80%,其水平已经远远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不具有可比性。)
更难能可贵的是,栾巨庆的预报方法,“对极端性的异常旱涝更明显地反映出来”(马玉堂语)。也就是说,他预报特大的旱涝准确率更高。
世界各国都承认:暴雨预报的准确率水平很低。
在短期天气预报上,国家气象台以及省、地级气象台的预报理论和预报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栾巨庆对此表示佩服。但是在长期天气预报上,栾巨庆是当然的“世界冠军”!
在当今长期天气预报走进迷宫的气象界,这样的预报方法和预报成就,应该不亚于扔了一颗原子弹,引起巨大的冲击波……
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如同袁隆平、吴文俊、王选等一样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成果……也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和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一样角逐诺贝尔奖的伟大贡献……
按照平民的思维,大家都认为:应该有鲜花和掌声迎接栾巨庆……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
潍坊科委把专家们集体的鉴定意见报到省科委,要求省科委向国家科委申请做更高一级的鉴定。
省科委把专家鉴定转到省气象局,要求气象局拿出意见。省气象局认为栾巨庆预报法在北京有很大争议,拒绝拿出意见。
其实,省气象局不敢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一个民间老头儿所做的长期预报竟能超过省级和国家级气象台甚至世界气象界的长期预报水平。
拒绝拿出意见,就等于是否定性意见。
在潍坊市,人们听说省气象局否定了栾巨庆的预报法,社会上便有传言,说栾巨庆是个“骗子”……潍坊科委和寒亭区政府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日后,专为栾巨庆设的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研究所被撤销也就自然而然了。
一些不知情、不了解、不研究栾巨庆的专家,就这样以沉默否定了知情的了解和研究过栾巨庆的专家的鉴定结论。
潍坊科委组织专家做出的鉴定结论,就这样掉进了“黑洞”……
栾巨庆知道,宇宙中有一种天体叫“黑洞”。黑洞虽然没有外在形体,摸不着,看不见,但是它却有着惊人的能量。它可以把任何靠近自己的天体一口吞掉,就连逃逸速度达每秒30万公里的光也不能例外幸免。
一颗本来应该高高升起的耀眼的行星,却掉进了偏见的“黑洞”,了无声息……
栾巨庆和现代科学界两者之间因此无法对话,互不沟通,彼此间恍如隔世!
(八)我国文、武祖师皆为观星测雨大师
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栾巨庆在山东农村被当作“地主分子”接受改造时,曾根据天象规律,向生产队队长预报“明年将有伏旱,蜜虫成灾,建议早做灭虫准备。”身为造反派的生产队长训斥道:“国家那么多上过大学、留过洋的专家教授难道还不如你一个农民?你要能做预报,还要那些专家干什么?”
后来天气实况证明,栾巨庆的预报相当准确。没有听从栾巨庆建议的生产队,蜜虫泛滥,高粱几乎绝产,连高粱秸杆都烂掉了;而栾巨庆的同学,当华疃三队小队长的栾信宗,听从了栾巨庆的建议,悄悄地做好了防旱灭蜜虫的准备,当年的高粱大丰收。
记者于2003年10月中旬去栾巨庆的老家——潍坊华疃采访时,当年的小队长、已经70多岁的栾信宗仍津津乐道:“那年,我们偷偷地现买了几台喷雾器,在蜜虫未长成时就提前打药。别的生产队还奇怪:没虫子打什么药?到了秋天,我们华疃三队可风光了,别的生产队不但高粱绝产,连高粱秸杆也让蜜虫蚀得连牲畜都不吃,盖房子更不行。我们三队的秸杆成了宝贝,卖到粮食一样的价钱。”
就连当年参与打灭虫药的栾松盛(今年已81岁),当时也不知道,还没有虫子为什么要打药。他说:“那年代谁敢听从一个‘地主分子’的预报?那可是‘阶级阵线不清’的大罪名啊!我们丰收了,还不敢说是因为听从了栾巨庆的建议。巨庆那些年受的委屈可真是太多了!”
然而,当年造反派队长那一番颇有代表性的偏见,如同巨大的阴影,牢牢笼罩着栾巨庆的60年预报实践!
直到如今,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平民、亲戚、朋友几乎都用这个偏见质疑过栾巨庆,当然专家也不能例外——栾巨庆毕竟只是一个仅有小学学历的农民、工人。
21世纪的专家对栾巨庆的质疑有了更多的理由——我们有那么多气象卫星、气象雷达、高倍天文望远镜,有那么多大型计算机、卫星云图,有那么多高科技人才、资深专家,难道还不如一个一无所有的民间老人?
然而,专家们产生偏见的原因不仅仅在这方面,他们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对现代气象学的迷信上和预报思路与“栾巨庆预报法”的对立上。
现代气象学中是“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在权威的现代气象学教科书上,根本不承认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秘书长、山东师范大学的李宝鸿教授,他根据栾巨庆的《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一书编写成讲义,给地理系的学生讲授天文与气象以及与地震的关系。但这只是中国气象界的一个局部现象。
专家们的“不承认”是有“科学”依据的。他们依据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他们认为,太阳和月球的引力虽然能够引起大海的潮汐,却不能引起大气层起潮,更不会引起大气环流的改变。如果月球能影响大气环流,那么阴晴雨涝就会有朔(阴历初一)望(阴历十五)的周期,而实际上
天气变化中没有发现朔望周期。
如果离地球最近、引力最强的月球都不能影响阴晴雨涝,那么引力不及月球万分之一的遥远的行星就更不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变化了。
万有引力没有错。但是,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做出的天文与气象关系的结论是否有错,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气象预报否定天文因子的作用还有经验的依据。
夜观天象而知风雨,是我国传统的天文气象学。天文气象学的鼻祖应推伏羲氏。他仰观天象,俯查物候,画出八卦图,这已经找到了一年四季正常变化的规律;到了神农氏,他将八卦定为八节,即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就是根据太阳的视运动找到的“天气正常变化”的根源,并以此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年“四时八节”气候预报图。
黄帝时代已经发现五大行星能引起天气的“非正常变化”。《黄帝内经》说:“水泉涸,物焦槁,上应惑星(火星)”;“风雨大至,泉涌河衍,上应岁星(木星)”等等。
商周时代进一步发现月球与恒星的关系。如《书经》上就有“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亮走到箕星时刮风,走到毕星时下雨)等天文气象谚语。
列国时代,一文一武两大先师,都是观星测雨的高人。孔子曾有“月离于毕必滂沱矣”(月亮遭遇毕星,必然下滂沱大雨)的判断。孙武子曾有“月于箕、壁、翼、珍,风起之日也”(月亮走到箕、壁、翼、珍四个恒星的时候.就是刮风的日子)之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司马懿等大军事家都擅长“夜观天象,预测风雨”。他们都知道:“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月内必有大雨淋漓”,“月掩毕宿五”,即有大暴雨等等。诸葛亮根据星象预测而有的“七星坛借东风”、“草船借箭”等故事在国人中妇孺皆知。
巧的是,世界上有类似的天文气象文化的几乎都在文明古国。
——古埃及,他们总结的经验是:当天狼星升起的时候,尼罗河就要发大水。
——古巴比伦人有“轸宿为风星,昴宿为雨星”记载。
——“按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气象学》中的说法,当初气象学所研究的内容包括许多现在称之为天象的东西。”(摘自英国人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1章)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2003年10月,笔者去内蒙古呼伦贝尔采访我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使鹿鄂温克时,发现人称“老酋长”的70多岁的女猎民玛利娅·索,竟然也懂得用月亮轨位测年景。因为语言不通,笔者不知道她是如何测量月亮轨位的,但是她老人家看了一会儿月亮之后,神秘地告诉大家,说今年冬天可能下很大的雪,年景不好。她的这个预报与栾巨庆的预报不谋而合。
有人说,这是玛利娅·索跟她的一个当过“萨满”的亲戚学的。
“使鹿鄂温克”在解放前处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末期,至今仍然过着半定居、半游猎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靠放养驯鹿,因而被称为“使鹿鄂温克”。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只能靠一代代口口相传。由此推断,天文气象学是否在原始社会就开始发轫?
人类的祖先在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和现代气象学理论的古代,靠的就是观察星星和月亮的方位布局来预测风雨旱涝,以规避自然灾害,从而在漫长的历史经验中逐步产生、发展了天文气象文化。
天文气象文化都产生在文明古国,似乎不是偶然的。
譬如我国,气象资料的记录可以追溯到3700多年前。在《河南府志》中就有“汤廿四祀……时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的记载,说的就是公元前1759年——公元前1753年的七年连旱,当地著名的大河都干涸了。这几千年一遇的奇异大旱的记载是全世界惟一的。
中国的天文学至少也有3500多年的历史。“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中国的天文纪事、新星、太阳黑子皆非常正规地观测了许多世纪。中国的天文学在公元前后各十五个世纪中是世界最先进的。”(摘自英国人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那些虽然经济发达但历史短暂的西方国家,不可能产生这样需要几千年文明积淀才能孕育的天文气象文化。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现天体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从而否定天文气象的本质原因。
然而,这些古代流传的“箕星好风,毕星好雨”等谚语和“月之从星”“月离于毕”等天象,经现代人的多次验证,并没有发现与风雨旱涝有科学的对应关系。于是现代气象科学断言,这些天文气象谚语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说法。观星测雨“是人类文化早期的迷信活动,属无稽之谈”。(引自《气象概论》,1987年气象出版社出版。)
孔子、孙武子被誉为中国的文、武“至圣先师”,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后世中外之人皆仰视不已。
说孔子、孙子是“迷信”的国人,当属数典忘祖;说他们是“迷信”的洋人,恐怕才是现代科学的“迷信”者。
(九)“专门家多悖”?
我国传统的天文气象学,是在西方现代气象学崛起之后被割裂分家了。“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成了金科玉律。如果谁再用星体运动来预测天气,科学家就会以轻蔑和怜悯的眼光瞟他一眼,然后就再不理睬他了。
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越来越信任专家,越来越迷信权威。只要专家说了,我们几乎不必再思索,就唯其说为真理,盲从就是了。
可是,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告诉我们,许多专家权威们常常冒一些“瞎子摸象”式的“胡话”……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专门家多悖。”
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宣言》里列举了一系列“专门家多悖”的例子:
在飞机发明之前,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勒让德(用三角法测量月地距离第一人)、德国大发明家西门子、能量守恒原理发现者赫尔姆霍茨、美国大科学家纽康等资深权威都纷纷断言:根本不可能发明什么飞机。因为科学充分证明:比空气重得多的机械绝不可能飞起来!
