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方证对应 效验必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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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临床使用经方，受当代经方名家江尔逊老中医的熏陶与启迪，遵循“方证对应”的原则。方证对应，即‘有是证用是方”。江老强调，临床证候只要与仲景的描述相契合(有时“但见一证便是”)，放胆使用而不必强求脉、舌、症面面俱备，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仲景当年的治病实践，颇有执简驭繁，驾轻就熟之妙，而效验必彩。
方证对应是准确运用经方的一条捷径，江老认为，初业医者慨叹经方难用，其实是不熟悉仲景的原文。他本人善用经方，其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熟背原文。如他曾治某患儿，麻疹后阵阵心烦，初认为疹后余热，予养阴清心之方罔效，烦躁益频。每见家人进餐即索食，甫入口，则烦躁顿作，须臾自动停止。江老玩味经文，忽然悟曰：此乃蛔厥，因《伤寒论》厥阴病篇描述蛔厥的特征是：“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遂按方证对应，予乌梅丸去辛温之品，加驱虫药。服一剂，大便下如污泥。便内挟虫，从此烦躁止矣。他所治愈的不少蛔厥，均是既不腹痛吐蛔，亦不厥逆，却与“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的描绘相合。故信手拈来乌梅丸，方证对应，敏收捷效。
本人临症治愈过不少顽固性头痛。只要头痛伴恶心或呕吐涎沫及清水者，均投以吴茱萸汤原方，而能迅速止痛止呕，且较长时间不再复发；即使偶尔复发，病情亦较轻，投以原方，仍收捷效。投方依据见于《伤寒沦》厥阴病篇“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值得玩味的是，不少患者并不具备肝胃寒凝、浊阴上逆的全身症征及舌脉，有的还伴见一些热象。若不走方证对应这一条捷径，断难毅然使用吴茱萸汤原方。
方证对应有助于发掘运用高效经方，如《金匮要赂》“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的古今录验续命汤，后世罕有用之者。江老尝叹曰：是临床确无此证乎?非也。他初学医时，曾治唐某，男，年五旬，体丰。一日，忽然四肢瘫痪，但神志清楚。江老业师陈鼎三先生曰：“此《金匮》风痱证也，宜用古今录验续命扬。”投原方一剂，次日顿愈。江老亦曾用本方治愈过不少风痱。如—例风痱危证(“急性脊髓炎”、“上行性麻痹”)患者雷某，男，18岁。突然手足麻木，不完全性瘫痪，同时出现严重的阵发性呼吸、吞咽困难，有气息将停之象，时而瞳孔反射消失，昏昏似睡，呼之不应。入院七天各科全力抢救，皆以为不可治矣，乃邀江老会诊，亦投以本方配合针刺。仅服药一剂，次日危象顿除，连服四剂，诸症渐愈。我近年亦曾用本方迅速治愈过二例“急性脊髓炎”。有—位西医惊讶本方之灵验，遂依样画葫芦，移治十余例“多发性神经炎”，亦奏速效。江老曾再三强调：本方药味平淡，但组合离奇，颇难诠解，更难按辨证论治选用。陈鼎三、江尔逊前辈之能独具慧眼，发掘运用这一埋没多年的救治疑难症的高效经方，得力于他们熟悉经文和方证对应的使用原则。
我在方证对应时尽量使用原方，有的经方药仅三、四味，甚至一二味，看似平谈无奇，实则底蕴无穷。若嫌药味少，或恐病人不相信而随意添加之，有时反而影响疗效。如一例“病毒性脑炎”患者经抢救脱险后，仍头痛不止，伴咽痛、频吐稀涎两个月。曾用苍耳散，升麻葛根汤、小柴胡汤合吴茱萸汤20剂无显效。我诊时，证候如前，烦躁不安、口干、连连饮水不能解渴，纳差，大便偏稀，舌质红，边尖密布小红点，苔白微厚腻，脉弦滑略数。窃思头痛伴呕吐稀涎，乃投吴茱萸、生姜各15克，党参、大枣各30克。服一剂，头痛及咽痛大减，已不呕吐稀涎，口干、烦躁亦减轻；服完二剂，头痛基本消失。但腹微满闷，乃将党参、大枣各减至15克，加厚朴15克，法夏10克，续服三剂，疼痛消失，纳开，腹宽松，大便转正常。
有些医者将经方混杂于庞大复方之中，扼腕掣肘，使其难以脱颖而出，任重力专以建功。由此可见，倘方证对应，使用原方便可获佳效时，何必画蛇添足呢？纵然添加之药不影响疗效，亦须虞虑刻下药材紧缺，浪费可惜！当然根据病情适当化裁，亦在所必需。但若加味太多，喧宾夺主，或加减得面目全非，还曰“经方化裁”，就不足为训了。近贤陈逊斋说：“经方以不加减为贵”。
我谓“方证对应，效验必彰”，决无丝毫贬低辨证论治之意。盖因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本有互补之妙，而无对峙之情；众所周知，辨证讲求理、法、方、药的连贯性，其中之‘理”居首位，而所谓“理’，便是阐明医理或揭示病机，庶几“理明法彰方出药随”，或“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至于方证对应，则要求药与证候——尤其是主证或待征性证候的针芥相投、丝丝入扣。因此，倘能在辨证论治时结合方证对应，便容易突出主证或抓住特征性证候，从而遣选高效经方，使辨证论治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倘能在方证对应时结合辨证论治，便容易准确地掌握病机，观往知来，穷理尽性，从而避免依样画葫芦似的机械死板的“方证对应”的流弊。

黔江小王子

方证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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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