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真实记录：一个世纪前粤港疫情揭秘 与 再揭秘

一品堂主

非典已逐渐离人们远去，但据近日报载：非典今冬或会“变脸”，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下次来的可能不是非典，而是导致人体出现类似非典病症的病毒。 　　1894年，粤港两地曾遭受过特大疫情袭击。从那次疫情发生、流行的规律来看，与今年初的非典疫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近日，我们在广东省档案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1894年的《申报》，揭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疫情严重 　　1894年广东的疫情起于冬春，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起初由于天干物燥，井泉枯竭，民间多“喉痛身热”，常有患者朝发夕毙，救治不及。进入4月份，天气炎热犹如火伞当空，路上行人挥汗如雨。四处出现疫情，“死亡甚重”，医生药铺忙不过来。西门外有户人家一天之内竟死了5人！5月份，瘟疫继续流行，官府中各级文武官员都有人染上此病。“死亡之多实百余年所未见”，西关连登巷更是“十室九丧，哭声遍地”。棺木店日夜赶制棺材，仍然供不应求。但相比之下，医院药房的生意反而平平，因为染病后死神来得太快，病人往往来不及救治。此情此景，真令人心酸。 　　是年6月，死者已达数万人。向老百姓施舍棺木的慈善机构，只剩爱育堂一处，其他地方都因施舍棺木过多，钱财用尽，几乎难以维持下去。6月底，气候变化，下了几场大雨，人们以为疫情会慢慢消退。谁知西关一带比以前还严重，百姓心生恐惧，寝食难安。一直到年末，疫情才渐渐消遁。 　　左图：当年香港的“隔离屋”。 　　这场疫情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发病快、死亡速、死亡率高。刚染上病时，身上生一恶核，“大如青梅，小如绿豆，痛彻于心，顷刻间神志晕神，不省人事”。更有甚者，“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药石无所用之”。而病人即使得到及时医治，“病愈回家，必然再发，比初起时更重，不及救药而毙”。此病危害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迷信流行 　　当时的广州，人心惶惶。“广州城厢内外疫症流行，居民见死亡之多，均觉不寒而栗，多方祷禳，终属无灵”。“粤俗素来信鬼，以为人事既穷，惟有请命于神，故迎神赛会之事几于无日无之。” 　　右图：当年香港的“隔离船”。 　　由于风俗习惯和医疗水平落后等诸多原因，谣言四起，在恐慌面前，怪力乱神开始抬头，多出闹剧开始上演。有人扛着神像出游，求神庇佑，“鸣金击鼓，举国若狂”；还有人“舞狮迎神，纷纷扰扰”，就连时任广州府太守的张润生也不例外，于城隍庙设坛祭祀3日，“不理刑名”。 　　然而舞狮迎神驱赶瘟疫毕竟不能起作用，老百姓也渐渐明白这一招并不灵光。“近见疫症仍未少休，神力与狮威终归无用，于是废然而止。”更有村民见神仙不灵了，“遂迁怒于神，不特香烟顿减，且更以粪汁淋之，一时见者无不为之绝到”。 　　禁越雷池 　　人们见迷信无效后，遂将迎神像的费用拿来修建医院。广济医院计划在西关湄洲庙前搭建房屋救治病人，但附近街坊担心病人云集于此地，病毒会扩散到乡邻中，于是出面阻挠。下九甫的一位梁姓高官的儿子，参加了抗议集会后，回家后就染上疾病暴亡。众邻都认为他是因阻挠善举遭报应而死，于是先前反对的人不敢再有异议。医院才得以设立，救治了不少人的性命。 　　附近西村乡民害怕瘟疫传到乡里，便在乡外的空地上搭了一座大棚，凡是从省城回来的乡人都必须隔离在大棚中，不许越雷池一步，家人也不能与之相见。 　　两地应对 　　与广东当时信神拜佛、恐慌忙乱、措施被动消极相比，香港在应对同样的疫情时相信科学、反应迅速、措施主动积极，从而损失较小。 　　1894年5月11日，香港洁净局批准施行《香港治疫章程》。病人病情无论轻重，都必须搬到医疗船或指定的地方进行集中治疗，以防止疫情扩散。同时要求人们一旦发现周围有病患者或疑似病患者，必须到最近的差馆或官署报告情况，香港当局也下令“凡有病人匿而不报者须重办，以儆其余”。 　　章程规定，对有疫情的地区必须委派专人喷洒“解秽药水”，同时对患者的衣物、床铺、生活垃圾及死者遗体等处理方式上作出了专门要求。病人住过的房屋，不论其生死，病人迁出后必须彻底清洗干净，并洒以药水，全面杀毒。 　　除了以上措施，香港当局还主动出击，寻求国际合作。