1943年,IBM公司董事长托马斯·沃林告诉人们:5台计算机足可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
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福煦元帅对刚刚面世的飞机下断言: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
1899年,美国专利局的那个委员下令拆除办理专利的办公室,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SARS,中国人也称之为“非典”,曾经横行中国大地,令人闻之色变,近之胆寒。现在世界公认这是由于一种“冠状病毒”传染的急性非典型肺炎,“冠状病毒”是元凶;而在“非典”肆虐初期,国内某生物学院士却说元凶是“衣原体病毒”,而已经发现了“冠状病
毒”的学者居然默不作声……
这些专家的断言,现在看来都是悖论和胡话,而曾经却是金科玉律,不容侵犯。
“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的定论是不是悖论?它主宰了天文气象界几百年而少有逾越者。谁能说不是专家的定论阻碍了气象学的发展?
布鲁诺因为宣传日心说被罗马教皇活活烧死,那是由于宗教的统治;如今,天文学虽然从神学和宗教中分离出来,但谁能保证,那些冲击现代科学的新学说不再被新世纪的“教皇”压制和扼杀?谁能保证,现代科学权威不能做起“科学的教皇”,祭起“科学宗教”的大旗……
幸好,70年前的栾巨庆还只是个农民的孩子,没有受过专家的正规教育,他并不知道专家的定论或悖论。幸好他不知道,否则,他也可能像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象工作者一样,不会走这条没有希望的“死胡同”。
如果没有人去闯一闯“死胡同”,那么,为现代气象学指点迷津的“天文气象学”很可能还在“胡话”中尘封,走入迷宫的长期天气预报还在黑暗中摸索。人类气象学的进步可能要迟滞几百年。
在未知的“科学大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瞎子”,我们摸到的“大象”只不过是一根柱子、一堵墙、一条绳子……
(十)长期天气预报走入了迷宫?
在长期天气预报上,国家水平和栾巨庆水平的差距如此巨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
栾巨庆只是一个人在做预报;权威们是近百人。如果加上为他们服务的气象工作者那就是上万人共同做预报。
栾巨庆只用他的头脑和经验做预报;权威们是用大型计算机、卫星云图、气象雷达等一切现代化手段做预报。
栾巨庆是提前1—10年做天气预报;权威们只是正式发布提前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天气预报,最长的是不超过一年的气候展望。
栾巨庆做的是“特大洪涝”、“严重干旱”这样警示性强、使用价值高的预报;而权威们一般只是做“降水偏多、偏少”的含混模糊的预报。
栾巨庆的长期预报水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建国以来,1954年-1999年的45年间,长江流域发生的9次特大洪水,他预报对了8次。
我国权威部门长期天气预报的水平,目前还没有看到权威的数据,但似乎也可以用两句话概括:1998年的洪水基本预报对了,1999年的干旱、洪水预报近百名专家则完全报反了。
近百名专家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而是代表着国家的水平,也许还代表着长期天气预报的世界水平。而民间老人却仅仅代表栾巨庆自己。
国家水平和民间水平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在栾巨庆面前,全世界的气象权威都应该检讨和反省了:现代气象学出了什么问题?长期天气预报是否走进了迷宫?
新中国的长期预报工作,经历了由简单的经验统计分析到数理统计分析,再到物理统计分析,“九五”期间启动了动力气候模式研究,使预报进入了动力气候模式和物理统计方法相结合的新阶段。尽管如此,长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仍然难有大的突破。
目前,我国气象科技工作者主要借助于大型计算机、气象雷达和气象卫星,从海洋环流、大气环流、高原积雪、季风强度、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降水和气温资料等因子分析天气变化。
在国家气象部门,虽然也有以天文因子做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人员,他们只不过是对民间预报方法进行研究,也因为他们的预报准确率不高,所以很难进入到国家权威气象预报的主流。
1998年,我国气象界提出影响汛期旱涝的“五大要素”,即东(海洋)、西(高原)、南(季风)、北(阻塞高压)、中(副热带高压)。他们正是运用这“五大要素”成功地预报了1998年的大洪水。他们本以为摸准了长期气候预测的脉搏,然而,他们也是用同一方法“五大要素”却把1999年的旱涝预报反了……这是否说明,“五大要素”并没有包括影响汛期旱涝更重要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要素?
对此,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赵振国认为:影响汛期旱涝的因素很多,相互关系又非常复杂,造成汛期旱涝的主导因素是什么难以把握,必须下力气研究主导因素。看来,“五大要素”不包括主导因素,或者不知道哪一个是主导因素。
主导因素到底是什么?
这是个世界性难题,是世界气象工作的难点,多少专家学者望之兴叹!
世界各国气象工作者在解释天气现象的原因时,总是说“副高”(即副热带高压)如何、大气环流如何……听得人云里雾里的。至于副高和大气环流为什么这样,对不起,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解释,说了等于没说。
各国气象工作者在做了错误预报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措词是:这年的“大气环流出现了异常”。
似乎出现异常,就应该报不准,就不算预报错误。至于为什么异常,对不起,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别拿来考我。
栾巨庆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根本就不存在“异常”!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上帝不玩骰子。”任何偶然都有必然的因素,任何异常都是正常的反映。所谓异常,实质是观测者的错位。
值得忧虑的是,世界气象界至今没有找到长期预报难题的“突破点”在哪里。我国气象部门在总结1999年的错误预报时,仍然在说“今年的汛期的长期预报出现了失误,但这并不意味着预报思路是错的,它缺乏的只是技术上的突破。”(《中国气象报》1999/10/21)
世界气象组织认为:长期天气预报取得成功的可能途径是数值模拟(有物理依据的数值预报方法)。中外气象工作者在提高长期天气预报准确率方面,考虑的都是“技术上的突破”,而不是“思路”上的突破。近百年来,由于大型计算机、气象卫星、气象雷达、卫星云图等等高新技术在气象预报上的应用,应该说,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多次的飞跃和突破,并且的确使短期天气预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遗憾的是,众多新技术的应用,却未能使长期天气预报水平有任何值得炫耀的提高……继续在“技术”上绕圈子,而不是在“思路”上找出路,长期预报能够走出迷宫吗?
当全球气象界的长期预报还在迷宫中摸索的时候,栾巨庆却似在担当指点迷津的“领航者”。在他看来,气象界缺乏的不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恰恰缺乏“思路”上的突破。
(十一)“栾巨庆猜想”
栾巨庆的长期天气预报“思路”与当今气象界截然不同。
栾巨庆用自己的理论假说和50年的预报实践证明:他找到了影响汛期旱涝的主导因素,找到了影响大气环流异变的重要的、也可能是根本性的因子。
在牛顿的万有引力不能解释气候变化的无奈中,栾巨庆从法拉第的“场论”中得到启发。他认为,宇宙间充满了磁场。地球就在这个大磁场中
运行。太阳、行星、月亮比遥远的恒星对地球有着更强的“磁电感应”。
太阳是地球气候的主宰者,它运行轨迹的变化决定着地球一年四季的变化。
行星和月亮充当着宇宙磁场,特别是太阳磁场的“磁介质”,对地球进行“磁电感应”。
由于八大行星、月亮的阵形和方位的不同变化,导致太阳对地球某一纬度的磁电感应强弱的变化,这种感应的强弱又可以造成不同纬度温度的变化,从而导致大气环流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磁电感应的强弱变化正是决定旱涝强弱的主导性因素。
在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引力效应被现代科学否定之后,这是栾巨庆独辟蹊径,创立的磁电感应影响气象的学说。
这一假说,目前还不能被科学证明,但也不能证明是伪学说。它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中不断被验证。
实践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
栾巨庆的理论假说被媒体称为“栾巨庆猜想”。他根据星象预报气象、地震的方法,被称为“栾巨庆预报法”。
1988年,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报告文学》第4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笔者的报告文学《栾巨庆猜想》;同年《新华文摘》第6期全文转载。栾巨庆和他的天文气象、天文地震学说曾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这一“猜想”的指导下,栾巨庆发现了星体磁电感应作用力的“对应区”。发现这个对应区实属不易,为此栾巨庆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南始——北纬23°的广州佛山。
北至——北纬53°的黑龙江北极村漠河。
东抵——东经122°的上海。
西达——东经100°的青海湖。
他跨越了20多个地理经度和30个地理纬度,行程数万里,考察行星磁电感应作用力的区域。当然,这一切都是自费的。
经考察,他终于发现:行星影响地球气候的作用点,不是像“万有引力”那样在“星下点”垂直作用,而是弯曲的。在南半球,向南弯曲;在北半球,则向北弯曲。南北弯曲各约20个地理纬度。
栾巨庆把这个磁感应偏移的区域,叫做“行星对应区”。比方说,某行星直射(垂直对应)北纬20°时,它影响气候的区域不是在北纬20°,而是在北纬40°;如某行星直射南纬20°时,行星对应区就是在南纬40°。而且纬度越高,磁力线的弯曲度越大。
这完全是栾巨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考察观测的结果。
那么,磁感应的作用点为什么偏移?栾巨庆的解释是:由于地球两极的磁力大于赤道的两倍,从而使外来磁力线弯曲。
“行星对应区”的位置也正是行星直射纬度区的两倍。
至于我国古代先人的天文气象谚语为何今日不再应验?栾巨庆解释说,从孔子、孙武子至今已逾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由于黄道上的春分点在两万五千年里西移一周,从而形成恒星的东移一周,如今的春分点与原来恒星位差了约30°,可谓“时过境迁”矣。拿古时之谚语验证今日之气候,岂非“刻舟求剑”?
也许,正是由于磁感应作用点的偏移和春分点的位移,跟现代科学捉了“迷藏”,才使近代和当代科学家没有找到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从而使天文学和气象学分道扬镳了近千年。
当现代气象学走入迷宫时,是否可能从“栾巨庆猜想”中找到出口?
(十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当今我国气象界预测气候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是:海洋环流、大气环流、高原积雪、季风强度、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降水和气温资料等因子。
近年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在气象预报中引入天文因子,如太阳黑子、磁暴、引潮力共振等等,但这些终究没有进入现代气象预报的主流,只能算是游离于正规部队之外的“游击队”。
可以说,专家们只是在地球本身绕圈子,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地球之外的因素。用一句刻薄的话来说,气象学家只是坐井观天,看到的只是大气环流,没有跳出地球去看大气候。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整个宇宙或太阳系中,地球,包括大气层的变化只能是内因,而太阳系乃至宇宙的运动才是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外因?现代气象学是否钻进了“只考虑内因而忽视外因”的死胡同?在一个死胡同里,即便是最先进的理论、技术、设施也难以有所成就。
是否可以说:内因是天气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天气变化的条件。只有外因的条件具备了,内因的根据才能在变化中起作用?
栾巨庆的思路则主要是从宇宙、太阳系、行星与地球的整体联系上,从宏观的角度上、从外因的条件上去分析和把握天气变化。这是否就是他擅长预报超长期的严重旱涝的原因?
