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凡学术思想形成之研究（2）

李小荣

刘炳凡学术思想形成之研究（2）

  （二）、文化因素
    唐代医学大宗师孙思邈提倡医生“涉猎群书”、“读五经”、“读三史”、“读诸子”“读庄老”及“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主张“文史哲为中医学的基础”。（《任应秋论医集》），民间有“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文是基础、医是楼”之说。这些无一不可以反映一般文化素养与医学人才的关系。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一般文化与专业人才成长的关系主要是影响、规范或指导其治学方法和实践。质言之，即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都离不开哲学的支配”。当然，也有直接渗透到专业知识中并与之结合而融会一体的。影响、规范或指导刘老治学方法与实践和直接渗透、参与刘老学术思想中的一般文化因素主要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军事思想和唯物辩证法。

   １、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对刘老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完全可以说是刘老治学的根基。刘老自幼熟读朱熹的《四书集注》及《五经》，对孔子、孟子、朱熹等巨儒尤为崇敬。因而影响刘老最深的也就是孔、孟等先圣，尤其是孔子。具体说来，是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知难而进的进取精神、崇高的道德思想和科学的治学方法。
　　方法好比人们过河的桥或船。方法的正确与否，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关键。孔子的一生，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享誉古今中外的伟大的思想家，这与他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合乎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孔子的治学方法，虽仅是从他个人的治学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符合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抽象”，故能体现治学的一般规律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刘老学习孔子治学的方法，归纳起来，约有４个方面：好古敏求、广搜博采；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学思结合、亦学亦思；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刘老治学，也基本上是从这四个方面着手的。
　  （１） 好古敏求，广搜博采　孔子治学，强调好古敏求，广搜博采。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刘老数十年，鸡鸣即起，子夜始卧，精读历代中医名著，泛阅经史百家。紧要处，录之以备忘。仅读书笔记就做了近三千万字。是以博闻强记，在湖南中医界被誉为“活字典”。如某中医学院从事天麻抗衰延寿之研究，欲查古人是否有这方面的用药经验，遍查文献，均未找到。请教刘老，刘老不假思索地说：“天麻抗衰延寿，《抱朴子》‘赤箭’条下，有明确的记载。”随即从书柜中抽出《抱朴子》一检即得。又如某副研究员讲授“阳明主信”，忘其出处，遍查未果，请教刘老，刘老当即回答在《古今医案按·泄泻门》，一查果得。刘老无论开会、旅差、出诊，还是在工作中，笔记本长期带在身上，只要是与医药内容有关的，必广为搜采。仅民间妙法验方一项，就做了数本笔记。
   （２）深入调查、实事求是　孔子治学，一是重视调查分析，力求对事物的认识符合事物的客观实际。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哉”（《论语·为政》）。二是强调实事求是，摒绝空想、武断、执拗、主观，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刘老临证七十余年，询问必周详，诊察必细心，凡与病证相关，靡不精究，必无遗漏而后可。无他，务使诊断能符合客观，达到“无 ”的境界。如日本侵略者侵入湖南期间，百姓躲兵，逃入山洞，多数染上目疾，“闭目垂首，乌珠堆翳”，多数医生以为肝经风热，治疗无效。刘老经过实地调查分析，认为系饮食失节，饥饱失调，久居湿地，湿浊上蒙于目所致。以燥湿健脾，善治目盲的苍术为君，配合夜明砂、晚蚕砂、苋菜子等药，无不应手而愈，保住了广大民众的视力。又如1962年岳阳黄沙街乡一个村发病 324人，刘老带领医疗队深入调查，发现均为吃过从岳阳医院拖回的人粪浸过的种花生而发病，结合具体脉症，确诊为湿温（西医诊为肠伤寒）中医组治167人，结合主症、舌脉、体质的差异，按《温热经纬》卫气营血辨证，分别处方，全部治愈。刘老攻《内经》、《伤寒》学，只就理会深切，裨于实用者，条而述之，于不可解者，割爱，绝不强为曲解。《黄帝内经临证指要》、《伤寒论类方辨证》均是这一方法指导治学的结晶。