“英官电致现驻日本之英国水师提督，欲延聘西医来港，借以诊治。” （子琦／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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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紀前粵港疫情再揭秘》——（转载）2002年至2003年春，在廣州等地爆發的傳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再度引起世界醫學界對急性烈性傳染病的關注，也激起中醫學界對《溫病》、《傷寒》的再探討，並積極投入到非典的臨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2003年10月5日《羊城晚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一個世紀前粵港疫情揭秘》一文，作者稱：本人翻閱了當時《申報》，揭示了1894年粵港兩地遭受的特大疫情襲擊；該次疫情來勢兇猛，朝發夕死，死者達數萬人，疫情持續時間長過一年之久。病症：剛染上病時，身上生一惡核，大如青梅，小如綠豆，痛徹於心，頃刻間神志昏迷，不省人事。當時廣州府太守張潤生，於城隍廟設壇祭祀三日，「不理刑名」，市民亦舞獅迎神，企圖驅趕瘟疫，無效。香港政府則批準施行《香港治疫章程》，同時，還主動出擊，尋求國際合作，「英官電致現駐日本之英國水師提督，欲延聘西醫來港，借以診治」。
　　閱後該文，覺言有未及，1894年的疫情是甚麼病？當時的醫藥界，特別是中醫界如何應對？我也翻閱了手頭的資料，特撰本文，以供同好。
　　清末甲午年（1894）粵港兩地遭受的特大疫情肆虐，實為鼠疫。據當時廣州名中醫易巨蓀曾撰文曰：「甲午吾粵港鼠疫流行，始於老城，漸至西關，復至海邊而止。起於二月，終於六月，疫疾初來，先死鼠，後及人，有一家死數人者，有全家死絕者，死人十萬有奇，父不能顧子，兄不能顧弟，夫不能顧妻，哭泣之聲遍閭里」。曾檢閱民初名醫張錫純編著的《醫學表中參西錄》其中轉載時賢劉蔚楚的《遇安齋證治叢錄》中一段醫話，應該是指此次疫證流行，當時引發了中醫界與西醫的一段紛爭，茲錄原文如下：「前約二十年（即清朝末季）香港鼠疫流行，沿門闔戶，死人如麻，香港西醫謂中醫不識治疫，請港政府禁絕中醫，各中醫求東華院紳聯謁港督華民政務司，請選西紳院紳十人為監督，以病疫者發授中、西醫各半，表列成績，不尚空談，一考，中醫治效超過之，西醫不服，三考，平均以百分計，西醫得三十餘分，中醫竟超過六十分，中醫賴此以保存。」
　　查實鼠疫的流行除甲午年外，往後幾年，丙申（1896）、戊戌（1898）以至巳酉（1909）等均有流行，鼠疫是急性烈性傳染病，病勢兇險，中醫竟敢與西醫較量，一是由於西醫傳入國內不久，尚未普及，是時抗生素尚未問世，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二是連年的發病，當時的中醫已積累了一定經驗，有一定信心，發揮其所長，在情在理，而實際臨上，中醫是當時與疫症抗爭的中堅力量。
　　究竟中醫治療鼠疫之如此急性的傳染病，用甚麼方法，我翻閱了清末民初的一些粵港名中醫的醫案醫話，如黎庇留、陳次壇、譚星緣、易巨蓀、郭梅峰、譚次仲等他們都用升麻鱉甲湯加減並收到肯定的療效。《廣州近代老中醫醫案‧醫話選篇》載了黎庇留及易巨蓀的醫案共八例，稱本病為「核疫」，據易說唐代《千金要方》早有嶺南惡核，朝發暮死之記載，病症與近患疫症無殊，其方有五香散，亦以升麻鱉甲為主。按升麻鱉甲湯出自漢代張仲景《金匱‧百合狐惑陰陽毒》篇：「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湯黃、蜀椒主之。」黎庇留、陳星緣、易巨蓀乃同時代人，皆治仲景之學，常聚談交流。
　　黎庇留第一次用本方是治其葉姓朋友的婢女，用本方後數小時，便漸漸清醒，已能下，以後再服幾劑，便告痊瘉。因當時中醫界流傳著用：「升（麻）不過五（分）」的說法。黎氏恐人非議，事前先把升麻研末，製藥餅，每個重一兩三、四錢，處方中升麻僅用一錢許，但他囑病人在煎藥時要放兩枚藥餅同煎，即升麻每劑之用量為二、三兩之多，日服兩劑，危者三劑。
　　郭梅峰先生是私墊陳伯壇的，但陳伯壇用藥劑量大，時稱陳大劑，而郭梅峰卻以用藥量輕稱著。不過治本病用升麻也是五錢至二兩。譚次仲是譚星緣之侄，崇仲景學外，應屬中西匯通派、革新派。譚次仲十八歲時，在廣西讀書，適鼠疫流行，其家男僕趁墟歸來，即倒地呻吟，不及半小時，便譫語吐血，兩側腹股溝淋巴腫大，譚父處本方用升麻一兩，每日二劑，次日諸證漸失。後來，譚次仲之母，染此疫。因心理因素。不敢投以此方，其母竟亡。
　　上述說明本方治療鼠疫並不是一個人的偶然經驗，而是經過多位醫學家臨驗證，經得起得重複考驗的。當時黎庇留、譚星緣、譚次仲等都作過療效觀察統計，並發表有關此病的醫學論文和案例報道，易巨蓀、黎庇留、譚星緣等均為清末省港澳名醫，有否參與香港中西界紛爭其事？則有待考證矣。
　　由於治療鼠疫取得療效，黎庇留於甲年（1894）創辦了「廣州太平局十全堂」。丙申（1896）年又創辦了「衷聖醫院」，在這兩個中醫機構為患鼠疫的市民贈醫施藥，救活無數。
　　從清末省港鼠疫流行的側面可見，祖國醫學幾千年來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確實積累不少寶貴經驗，應該努力發掘，加以提高，中醫藥學在歷史上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黃仕沛
　　於羊城　調琴書屋
　　原載廣州市中醫藥學會《創會五十周年論文匯編》

蓝壶居士

确实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