山东省的气象高级工程师马玉堂评价“栾巨庆预报法”时称:“该方法不仅有独到之处,还有特殊之处,越是极端性的异常旱涝就越能明显地反映出来。”
目前,全球气象界主要是在微观上、内因上、地球自身因素上寻找气象变化的原因,或许这就是他们擅长短期的、近期的预报而无法做长期预报的原因?
一个注重宏观的因素,一个注重微观的(对于宇宙来说,地球也只是个微观世界)因素,是否这就是造成他们长期预报水平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如果把这两种思路和方法结合起来,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长期的和短期的天气预报水平?
栾巨庆60多年的预报实践可以证明,栾巨庆的确找到了影响天气异变的重要因子或者根本性因子。如果不是从“偏见”的角度,而是从“无知”的角度,我们大概能够得出肯定的判断。
“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的经典气象学在这里受到栾巨庆的严峻挑战。也正是由于这样面对权威的挑战,才使栾巨庆陷于弱者的境地,半个世纪以来被排除在气象界之外。
在全世界长期天气预报的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预报水平仍极低的今天,单凭这一点,栾巨庆就有资格立于世界气象预报之林,他的理论和方法就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必要性。这一点,连外行人都看得很清楚,然而气象界却似乎不明白。栾巨庆的无奈,很像那个著名的“辛普森案”结案后大法官那句话:“全世界都看到了辛普森双手的鲜血,但法律不能说看到。”
如果套用这句话就是:全中国都看到了栾巨庆的成功,但气象界仍然说没看到。这真是应验了列宁曾说过的一句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权威们很难承认自己的偏见。承认错误,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自我否定。权威们当然肯定不是无知。
如果排除了偏见的和无知的因素,那么就还剩下一个因素——品德。(优良的品德应该是:我爱面子,我更爱真理;丑恶的品德则是:面子第一,真理其次。)
在真理面前,国家权威能否放下架子,去拜一个民间老人为师?
这可是需要更大的勇气!
(十三)有相似的天象,便有相似
的气象?
栾巨庆似乎是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1925年他诞生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小商人,爷爷是前清的贡生,名叫栾来宗。
当时的贡生是可以“捐官”(即如当今的买官)来做的,但是栾来宗的一生,不爱功名利禄,只好观天测雨。
栾来宗从历史中知道崇祯十三年的大旱,他又亲身经历了光绪三年的大旱。这两次大旱都是亢旱三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这使他刻骨铭心,终生不忘。另外,封建剥削制度的丑恶,更加重了大旱带来的灾难。他曾题诗于村庙墙壁之上,诅咒吃人的封建社会:“何日见钟馗,振臂鞭魑魅。”
光绪十四年,栾来宗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他曾记下:“自六月三十,大雨倾盆三昼夜,七月初三,七河交流,潍北平原尽成泽国。”具有中国知识分子报国为民良知的栾来宗想:如果能预知风雨旱涝,让人们早做预防,不是可以大大减轻灾害造成的巨大灾难吗?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栾来宗坚信星象与旱涝有联系。他查找资料,研究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光绪三年(1877年)发生的两次大旱,两次大旱相距237年。他亲身经历的光绪大旱之年的天象是几大行星全都不对应山东一带。他判断,天象变化有237年左右的周期,在崇祯大旱也应该是同样的天象。那么,有相似的天象就应该有相似的气象。
“有相似的气象,就有相似的天象;有相似的天象,就有相似的气象”,这是栾来宗对天象和气象关系的基本判断。
栾来宗为了验证这一判断,观星测雨四十年,直到离开人世。四十年中,他每夜观天象,每月记录天气,每年总结天文气象,从未有过间断。
四十年中,他也曾有过准确的预测,也有过令他十分难堪的预报,自然也少不了遭讽言冷语、白眼相对。可是他没有屈服和泄气,昂首向前走自己的路。集四十年观星测雨的经验,栾来宗写出了五万字的天文气象观测总结著作——《天文与农时》。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天文与气象关系的划时代的伟大著作,或可称为天文气象学的发轫之作。
他没有说“天文与气象”,而是说“天文与农时”,可见他完全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为了不再“饿殍遍野”而研究天象和气象的。
令人扼腕而叹的是,这本《天文与农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造反派当作“四旧”付之一炬……
所幸的是,栾巨庆至今仍能背诵其中的重要篇章。
栾来宗在《天文与农时》第五篇《论六十花甲与六十年天气周期》中写到:“以吾之见,日、月、五星定天气之异变。五星定旱涝,如棋之分胜负,虽取决于一子,众子皆相关焉。天气有二百四十年之大周期,从中若能得出相似之天象,即有相似之天气之规律,天气异变之预测,则有据矣。吾之所言,待大周期记录齐全时,是非自明。望后人继之以诚,遇难而不退,有成而不满,盈坷而后进,至诚而后神。”
栾来宗的设想是,天象有四个“花甲子”即240年的大周期(栾巨庆后来计算,这个大周期实际上是237年),气象也必有240年的周期。如果有六代人前仆后继,每代人观测记录40年,就可以记录下四个花甲子(240年大周期)天象和气象的对照,后人不就可以“按图索骥”预报天气、指导农业生产了吗?可是老人临终时,却找不到研究的继承人。
孩子们看到老人一生痴迷于观星测雨而穷困潦倒,一贫如洗,谁也不愿意再走父亲的老路。孙子栾巨庆当时还在襁褓之中,老人只好把《天文与农时》传给了自己的学生栾德修,让栾德修再继续选人往下传。
栾巨庆后来成了栾德修启蒙的学生。栾德修看栾巨庆从小聪明伶俐,肯钻研,爱思考,有恒性,就有意识地给栾巨庆灌输天文气象方面的知识,培养他在这方面的兴趣。
栾巨庆14岁的时候,通过一个庄严的仪式,跪拜发誓,接过了老师传给他的《天文与农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栾巨庆越来越有一种沉重感——他接过的绝不只是一本书、一个遗愿,而是一种责任、一个使命、一个需要以一生为代价的社会责任感。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继承爷爷遗志的坎坷之路,一走就是60多年……
“一条道儿走到黑。”这是家乡人对栾巨庆的评价。
当时栾巨庆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名叫栾云洲,也和栾巨庆一样痴迷观星测雨。人们议论说,栾巨庆爷爷是个“野巴”(当地方言,意即痴呆、傻子),栾巨庆跟着他爷爷“野巴”了,栾云洲是个聪明人,也跟着“野巴”了。
世界上如果少了这样的“野巴”,科学的巨轮就会转得更加缓慢。如果没有这种“野巴精神”,栾巨庆也决不会“一条黑道走到白”,走到光辉的科学前沿。
真理往往是“野巴”发现的,而“精明人”善于利用真理。
愚公创造世界,智叟经营世界。
在栾来宗逝世二十五年之后,栾巨庆结合现代科学成果,画出了两幅数百年前的——崇祯和光绪两个大旱年的“日地二心天象图”。
这两张相距237年的大旱年的“天象图”,其中的五星布局,果真惊人地相似!
“有相似的天象,便有相似的气象”。栾来宗当年的判断,终于被栾巨庆的“日地二心天象图”证实了。
(十四)中西合璧的“日地二心天象图”
栾巨庆靠顽强的自学走进庄严的科学圣殿。
科学只青睐在崎岖的小路上不畏劳苦的攀登者。
天文、气象、地理、物理、地质、历史、哲学、中医、周易……凡是他能买得起、找得到、看得见的有关书籍,他都要搜集起来,钻研下去。
歧伯、孔子、孙武子等等古代的天文、气象谚语;
牛顿的天体力学、法拉第的场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阴阳八卦、中医经络、五行生克、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当代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
各类知识,无不被栾巨庆兼收并蓄。他如科学海洋中的巨鲸,在万里遨游中吞吸着知识的鱼虾,在搏击风浪中锤炼无坚不摧的意志。
五千年积淀的文明古国的深厚的传统文化给了栾巨庆丰富的“土”营养;现代科学知识的积累又给了他丰富的“洋”营养。
栾巨庆的知识结构极其丰富完善——古今结合、中西合璧。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又有东方知识和西方文化的融会……
他的思维方式具有任何正规教育都难以达到的发散式结构,具有冲出权威定论、现代迷信桎梏的台风式的螺旋力。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比如,促使他产生寻找行星对应区理论的思路,竟然与中医的经络学说有关。他曾经跟父亲学习过中医针灸:银针扎在手上的合谷穴,却可以治疗脑袋上的病;那么行星直射在甲地,会不会在乙地产生影响?后来,栾巨庆发
现的行星对应区果真如此。比如,他认为,无论是哥白尼的“日心天象图”,还是我国传统的“地心天象图”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都不能很好地反映地球与行星、月球的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他要独创一个天象图,专门用于气象预报的天象图。栾巨庆是自学成才的6级钳工,画设计平面图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是,要画天象图,重要的是计算天体的轨道数据。只有小学文化的20多岁的栾巨庆曾经到山东大学,请教天体数据的计算方法。教授笑了,告诉他这需要掌握高等数学知识。可栾巨庆只学过小学算术。教授还告诉他,50年代,我们国家天文台计算天体轨道数据,需要40个人、40台手摇计算机,费时三个月,才能算出太阳系各大天体在下一年的轨道数据,也就是天文年历。
这是栾巨庆第一次听说还有天文年历。
天文年历,这就是天书啊!在50年代,栾巨庆对它是可望而不可求。可栾巨庆不信邪,靠着自己的执著至诚和聪明智慧,硬是运用简单的“算术”方法计算太阳和各个行星轨位。
笔者曾亲眼看他用土办法画“日地二心天象图”。没有计算机,没有天文年历,只有算盘、角度板、三角尺、格尺、圆规……
他根据日地距离、星日距离、公转周期等天文学常识,把星体运动数据都换算成围绕太阳旋转的角度,他在让太阳在图上围绕地球旋转的同时,又让行星在图上围绕太阳旋转……尽管数据不够精确,但是用它来研究天象的布局和行星与地球的距离,已经足够了。
“日地二心天象图”就是这样奇迹般诞生了。
在“日地二心天象图”上,只有围绕地球旋转的太阳的轨道是圆的,其他行星的轨道都变成了梅花瓣形。这让许多学者莫名其妙:行星轨道怎么不是圆的?栾巨庆说,这是需要人站在“天北极”上,以地球为座标,才能观测到的行星轨道路线。
栾巨庆是如何“站”到了“天北极”上观测?他说是做梦时“站”上去的。这实际是他几十年夜观天象,日积月累,几十年日思夜梦,灵感突现的结晶。
栾巨庆几十年来的苦修冥想,他已经把天象图装进了心中。他早已“胸有天图”。这应了他爷爷的一句话:至诚之道可先知,故至诚如神!