　  （３）  学思结合，亦学亦思　孔子治学，特别注重学习与思考相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习不思考，就会食古不化，人云亦云，或偏执、教条，以致脱离实际，只思考不学习，就不能继承古人、借鉴同代人正确的东西，流于空想，而出现主观、片面、武断以致错误的论断。刘老治中医学，结合社会文化、心理、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及疾病谱演变的实际，师古而不泥古，借鉴而不生搬。“学”以拓宽眼界，“思”而启迪性灵。因而，在学术上提出了符合临床实际的新见解：“治病必须治人，治人注重调理脾胃、滋阴补肾”，“小病调气血，大病燮阴阳”的学术思想。刘老1974年去云南参观学习时，向老专家请教获得五种秘传白药配方，通过对这五种白药配方的反复推演穷究，获得启示，创制三藤汤（常春藤、鸡矢藤、鸡血藤），对肿瘤之气滞血瘀疼痛和风湿阻滞经脉的关节剧痛，均有较好的疗效；从一位老草医那里学到的治白喉的经验中，推演出用蛞蝓、地虱婆治疗上颚混合瘤及唇癌，疗效可靠；受《金匮要略方论》治诸黄的猪膏发煎的启迪，用头发熬膏入阿胶、救治蚕豆黄病人18例（急性溶血性黄疸），皆效。
    （４）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治学，强调不耻下问。他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是勤敏而兴趣很浓地发奋学习；“不耻下问”是不仅要听老师、长辈的教导，而且还求教于看来知识不如自己多的一切人，且不以这样做为耻。正如唐儒韩愈发挥的那样：“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庸知其年之所存也。是故无贵贱，无少无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文集·师说》）。刘老数十年来，手不停批、精勤不倦，且虚心好学。不仅向老一辈学，也向后辈学；不仅向同行学，也向群众学。凡是有一技之长的，刘老就向其虚心求教，直至学会为止。这样学到的知识，多为他人的直接经验，有些经验或方法甚至是医典未载，师道难传的宝贵知识，如“泥疗法”速退小儿高热；针挑法速治羊毛疔；九头狮子草配合辨证论治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化腹水；“三藤汤”治晚期癌症之气滞血瘀引起的疼痛及痹症之关节疼痛。象这样通过问而学来的经济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秘验单方妙法，就记满了十几个笔记本。后来还编成了《民间单验方选辑》一书。
　　此外，孔子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或问题的产生）有本有末，有先有后。只有了解了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其转归的全过程，才能找到推动事物前进（或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孔子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孔子还认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大学》）。这就是说，要彻底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必须深入到事物之中去，了解事物发生、发展、运动、转化及其联系的全部过程或情况，才有可能找出规律或认识其本质。刘老穷其一生，刻意探求《黄帝内经》广义的治本思想。从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化与正邪斗争的本末始终等多个方面，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反复推究，终于创造性地提出了“治病必须治人”，治人注重“调理脾胃”、“滋阴补肾”的学术见解。这不正是“格病”、“格人”而获得的“致知”么？
孔子的治学方法，归结到一点，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刘老早年刻“学、问、思、辨”印章一枚，盖在书上，以勉励自己“笃行不懈”。其斤斤于孔子治学的方法，于此可见其精诚。
宋·朱熹注《楚辞》，不斤斤于训诂，注重上下相承，前后相承，沉潜反复，寻求旨意。刘老治医经，也是遵循这一方法的。如《伤寒论类方辨证》、《黄帝内经临证指要》等书，无一不是以略于考注而详于思想内容之内在联系的。
　　以上只是影响、规范或指导刘老治学方法与实践的部分内容。其他如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特别崇尚土地，认为土地长养万物以养万民。刘老临床“以保护脾胃（土脏）为第一要着”，不能不认为与崇土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子思（孔子的孙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孟子力反“霸道”，倡行“王道”。刘老遣方用药中正平和，力反峻伐、猛攻、大破、蛮补，即使气味雄烈、药性刚燥等品，也在慎用或禁用之例。这些则又是直接渗透到刘老医学思想中，而与专业知识溶为一体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