“日地二心天象图”是栾巨庆预报天气的“法宝”。所谓“二心”,即行星以太阳为中心,太阳以地球为中心。在“日地二心天象图”上,行星的冲、合、留、逆、行的运行轨迹都看得很清楚;与地球的排列组合、偏正远近、时间空间也可以一目了然地反映出来。
后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青年专家张庆祥,在80年代又帮助栾巨庆设计了“视赤经视赤纬直角坐标天象图”,弥补了“日地二心天象图”的某些不足。可惜张庆祥英年早逝,否则他会成为栾巨庆的得力助手。
有了这两种天象图和丰富的历史气象资料,栾巨庆就可以用某一年的天象图与这一年的气象资料相对照,从中寻找天象和气象的内在联系。
70年代,他开始使用有关科研部门给他的“天文年历”,从此不再需要每日夜观天象,也不需要用算盘计算行星轨道数据了。有了天文年历,他可以大跨度地向前推移数百年去验证天象和气象。
他着重研究几千年历史中奇旱、大涝年的天象特征,归纳推理出大旱、大涝的天象规律。
比如,山东一带的崇祯大旱和光绪大旱时,是八大行星都不对应黄河流域的天象,那么,无行星对应的流域就要大旱;又比如,通过对近百年来十几个长江流域特大洪涝年研究,发现这些年正是几大行星对应长江流域的天象。那么,行星集中对应的流域就要发特大洪水。
许多人一听说用行星天象预报天气,都以为是迷信,是占星术,甚至有人问“这是不是特异功能,是不是法轮功”,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其实栾巨庆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推理方法——叫“不完全归纳推理”。
由于天象变化无穷,再加上技术手段有限,目前,栾巨庆个人还无法做到“完全归纳推理”。
有了推理总结的规律,栾巨庆再用这个规律来检验——做长期天气预报;根据预报的成功与否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他的推理。
由于太阳系星体运行分别有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周期,为了验证某一个推理预报,需要十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这决定了天文气象研究的长期性、连续性,需要研究者的接力性和恒久性,需要气象资料的久远的积累和详实性。
所以,天文气象学的奠基,必然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必然在有迫切需求的农民,必将在有恒心且坚忍的文人,必然在有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之志的栾氏祖孙身上实现。
栾巨庆能提前10年预报出长江的特大洪水和黄河的特大干旱,听起来神乎其神,难以置信。其实并不神秘。
他根据国家天文台出版的1999年天文年历,提前10年画出了1999年的天象图,并发现1999年天象,是八大行星集中对应长江流域,而黄河流域则没有行星对应。于是他信心十足地做出了预报。
许多人在问:栾巨庆到底能提前多少年预报气象?
从理论上说,他可以提前预报的时间没有上限。因为他是根据天文年历提供的数据画出天象图来预报,所以,天文学家能拿出多少年后的天文年历,他就能提前多少年预报气象。
现代气象学所以没有发现行星与地球气候的关系,也许与没有发现这种独特的“日地二心天象图”有关。
然而,这个“日地二心天象图”,曾经难倒了多少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他们硬是瞪着眼睛看不懂画的是什么!甚至怀疑这张图的科学性。
当然,如果这些大“家”们不耻“下”问,虚心向栾巨庆请教,他们会知道这个图星体的位置与天文年历的数据大致相符,而且很容易学会制作和认识这样的图。
如今,栾巨庆的一个业余学生,已经掌握了使用电脑绘制“日地二心天象图”。
而栾巨庆却买不起电脑,也不会用电脑。他仍然在用手工画图。
(十五)验证李四光的天才预言
栾巨庆根据天象图归纳总结的天象与气象之间的规律,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要知所以然,就必须有理论说明。
他根据法拉第的场论,创立了星体影响气候的“磁电感应”假说。
为了证明这个假说,栾巨庆曾做过一个试验:
在一个桌面上放一层铁屑D;在铁屑的上方悬挂一个大磁石A,与铁屑D离开到不能吸动的距离;这时,在磁石A和铁屑D之间加放一个铁棒B,移动铁棒B,就可能影响铁屑D的移动;如果还不能影响铁屑,那么就在铁屑D与B之间再加放铁棒C,此时移动C,就会影响铁屑D的移动。
A(太阳)—B(行星)—C(月亮)—D(地球)
他把A比作太阳,D比作地球,B代表金、水两个行星,C代表月亮。
在这里,行星和月亮都充当着太阳加强对地球磁电作用的磁介质。
他认为,由于B、C的磁介质作用,把A的磁电力接力传递到D,使地球的对应区增温,影响大气环流,从而影响着风雨旱涝。
根据这个试验,证明离地球越近的天体对地球的影响越大。
这个实验构成了“栾巨庆猜想”的基础。
对这个理论基础,早在六十年代,栾巨庆在南京大学接受检验时,就有专家提出质疑:磁石吸铁,与金不连。磁也不吸水,大气和云团都是由水分子构成的,磁电感应怎么能引动大气和云团的运动从而引起旱涝的发生呢?
对此,栾巨庆的回答很朴素:大气和云团是水构成的,但是云团是带电的呀,磁电可以相互转化和影响啊!
到了20世纪后期,栾巨庆已经找到了行星对应可以使地球增温的理论根据。他的论文《行星运动是影响大气环流异变的根源》(发表在《昌潍师专学报》1994年4月号)、《奥伯斯佯谬解析》(发表在《飞碟探索》1995年第3期),进一步回答了这些问题。
栾巨庆的磁电感应假说并没有停留在气象预报上,他后来也是以磁感应假说来解释行星对地震的影响:
由于行星的磁介质作用,使太阳的磁感应作用到地球内的岩浆运动,磁力大的一面由于岩浆饱满承载地壳,不会有地震(但可能有火山爆发);而磁力小的一面,岩浆减少,地壳下空虚,如果加之此地又处于断裂带,则易发生地震。
这个假说,几乎没有多少人质疑了:岩浆主要成分是铁和镍,正是磁力作用的对象。“磁石吸铁,与金不连”嘛!而且据物理学家测定,磁力对铁的作用,是万有引力的10的14次方!
事实上,栾巨庆运用行星对应区理论指导下的长期地震预报准确率让地震学家仰视。他对“地震有59年周期”的验证让专家几乎无懈可击。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肃然起敬。他看到地震预报还在盲区中摸索,早在1967年曾说过:“地震是地球上的震动,由于地球内部和作为天体中成员变化而引起的。天文方面我看不能忽视。”
遗憾的是,李四光的这一天才预言,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虽然李四光并不知道哪些天文因素可能诱发地震,但是他凭着一个大科学家的直觉做出了一个需要验证的预言。
栾巨庆为他的预言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十六)炼狱中升华 入定中生慧
栾巨庆是当代气象界的一匹黑马。
气象界对栾巨庆态度是:
在六七十年代,不屑一顾,任其自生自灭。
在八十年代,联名打压,唯恐其出头。
到了九十年代,无话可说,沉默是金。
沉默并不等于认可。
在一次专家们参加的地震预报分析会上,栾巨庆也应邀出席。有个专家故意大声问栾巨庆:你是哪个大学毕业?你是什么职称?接着大家一起哄堂大笑……
因为栾巨庆没有任何职称和头衔,没有大学文凭,没有留洋出国……他只不过是一个“土专家”。
栾巨庆的方法的确太“土”了。
他作长期天气预报,既不需卫星云图、气象雷达,也不靠大型计算机,只用他自己手工制作的天象图,靠他极其丰富的气象资料的积累。
他的理论依据也的确太“土”了。
除了法拉第的场论,有点“洋”味,其余的依据皆为2000多年前的古人留下的观星测雨的谚语和他爷爷栾来宗那“有相似的天象便有相似的天气”的预言。
他的表述方式也的确太“土”了。
在他那部40万字的《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巨著中,没有高等数学,没有复杂的计算公式,鲜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没有故弄玄虚的造作,除了少数的天文气象术语,就是大量的天象图与史实资料,几乎可以当作一部浅显易懂的科普文章来读,很难被当作学术著作看待。
如此“土”得掉渣的民间玩艺儿,怎能登上大雅之堂?
他不被现代科学和当代人所接受,也就不足为怪了。
2002年,栾巨庆77岁的时候,应该是他命运的转折期。
通过友人介绍,这一年栾巨庆结识了两位高人,给了栾巨庆以真正行家里手的指点。一位是国家气象局长期天气预报专家陈菊英教授;一位是国家天文台天文与灾害研究组韩延本研究员。
他们告诉栾巨庆:目前,作长期天气预报的方法很多,但是还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的方法。单凭预报准确率高还不行,还必须达到可以应用到电脑上的水平。目前,在长期天气预报研究中,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
一、某种因素对洪涝影响的定量是多少?多少分是特大洪涝?多少分便发生严重干旱?
二、预报方法反映应当发生洪涝(干旱)而未发生洪涝(干旱)的原因是什么?
三、预报方法反映没有洪涝(干旱),而发生洪涝(干旱)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能在100年逐年检验中,你的预报方法对百年的旱涝反映有60%的准确率,再把上述三个问题回答了,就是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这才可能达到国家推广的水平。同时,这样才能便于气象人员掌握和应用。
高人出手不凡,一下子就把栾巨庆的研究方向点拨清楚了。
如果早些年就有这样明人的点拨,早一些与现代科学家合作,栾巨庆会少走多少弯路?
然而,两位高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这实际上等于把杠铃上的重量加到了破世界纪录的水平,看你栾巨庆能不能举起来。
拿到国家级金牌还不行,栾巨庆必须拿到世界级金牌才算数,仅仅因为他不属于国家队,而是民间业余队,你只有远远高于国家队才可能被认可。
气象高级工程师马玉堂也说:要达到这些要求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在栾巨庆面前似乎没有什么攀登不了的高峰。他决心举一举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试过的杠铃。
他再一次钻进了天地关系的迷宫。
这一次他琢磨得特别苦。
他把我国上千年里发生的奇旱异涝的“日地二心天象图”画出来,进行分析对比,总结其中的规律;
根据天文年历画出1901年至2001年的100年的逐年天象图与长江流域(也只有长江流域才有上百年的气象资料)逐年的降水资料进行相关验证;
查找按“栾巨庆预报法”应当发生旱涝而未发生,不应当发生旱涝而发生了的原因……
特别是在给行星定分(不同位置的行星影响旱涝的分数)、给天象定量(不同的天象应有多少分的旱涝)的问题上,他憋了整整10个月,每天似乎在炼狱中度过,险些走火入魔,直到有一天突然来了灵感……
在这将近一年的日子里,他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几乎白天黑夜都在思索,画图,查资料。整个人处于一种痴迷、神经质、入定的特殊状态,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体
验炼狱的滋味……
8个月里,本来就不胖的栾巨庆整整掉了10来斤肉,人瘦了一圈,脸色有如大病一场。
人在炼狱中才能升华,在人定中才能生慧。
有两代人一百年的研究基础,有50多年的预报经验,再加上一颗至诚无比的执著之心,栾巨庆真正做到了“蓄之即久,其发必速”!
2002年的研究成果让栾巨庆自己都感到惊喜:
●找到了“栾氏预报法”的判断与天气实况不相符的原因,主要是地震的影响,同时又发现了新的行星对应规律。
●对行星对应影响力进行了定量分析,对旱涝程度进行定分量化,使“栾氏预报法”有望与计算机结合。
●特别是,用“栾氏预报法”分析100年的“地日二心天象图”判断的气象与100年的气象实况相验证,相关率达到75%,其余25%是由于地震的影响;特大旱涝相关率更高,达到85%以上,远远超出了世界先进水平。
当然也超出了两位高人预期的水平。
多年来一直关注“栾氏预报法”的气象高级工程师马玉堂怎么也没有想到,栾巨庆居然达到如此的高度。他激动地对栾巨庆说:你终于成功了!今后对“栾氏预报法”可以不再争论了,今后就是怎样推广使用的问题了。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如果要在全国推广使用,还必须通过国家级权威的鉴定。
(十七)东方文化,破译宇宙奥秘的密码?
他还有很多、很大的事要做。
在做完了长江流域气候与天象的百年验证之后,还要做珠江流域、黄河流域、东北地区的气候与天象的百年验证和长期预报;
要做世界各地的地震与天象的千年验证与地震长期预报;
要做台风、厄尔尼诺、太阳活动、地磁活动、内蒙古牧区白灾、北部原始森林大火、沿海特大海潮等等大自然异常现象与天象的百年验证与长期预报……
还要研究天体运动起源即“第一次推动”之谜、太阳系行星距离提丢斯定则之谜、宇宙热量之源的奥伯斯佯谬之谜……
天啊!这个“土专家”似乎在专扎“洋玩儿意”的软胁。
他要研究的这些领域,无一不是世界难题,无一不是科学尖端项目,无一不是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居然都已经有了初步研究的论文、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搜集在他尚未出版的100多万字的著作中。
他似乎掌握了破译宇宙奥秘的密码,找到了打开《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宝库大门的咒语……
也许,大自然的许多奥秘真的——
藏在变化无穷的“天象”之中?
藏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之外?
藏在神秘的东方传统文化之中?
爱因斯坦在1931年,即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的100周年时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相信,从法拉第的电磁场概念中,后代仍旧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一点也不比前人已经学到的少。”
也许,正是“栾巨庆预报法”的相对于现代科学的独特视角和思路,创造性地发现和运用了法拉第的电磁场学说,才使他远远地走在了现代科学的前面?
天文气象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栾巨庆预报法”的精髓正是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到底还有多少宝藏等待挖掘?
栾巨庆的神奇,有必要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比丰富的内涵,在它古老的外衣里面到底蕴藏着多少现代科学的灵魂?
在西方世界看来,我们的东方文化博大精深又神秘奇异。它似乎有着挖掘不尽的宝藏。
例如,我们至今尚未完全破译的河图、洛书;
我们的易经八卦、阴阳互变、五行生克等传统哲学;
我们的中医理论、经络学说、气功武术等传统健身养生理念;
我们的风水堪舆、观星测雨、天人合一的宏观意识……
历经几千年历史的大浪淘沙,我们的传统文化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而且永远是保持与时俱进、万古长新的风采。
早在18世纪,被誉为电脑鼻祖的莱布尼兹,正是从易经的六十四卦中的阴爻、阳爻两个符号中获得启发,创造了二进制的计算方法,成为信息革命的先驱。
20世纪初,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在他的量子力学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正当他身陷迷宫不辨南北之时,他看到了中国的太极图。
太极文化中阴极阳生,阳极阴生,两极相通,阴阳平衡的东方思维使他突发灵感,茅塞顿开,一个科学难题的大门洞开了。
到了20世纪中叶,曾荣获诺贝尔奖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博士,曾说他成就的取得与读易经的心得有关。
贝聿铭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建筑大师。他也十分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我时常读《老子》。《老子》中有深邃的思想,有高深的哲理。相信这本著作对我建筑的影响可能远胜于其他事物。
刚刚到来的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日益显示它的魅力。
我国的中医中药、针灸按摩,已成为21世纪时尚的绿色疗法;
中国的太极拳已经风靡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成为失重状态下的美国宇航员和容易跌倒的老年人首选的健身运动;
已经有人预言,中医中药将是征服艾滋病的先驱……
东方传统文化之树常青!
让栾来宗想像不到的是,不仅是气候、地震与行星运动有关系,栾巨庆还初步证明了火山爆发、太阳活动、厄尔尼诺等等重大的自然现象都与天体运动有关系。
今年(2003年)9月26日,日本北海道东部海域发生了8级地震。有意思的是,竟然也是一位“民间天文学家”名叫串田嘉明的在震前做出了最有影响的地震预报。
又是一个“民间天文学家”在预报地震,这是否又是巧合?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会发现地球上更多的自然现象都与天体的运动有联系,与宇宙中的磁电力有关系。
这符合东方哲学和东方宗教的思维方式。
(十八)东西方思维的互补,让人类两只眼睛看世界
不可否认,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西方气象学的发展,否定了天文气象与气象的关系。这是思维方式不同所决定的。
东方的思维方式更偏重于整体之间的把握和联系,西方更注重局部的研究和分析。
东方的哲学思想启蒙更早于西方的世界。例如,我国商周时期的河图、洛书、周易,应该是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哲学观念的启蒙。
东西方的思维差异我们可以随时找到许多例证。如:
如果我们东方定位一个人,要先说姓氏(整体),再说字(局部),后说名(具体的点)。如毛泽东,“毛”为姓,“泽”为家族中辈份中的排行所属的字,“东”才是他的名;
西方则是相反,定位一个人,是先说名(具体的点),再说父名(局
部),后说姓(整体)。如卡尔·马克思,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都是先说名字,后说姓氏。
如果要定位一个地点,如邮信的地址,东方人的写法是,先国名(整体),省名(局部),再市名(面),后街道(线),门牌号(具体的点);
西方人的写法是,先门牌号(点)、街道(线),再市名(面),后省名(局部),国名(整体)。
再如中西医的区别:一个人患慢性腰疼,西医要拍X光片,做CT或核磁共振,在腰椎上或腰部肌肉上找病因,反正不离腰(具体的点)左右;
中医正好相反,它主要是考虑脏腑(整体)对腰疼的影响。如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导致腰部(点)病患。
在治疗上,中医主要是温阳补肾,调理五脏(整体);而西医主张通过手术,修复腰椎(具体的点)。
东方巨人毛泽东看资本主义,主要从社会的体制、生产关系等宏观方面去把握;
西方大师马克思则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的细胞——“资本”等微观方面去研究。
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向的不同。
西方现代气象学没有发现天文与气象的关系,比我国传统气象学落后了几千年,这不能说明西方科学的落后,应该主要是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致。
正是东方独特的注意从整体上,从天、地、人中把握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让栾巨庆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正是西方的注重从分子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才有了西方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互补,有利于人类用两只眼睛看世界。
有一年,一个朋友的孩子的身上起了疙瘩,朋友是病急乱投医,各个医院乱闯。
到西医那里,说只需外敷药膏即可,不必内服药物;
而到了中医那里,则说不必外敷药膏,只需内服中药即可。
中医认为,皮肤病为标,脾胃不和,肝愈不舒为本。外敷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好了还会犯,只有中药调理好五脏,排毒清火,才能从根本上治愈。
最后,朋友取西医治标之长,又用中医治本之长;既用西医的外敷膏药,又用中医内服之汤药。结果既治标,又治本,很快医好了孩子的病。
中医和西医相结合,就会给患者带来福音。
东方传统气象学和西方现代气象学相结合,必将成为现代气象学革命的方向。
(十九)科学规律:成果与阻力成正比,创新与荣誉成反比
在60多年的天文气象研究实践中,栾巨庆所受到的磨难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没有坚如磐石的意志和稳如泰山的信心,他可能早就被磨难研成齑粉了。
少年时代,被人称为“野巴”,稚嫩的心灵就遭受摧残;
青年时代,为了买书,常常在月底时饿肚子,为了不饿肚子,常常在书店白看书而遭“白眼”;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被造反派批斗,特别是被没收和烧毁研究资料,如同在他心上插刀子;
他研究的观星测雨方法被批判为“封建迷信”、“占星术”,因此资料被一次又一次地没收、烧毁……
去北京汇报成果,曾被“某专家”借红卫兵之手,把他关进一个“八卦式”布局的监狱,拘留十四天……
因为“某专家”一个人反对,尽管已有两名专家签字同意,栾巨庆的论文仍不能在《气象》杂志上发表;直到今天,他的观点新颖、方法独特的论文也没能在《气象》上发表一个字;
他要出版自己的著作,曾被十二名权威人士联名写信给出版社和中宣部,“以科学的名义”反对《行星运动与长期天气预报》的出版。
这是栾巨庆第一部关于天文气象的著作,约10万字,后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终于在198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名小小的民间老人,何必用十二名权威联名批判?这本身就很不正常。
在本世纪30年代,纳粹党人曾经发起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并出版了一本《百名作者批驳爱因斯坦》的书。爱因斯坦看到这本书后说到:为什么需要100人?如果我错了,有一人批驳我已经足够了。
原来,串联这十二名权威的“某专家”,正是当年把栾巨庆送进八卦监狱的那个人……
仍然是“某专家”的气象权威,在中国顶级的气象杂志上,以“书评”的名义,以专家的身份,采用非科学的、卑鄙的手段把栾巨庆的著作和预报方法污蔑得一无是处。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仍然在许多方面困扰着栾巨庆,使栾巨庆的著作没有市场,成果得不到国家级鉴定,预报受不到应有的重视……
栾巨庆要发表反驳文章,却被气象杂志编辑部拒绝。因为“书评”是经主管部门领导批准的……
学术上的专制与政治上的专制同样可怕!
权威的集体抵制,专著被错误批判却不准反驳,使他几十年没有出头之日,无奈地生活在屈辱之中。
国家气象部门曾召开“栾巨庆学术讨论会”,本意是想探讨栾巨庆预报方法的科学性。但是,因为讨论会是由起草12名专家联名信的“某专家”筹备,在所谓的“学术讨论会”上,竟然没有栾巨庆的一篇文章,只有连篇累牍的批判者的材料……名为“讨论会”,实为批斗会。
在这次批斗会上,栾巨庆惟一的杀手锏是:要与中央气象台比较长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
但是被中央气象台不说明任何理由地拒绝了。
不知道他们是“不屑”与栾巨庆比,还是“不敢”与栾巨庆比……
他多次要求国家对自己的预报方法和实践给予科学鉴定,以便及早在全国的天气预报中应用,但每次要求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反对的声音,也没有赞美的声音,连申请鉴定的资料都被一次又一次丢失了……
由于贫穷,他买不起卧铺,年近八十的高龄老人,连续乘车几十个小时,实在挺不住就钻进坐席底下睡一觉。
由于个别的、错误的长期天气预报和个别专家的反对或抵制,一些“伯乐”为他成立的“天文气候小组”、“天文地震小组”、“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研究所”,分别在20世纪和21世纪,被另外一些官员解散、撤消……
唐僧“取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栾巨庆“传经献宝”也要历尽坎坷磨难吗?
然而,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小人物常常能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最后总能以弱胜强。犹如小草钻出磐石,好比水滴穿透岩层,恰似春风融化冰川,其势不可阻挡!
栾巨庆常说:我的超长期天气预报是最准的。如果我的预报不如中央气象台准,我就夹起包袱走人;只要我的预报比中央气象台准,我就要一直干下去,谁也别想挡住我!
据说,在科学创新上有一个规律,即其创新的程度越高,所受的阻力越大;其创新的价值越大,在社会的认知率越小;其创新的成就与它获得的荣誉成反比。栾巨庆正在面临这样的尴尬。
1905年,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发表20世纪最伟大的论文——相对论时,不但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相反却一直受到批判。他想在大学里谋一个职位都难以办到;而他的另一篇与相对论同时发表的,份量与相对论无法相比的关于量子理论的论文,却在1921年被授予诺贝尔奖。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栾巨庆每次面对磨难,都能调整好心态,从不生气,从不愤怒,从不失眠。他总是把每一次磨难都当作是取得真经的考验。他相信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必然取得真经。
他坚信:我的长期天气预报是最准的。如果我的预报不如中央气象台准,我就夹起包袱走人;只要我的预报比中央气象台准,我就要一直干下去,谁也别想挡住我!
(二十)失误,恰在命运攸关时
但是,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就连全世界的气象学家都不能完全把握,怎么能要求栾巨庆一个人预报百分之百准确呢?
有时,栾巨庆的失误恰恰在命运攸关的时候。
1981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以栾巨庆为首的“天文气候小组”,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进入主流研究预报单位,他受宠若惊,神经高度紧张,惟专家的马首是瞻,天文气候小组的第一次预报就随着专家一块做出了错误的预报。为天文气候小组日后的解散打下了伏笔。
1990年,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专门为栾巨庆成立了“寒亭区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研究所”。
这一年栾巨庆做了“1990年1至3月,特大洪水将多次袭击南纬25°至35°的有关地区;5月至6月上旬,珠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将出现大面积洪涝;8月,黄河中下游将有特大洪涝”的预报。(1989年12月20日中国地质报社《参考情况》第225期)
这一年的预报,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将发生特大洪水”的预报,把事情闹大了。
全国政协有十名政协委员联名写信给国务院总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国务院防汛指挥部,共同推荐栾巨庆的预报。
十名政协委员中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部、XX省、中国保险公司等省部级负责人和火箭专家等重量级人物。
他们“建议国务院指定有关单位,认真研究,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以防万一。”
国务院对政协委员的建议十分重视,并批转到国家气象局;国家气象局责成中国气象学会研究栾巨庆的预报;中国气象学会气候与长期天气预报委员会于1990年3月31日在北京召开“1990年我国汛期天气趋势展望座谈会”特邀栾巨庆参加。
据《中国气象报》1990年4月X日报道:“为了广泛听取和吸收各种学派对今年汛期天气趋势展望的意见,中国气象学会邀请了栾巨庆等外部门的气象爱好者进行汛期天气预报学术交流……这在气象部门还是第一次”。报道还说各个方面的预报意见“分歧较大”。不知中央气象台是否听取了栾巨庆的意见,总之,在座谈会后,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与栾巨庆的预报比较接近:
1990年6-8月“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大部地区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洪涝……江南大部、华南中部、华北东部等地区降水偏少,部分地区可能有伏旱。”(1990年4月9日中央气象台《重要天气报告》第6期)
我们先来验证一下栾巨庆对1990年气候的预报:
1、预报:澳大利亚1—3月将有特大洪水。
实况:据中央电视台(1990年4月21日播出)报道:澳大利亚“阴雨连绵天气已经持续了三个星期,降雨量是四十年来罕见的。目前澳大利亚东部的很多城镇被洪水隔绝,成了孤岛……已有数万只羊被淹死。”
(因为找不到国外的降水资料,所以,除了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之外,没有其他资料的验证。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资料,如果在权威手上,只需要敲几下键盘,就可以从电脑上调出来;可是,栾巨庆却是乘了几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跑到中央电视台,费了许多口舌,找人手抄的。为一个数百字的资料,栾巨庆跑了一整天,由此可见栾巨庆研究工作困难之一斑。)
2、预报:5-6月上旬,珠江与江南将出现大面积洪涝。
实况:据新华社、中国气象报和有关省报报道,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出现大暴雨过程5次,其中广西东北和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大部、福建西部和安徽南部等地为成片暴雨区,广西、福建局部为大暴雨,造成严重灾害。6月,暴雨洪涝危害较重,全省1900多万亩农田被淹,7万多人无家可归,广东、福建、浙江遭到台风暴——特大暴雨的袭击,灾害严重。
3、预报:8月份黄河流域将有特大洪水。
有了以上两个基本准确的预报,栾巨庆关于黄河中下游特大洪水的预报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报告以及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更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注意。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汛期到来之前视察了沿黄地区。他在讲话中说:“今年黄河中下游防汛工作要立足于防大汛……黄河特大洪水处理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也得到同意,是具有法律性质的。”(《人民日报》1990年6月17日)高层领导对黄河防汛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从7月中下旬开始,黄河流域的山东“我省近日连降暴雨,抗洪抢险形势严峻”,“大雨风雹袭击十六地市,灾情严重,全省军民团结战斗奋起抗灾自救……7月份一个月,全省平均降雨量278毫米,最大降雨点阳信县洋湖镇达858毫米。全省累计有109个县、941个乡镇遭受洪涝灾害,被水围困和进水的村庄达1200多个,受灾农作物面积2480多万亩……倒塌房屋10.4万多间,因灾死亡60人,重伤6000余人……直接损失达25亿元。”(《大众日报》1990年8月3日)
据《陕西日报》“西安7月7日电:陕西部分地区暴雨成灾。陕南和关中西部的18个县7月5日9时至7日凌晨3时,降了大到暴雨,其中6个县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最高达193毫米,为历史罕见。”
7月份黄河流域的洪涝已见端倪,这更加重了高层领导对黄河汛情的担心。受李鹏总理委托深入灾区慰问的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特意找到栾巨庆,再三追问:8月的汛情到底如何?
栾巨庆斩钉截铁地说:“8月18-23日将有台风在浙江登陆,从而形成黄河中下游特大暴雨洪水。”他还在8月11日向国家防灾委员会汇报了这个预报。
果然,8月13日,12号台风在西太平洋洋面生成,19日已越过台湾东部海域向浙江逼近。
中央气象台也发出预报:12号台风将在闽浙登陆。
此时,栾巨庆神经高度紧张,每天盯着电视上的气象云图,注视着12号台风的行踪。他似乎看到了自己预报的成功。
根据经验,此时只要12号台风在闽浙登陆,就会直扑内陆西北,黄
河中下游的特大暴雨洪涝就必然出现。
与此同时,福建气象台台长陈瑞闪在气象预报会商室里憋了六昼夜,一直监视着、捕捉着12号台风,监视它何时登陆。
对12号台风,美国、日本、欧共体等气象部门都在关注和预测12号台风的行走路径。可是“对其去向难以把握,以致预报路径与实况相去甚远”。
可是,12号台风似乎是在与栾巨庆等气象工作者做对:按常规本应在闽浙登陆的12号台风,19日却奇怪地转了个90度的直角弯,折回在台湾登陆,接着转身下海,跨越海峡,20日11时在福建福清登陆,又从晋江再次下海;10小时后,又从莆田登陆,又从龙海三次下海;22日中午竟然在晋江“三进宫”——第三次登陆,23日凌晨终于在安溪县境内消失。
陈瑞闪等闽浙的气象工作者松了一口气:台风过后的浙江、福建是晴空。
栾巨庆也松了一口气:黄河的特大洪涝解除了。
接着他又倒吸了一口气:黄河特大洪涝的预报,我报错了!
在他命运攸关的时刻,在国家高层人士关注的时刻,他做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预报!
(二十一)“必有大的磨难,才有大的成功”
几乎所有的气象工作者都对12号台风“扭秧歌”迷惑不解。是什么力量使得12号台风在我国海域折腾了104个小时,再三登陆,反复下海?
从12号台风的路线图可以看出,它在我国海域的104个小时里,连打15个折,连绕4个圈,接连登陆三次。
气象专家称12号台风是“老顽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怪的台风,实在叫人摸不透“脾气”。
时任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国家气象局局长的邹竞蒙说:“这个台风对国际、国内台风研究具有特殊价值。”他要求气象工作者日后“解开谜底”。
从此,栾巨庆开始对台风着迷:是什么力量使力大无比的台风连连打折、绕圈,不按常规走路?
栾巨庆预报黄河流域特大洪涝的根据是“行星对应区”预报方法。
从他的“日地二心天象图”上可以反映出:1990年8月,是“火星冲日”(即火星处在太阳、地球、火星三星成一线并且离地球最近的位置上),与木星、火星、土星三星对应,再加上水星的赤道效应,根据历史上类似天象皆出现黄河特大洪涝的规律,栾巨庆信心十足地认为,8月,黄河必然出现特大洪涝无疑。
事实上,由于11号、12号台风没有按常规登陆北上,虽然黄河流域局部出现了“洪涝”,但是,黄河“特大洪涝”并没有出现。
究竟是什么力量抵消了行星对应区的力量,使得台风改变了路径,解除了黄河的特大洪涝?
经过整整一年的刻苦钻研,查找大量的资料,栾巨庆终于发现:是日本的地震所形成的低压,吸引12号台风“扭秧歌”而行。
他认为,日本和台湾的强震低压,吸引了两次本应在我国登陆的台风和季风,解了黄河中下游两次特大暴雨洪水。如:
8月5日,日本东京海域发生6.6级、5.8级、5.3级三次强震,导致11号台风行至东经135°,便转向去了日本,于10日袭击了东京。仅此一项,就可以使黄河中下游不发生洪涝。
台湾8月4日、14日发生两次4级地震和21日的5.5级地震震前低压,吸引本已离开台湾转向祖国大陆的12号台风,于19日再次转回台湾登陆,随后在福建沿海转圈打折,三次登陆不能向西北而上,再一次解了黄河中下游的特大洪涝。
1990年,栾巨庆根据“行星对应区”方法,还与上述预报一起预报1990年1—5月华北地区将出现少有的严重干旱。实况是:1—5月,华北地区大部雨量偏多,5月份还出现了多于常年1-5倍的异常降水。
华北干旱的预报,栾巨庆报反了!
经过反思,他发现,1989年我国进入大地震活跃期。1990年1—5月,华北出现了80年少有的连续地震:
1月青海发生6.6级地震;
3月新疆发生5.5级地震;
4月新疆、青海先后发生6.4级和7级地震;
5月青海发生5.5级和5.3级地震;
另外,1-5月,我国西部还有4级以上地震15次。
正是这几十年少有的我国西部连续地震产生的异常的“地震低压”,才形成了华北的异常多雨。华北干旱预报错误的原因也在于地震的干扰。
“地震低压”,这是栾巨庆独创的术语。
他发现,地震低压并不正在震区的上空,而是要偏离震区20-30个经度,这可能是科学家们没有发现它的原因。
1990年预报的大错误,导致栾巨庆再次被抛入谷底,他为此蜇伏了整整10年。直到1999年,他提前10年预报出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涝被精确地验证,他才有可能重见天日。
蜇伏的十年,栾巨庆没有停止思索,他终于找出1990年预报错误的原因,同时也揭开了12号台风“怪异”的“谜底”——是行星对应区和地震共同作用的结果,率先向求解12号台风之谜的邹竞蒙局长交上了自己的答卷。
栾巨庆写出论文,论证地震影响气压与旱涝的关系,通过大量事实验证了“日本地震可以解除我国的大涝”;一次强震可以影响气压15—30hpa(百帕);地震低压分为“震前低压”和“震后低压”;强地震对震前和震后天气的影响期约为20天等等规律,填补了世界气象、地震界的理论空白。
由于地震影响气候、台风规律的发现,让栾巨庆又开始进行“空中调水”的研究,并于1994年4月2日写出《空中调水研究》的论文。其中的一个观点是,通过“行星对应区”方法,准确预报出某地的特大洪涝,然后在特定地区通过核爆炸的方法人工制造地震(众多事实证明,核爆炸可以引发地震),形成地震低压,改变大气环流,令台风转弯,从而把暴雨带到干旱的地区。
当然,这又是栾巨庆的一个大胆想像。
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想像比理解更重要。”
如果没有想像,牛顿不会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也不会发现广义相对论,栾巨庆也发现不了行星对应区预报法……
1990年天气预报的大错误,给了栾巨庆巨大的磨难;
巨大的磨难又给了栾巨庆巨大的动力;
巨大的动力又使栾巨庆发现了新的规律,找出了错误预报的原因,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行星对应区预报方法。
所以,每一次磨难,对栾巨庆都是“生命容易承受之轻”,都是促进成功之母,都是终成正果之难。
每一次磨难,栾巨庆都是以会心的微笑来迎接和欢送。
正是这些不间断的磨难,才造就了今天的栾巨庆和栾巨庆预报法。
栾巨庆时常讲起唐僧取经历经八十难,就取不来真经,非九九八十一难不可。他至今仍然保留着多年前买到的《纪念玄奘印度取经归来1350
周年——“玄奘生平事迹”壁画展》的画册。每有磨难,必开卷敬阅,信心顿增。
他总是说:必有大的磨难,才有大的成功。
北师大出版社曾出版了《逆境成才100例》一书,把栾巨庆与哥白尼、布鲁诺等中外名人排在了一起。
(二十二)21世纪“和氏璧”的故事
栾巨庆是一个有着很强烈的民族情结的人。他总想把他和爷爷两代人一百年研究的宝贝献给国家,为民族造福,为人类造福。
曾有人想把他的研究成果拿到国外去发表,被栾巨庆断然拒绝。他说这是中国的东西,不能让外国抢了先。
他多次自费去省城、去京城、去国家有关部委、去气象部门、去天文部门、去地震部门、去地理部门、去研究所、去大学……去一切他所知道的地方,去找一切他所了解的名人——不求财、不求官、不求名,只是去“献宝”……
应该说,多数部门和多数人敬重栾巨庆为科研献身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人格魅力,虽然他们并不了解栾巨庆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也还是给予栾巨庆以精神上、道义上的支持。
南京大学天文系就给他提供了1954-1973年的天文年历;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资料室供给过大量气象资料;
北京天文馆就借给过栾巨庆正负两千年的太阳、行星黄经表;
上海佘山天文台就给过他英文版的1900-1953年的天文年历;
南京地理研究所的徐近之老先生把花费毕生精力搜集的我国近千年特大旱涝、风雪严寒的几十册资料,主动、无偿地送给了栾巨庆……
徐老先生惟一的要求是,等栾巨庆的天文气象学著作出版时,能送给他一本。
可是,等到1983年,栾巨庆拿着刚刚出版的《行星与长期天气预报》去感谢徐近之时,徐老先生已经驾鹤西归了……
正是这些宝贵的资料,使栾巨庆的研究方法产生了质的变化——
以前,他和爷爷都是从自己的所在年代往后验证,这需要一年接一年地验证,无法跨跃时间;而现在,他可以从当代向前代验证,一下子就可以跨跃数百年、上千年!
比如,他可以用上海佘山天文台提供的1900年的天文年历,画出1900年的天象图,与徐近之提供的1900年的气象资料对照;还可以利用正负两千年的太阳、行星黄经表,画出上千年前的天象图,与史书上记载的上千年前的气象资料对照……
正是这些宝贵的资料,让栾巨庆站在了前辈的肩膀上,研究千百年前的天象和气象的关系,才使栾巨庆的研究速度远远地超出了他爷爷的设想,用60多年就完成了原始办法需要240年才能完成的伟大工程。
毋庸讳言的是,也有相当多的部门和人士,由于不了解栾巨庆这个人的虚实,不理解他研究的真伪,采取了官场上常见的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官僚作风,一推一扯就是三五年过去了,可叹的是,人生能有几个三五年!
栾巨庆曾有一个可能成功的机会。
早在八十年代,国家科委的一位官员感到栾巨庆研究的潜在价值,提出一个建议:就栾巨庆的长期预报方法召开学术讨论会,通过争鸣以明辨是非。
然而,按照规矩,召开学术讨论会,必须有权威人士的审稿、签字,否则,连论文都不能打印。
然而,从北京到南京,却找不到一位审稿的权威(应该说,在天文气象方面,除了栾巨庆,没有权威。爱因斯坦当年发表“相对论”的时候,是谁给审稿签字?)。
南京大学天文系有一行签字:“因我系从未从事过这方面(指天文气象)的研究工作,提不出意见,退回原稿。”
北京方面的签字更有意思:“材料(指栾巨庆的论文)一份,我们留作参考。”也是不作评价,不置一词。
签字终成泡影,讨论会也付之东流。
类似的尴尬,栾巨庆不知遭遇了多少回。
学术有学术的规矩,官员有时也无能为力。
学术权威在推动着科学的发展,然而,权威的异化又常常会制动科学的巨轮。
更可怕的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设置障碍,压制人才,甚至造谣陷害……
“文化大革命”时期,栾巨庆进京汇报、“献宝”,就曾被一个“专家”借红卫兵之手,没收资料,把栾巨庆投进北京的一所“八卦”式布局的监狱,拘留15天,然后撵回老家,交给造反派批斗;此后这个“专家”又成为十二名专家联名信的起草人之一和恶毒的《书评》的执笔者之一……
栾巨庆就像那个楚人和氏,手捧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璧,诚心诚意地献给他崇拜的人,结果却被有眼无珠不识美玉的大王当作欺骗,而被砍掉了双脚……
在权威和官僚面前,他已是“百炼钢化为缠指柔”了。从他二十多岁开始,就一次又一次地汇报、献宝,一次又一次碰壁,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灰心……
直到2003年,栾巨庆78岁,耳朵失聪,身体也明显不如前些年,老人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天文气象事业的继承与发展还需要几代人的奋斗,如果在自己手中失传,岂非弥天大罪?
老人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培养几个年轻的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接班人,把他和爷爷开创的事业继承、发展下去。
可是现在他与爷爷栾来宗遭遇了同样的尴尬——没有一个接班人和继承者。
民间科研的坎坷被人们视为“畏途”……
在山东潍坊寒亭的一座平房里,耄耋之年、双耳失聪的栾巨庆孤身一人(老伴已去世),生活自我打理,工作没有助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他不敢想像自己百年之后,“国宝”失传,旱涝、地震等长期预报还要在黑暗中摸索……
然而,要把栾巨庆预报法传承下去,必须首先打开向国家申报科研成果的通道,迈过专家评审这道门坎,得到国家的支持和推广。
栾巨庆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再一次开始了“献宝”的历程。
他来到国家科技部。接待的同志告诉他,要鉴定科研成果,不能是你个人直接报到科技部,而是要通过县、市、省逐级推荐上来。
栾巨庆当然要无条件照办。
回到内蒙古吉文林业局,这是他退休之前的工作单位。
吉文林业局推荐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
林业管理局推荐到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科技厅推荐到国家科技部。
再次来到科技部……
科技部上次接待过的那位同志报以歉意的微笑:可能是我没说明白,不是这样推荐,而是要逐级鉴定后才能推荐到科技部来……
老人接受这一“歉意的微笑”的代价是——几十个日日夜夜的虚度,几千元养老金的破费,几千公里的奔波,几十个门坎的叩访……
谁能知道,这些对于一个风烛残年,且自身独行的78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艰难?
毕竟有还一个“歉意的微笑”,老人心中坦然无怨,继续重头开始——
(二十三)老科学家跪倒在年轻的科技处长的脚下
78岁的老人再一次从山东潍坊老家坐火车来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这一次,栾巨庆是第一次带个“随从”——也是78岁的老人栾云洲。
家里人实在太担心老人的安全。78岁了,实在经不起“万一”了……若是陪同他一起走,但又实在拿不起两个人的路费。
从小就支持栾巨庆的栾云洲自告奋勇,自费陪同栾巨庆前往。
两位同是78岁的老人,背包摞伞,相互搀扶,走在为人类趋吉避难的奉献之路上。
大兴安岭是老人的福地。早在五十年代,栾巨庆为了研究行星对应区,摆脱“地主崽子”的阴影,躲避“唯成份论”的折磨,流浪到大兴安岭林区找到一份工作,并在此业余研究天文气象二三十年,获得了人们的尊重。
他是大兴安岭林区的名人。在林区,他无论走到哪里,人们只要认出栾巨庆,都会肃然起敬。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曾两次拨款共8000元,支持栾巨庆的研究工作,对此,栾巨庆常存感激之心。所以他从林区开始向上申报科研成果,就是想把这具有“世界领先”的成果献给林区,为林区争光,回报林区的知遇之恩。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是,在XXX科技处,他竟然“抱着猪头进不去庙门”。
他毕恭毕敬地向科技处长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培养一个年轻人接自己的班,要求科技处向上级申请鉴定科研成果,或者向上申报科技成果奖,目的是为了让他的长期天气预报研究成果早日推广应用,为抗灾减灾服务……
他只有一个要求:请科技处帮助履行一系列手续,向上一级部门申请鉴定科研成果。
他此来科技处不要钱、不要物、不要官、不要荣誉,反而是他要把“世界领先”的荣誉献给XX局。
然而,XX局科技处似乎并不需要这个荣誉。
科技处长对年近八旬的老一代科研工作者并没有“肃然起敬”,而是居高临下。他以领导者的耐心和克制,终于听完了栾巨庆的汇报。
但是,处长实在无法在几个小时之内判断出栾巨庆60年研究成果的真伪和价值。他所知道的是,栾的研究在科学界有很大的争议。
如果是伪科学,报给了上级,处长岂不太丢面子!弄不好,还会身败名裂;
如果是真科学,报给上级,除了平添了许多麻烦,对单位和个人却都没有什么益处。
不上报却是无所谓了……
他们需要的是安稳轻闲,不但责任,宁可无功,也不能有过。
栾巨庆预报法所以这么多年无法得到高层的鉴定,这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处长以“作为科技管理部门”规定的、充分的、合法的多种理由拒绝了栾巨庆的要求。
例如:
林区没有鉴定能力(其实可以组织国内专家鉴定);
外省的鉴定(潍坊科委组织的科研成果鉴定)在内蒙古无效(你鉴定不了,别人鉴定的又无效,让栾巨庆怎么办?);
XX科技处是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言外之意,不是为全国、为人类的气象或地震预报服务的;谁应该为人类服务?)
没有经费;(这是全国各科研部门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
没有事先立项程序;(实际上早在80年代就已经立项,只是被科技处丢失而已。栾巨庆当即拿出一份该科技处1986年给内蒙古自治区科委的信函复印件,上面写到:“栾巨庆的《行星与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项目,上次便函中已经说明要求内蒙古给予组织评审鉴定……重新填写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审批表’一式两份,随函寄去,请科委给予评审为盼。”证明了立项早在1986年前就已完成。处长看后,以沉默对之……)
要从头立项到报到国家需要五年;(已经78岁的老人,还有没有一个五年?)
……
想要拒绝,处长其实还可以找出更多的理由;但是想要答应,似乎只要一条理由就足够了——为一个把一生献给科学事业的老人“服务”,科技处义不容辞。
然而,处长似乎忘记了,除了“管理”职能之外,科技处还应该有“服务”的责任和义务。
老人仍然十分耐心地叙述自己的理由:这是为国家、为人类服务的事业,是为林管局、为中国争光的成果……
他反复地说明着,请求着,哀求着……
年轻的科技处长一脸严肃,强调着科技“管理”的职责、规章制度,断然拒绝了老人的请求。
老人此时无言以对,不知如何是好,似乎有些绝望。他眼含热泪,不知不觉地跪倒在处长的面前……
处长此时一脸麻木,岿然不动,没有扶起老人,也没有一丝愧疚……
这不是漫画,不是小品,也不是喜剧造型,而是当今中国真实的一个场景——公元21世纪,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科研工作者跪在一个年轻的科技处长脚下……
14岁时,他曾跪在爷爷的遗像前发誓继承遗志,此后,无论多大的压力和磨难,他都没有屈服过,64年中他没有跪下过,如今,他却不得不在行政权力面前屈膝了……
几天后,科技处长经过请示上级科技部门的同意,终于答应给栾巨庆组织科研成果鉴定会了,但前提是,要栾巨庆自己承担鉴定会请专家来大兴安岭的全部费用——5万元……
栾巨庆要求以“通信鉴定”的方式,只用几千元就可以完成鉴定,被处长拒绝。
栾巨庆退休在工资很低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所属的吉文林业局,每月只有退休金400多元……
在山东到内蒙古牙克石的三天三夜的硬席火车上,78岁的老人是铺着一块泡沫垫,钻到坐席底下当“卧铺”……
在等待科技处“接见”的10天里,两位老人住着每天7元钱的小店,啃着面包,就着咸菜,只能偶尔去一次饭店,要一个5-6元的炒菜,改善生活……
5万元,在老人眼里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呀!
老人是燃烧着自己的膏脂,照亮科学中的黑暗角落,为人类寻找战胜毁灭性灾难的诺亚方舟……
然而,他只能仰天长叹,挥泪离开大兴安岭……
无奈之中,栾巨庆只好投书国务院总理,要求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给予鉴定、推广、应用,造福全人类。
其实,栾巨庆明白,总理日理万机,怎么可能有时间研究连许多科学家都弄不懂的学术问题?
栾巨庆没有想到,2003年11月7日,他的助手栾云洲(因栾巨庆耳朵失聪,听不清电话,留的是栾云洲家的电话)真的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你反映的问题和寄来的材料,我们已经转到中国科学院处理。”
激动不已的栾巨庆很快平静下来:在他半个世纪的征途上从没有万里晴空,航程中从没有过风平浪静。他不相信奇迹突然发生。
不以成喜,不以败忧,淡泊名利,只管耕耘。这是栾巨庆多遇磨难而不垮的精神支柱。
(二十四)“栾巨庆现象”——中国科技体制的缩影
栾巨庆提前10年成功地预报了1999年长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证明“栾巨庆预报法”的实用性。
1901-2000年整整100年的气象实况在证明“栾巨庆预报法”的科学性。
“栾巨庆预报法”证明了一个真理——行星和月亮可以影响地球气候变化和地震活动。
果真如此,栾巨庆的贡献应该不亚于创立“日心说”的哥白尼;果真如此,诺贝尔奖在栾巨庆面前也黯然失色。
尽管“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的教科书没有因为栾巨庆的发现而改变,但世界科学家的观点却正在向“栾巨庆猜想”靠拢。
苏联科学家声明:“科学家查明,地球气候受大小行星影响。”(1984/3/29《参考消息》)
关于月亮对地球气候的影响,美国专家也在开始探索,并找到“月亮影响天气的种种记载”,只“发现朔望前后平原地区雨水多”。(《地球》1986/3/20)
两个超级大国的科学家已经远远地向栾巨庆追来。
栾巨庆却正在给科技处长下跪。
中国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许多龙的传人正在为此奋斗不息。
我们的近邻,日本人在2002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日本三年来获得四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在日本是空前的,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
常令国人汗颜的是,泱泱大国,居然至今没有一个中国籍公民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
中国学术界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向诺贝尔奖进军。
中国科技界的“近亲繁殖”有目共睹。
近亲繁殖,必然排斥异己。这种现象极不利于自由平等的学术风气,最容易窒息新观念、新创造、新突破。科学“另类”,自然不得其门而入。
面对“栾巨庆预报法”,中国科学界表现出高傲的沉默,根本不屑争论,不准发表论文,实在是近亲繁殖、排斥异己的典型表现。
我国科技界的学术政客、官僚作风、泛行政化等习气盛行。
平庸之辈常常拖垮学术先进;一流的专家有可能被二三流的专家以非学术的手段压制和拉下来。
本应该是给专业人士做辅助工作的中国普通的行政人员,却常常领导和指挥专家;本来只是执行专业领导决策的财务人员,却审批甚至决定一些具体项目经费;财务人员的知识结构对科技方向有着重大的影响。有些具有战略性的课题难以受到重视和支持。
美国《科学》杂志记者马丁·恩斯林克在中国采访时发现,中国科学家(军事医科院)早在2003年2月就分离出带钉刺光环的病毒——冠状病毒,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就证明冠状病毒与SARS有关,只是他们没有向世界公布。
可笑的是,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当时权威的说法是“SARS流行是由衣原体病毒引起的”,要挑战权威(某中科院院士)属“大为不敬”!
《科学》记者马丁·恩斯林克认为:“深刻的教训是,科学上的争论应当公开。”
美国《科学》对此发表文章《中国失去的机会》。文中称,“中国失去了在世界领先的机遇。”(上述引文据《南方周末》2003/7/24)
据科技界人士透露,我国目前还没有储备具有诺贝尔级水准的成果,再加上诺贝尔奖的发放有着十年以上的滞后期,中国在近二三十年内恐怕很难问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在天文气象上,中国会不会再次失去在世界领先的机遇?
2003年9月28至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科学家论坛”邀请栾巨庆作为特约嘉宾参加大会。
但是,令会议主办者想不到的是,由于近2000元的会议费用和上千元的旅差费栾巨庆承担不起,他根本无法与会和科学家们面对面交流
栾巨庆的生活不需要钱。
这位神奇老人生活极其简朴,衣着朴素,不动烟酒,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足矣。研究天文气象,是他生活和娱乐的全部内容。如果仅仅是为了生活,他的每月400多元的工资足矣。
但是,他的事业太需要钱了。
他需要请十几个专家做两次(省级和国家级各一次)科研成果鉴定会,只有通过了国家鉴定,他才可能名正言顺地正式发布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否则,气象部门的法制科、局就要对他进行“执法”;
他需要搜集大量的国内外的气象、地震、火山爆发、台风、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等等资料;
他希望成立一个天文与地球灾害研究所,专门研究提前预报特大旱涝、特大地震、特大森林火灾、异常的高温和冻害、台风等等对人类造成巨大损失的自然灾害,并且提前一年以上向全世界预报;
他需要出版已经杀青的100万字的科研著作;(他弄不明白,如今出书为什么要自己掏钱?)
他希望能培养几个接班人,把爷爷栾来宗和自己两代人100多年的研究成果继承、发展下去,不能让这一为华夏争光、为人类造福的科研成果失传;
他希望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奖金一部分用于双倍回报支持他做科研成果鉴定的单位和个人;其余全都用于天文气象研究基金,支持天文气象学、天文地震学的深入研究。奖金他个人一分钱也不要!
前不久,《发现》杂志“发现”了中国奇人栾巨庆,并向他颁发了常务理事的证书;但是,《发现》杂志却无法发现:
中国长期天气预报最准的能人,为什么却被排斥在中国气象界之外?
创造“世界领先”成果的老科研工作者,为什么却跪倒在科技处长的脚下?
有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的栾巨庆,为什么却在为鉴定费而奔波?
栾巨庆百年之后,科技界还将在黑暗中徘徊多久?
“栾巨庆现象”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缩影,它暴露了我国科技体制的弊端。
如此下去,中国与诺贝尔奖只能是南辕北辙。
摘自：《骏马》2004年01期 作者：佟 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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