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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西草藥的發展看中草藥的國際化 趙中振 /香港
一、天外有天
20年前,1987年4月,我東渡扶桑,開始了在日本東京藥科大學的學習。翻開日本的生藥學教材,第一頁展示的是一張藥用植物資源分佈圖,與國內同類課本不同的是,這張分佈圖的覆蓋範圍包括了全世界。地球上迄今分佈有植物超過50萬種(含低等植物),其中藥用植物超過7萬種(中國有1.2萬多種)。日本生藥學教材中介紹的不少西方藥用植物,許多種在國內教科書中未曾提及,學名也是專業辭典中查不到的,這的確讓我耳目一新。
2006年,母校北京中醫藥大學50週年校慶,我以“敢問路在何方?”為題,應邀做了一次學術講座。開講前我做了一次問卷調查,請包括中藥學專業高年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年輕教師在內的約200名出席者列出“當今國際上最暢銷的十種植物藥”。不無遺憾的是,竟沒有人能夠答對其中三種。在大多數的答卷中,卻都提到了原產在北美洲、而歐美人少用的西洋參。正確答案應當是︰紫椎菊、大蒜、貫葉金絲桃、水飛薊、銀杏葉、鋸葉棕、乳薊子、卡瓦胡椒、月見草、越桔等。
會後我翻閱了國內新近出版的中藥資源相關教材,包括西醫藥院校使用的生藥學教材,其中對西方植物藥及西方傳統藥物使用歷史,幾乎很少涉及或隻字未提。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我們研究中藥,對於外來世界,尤其是西方植物藥不可不聞不問,要知道天外有天。
兩個 CM定義與國際天然藥物市場
提到CM,大多數中國人一定會聯想到Chinese Medicine (中醫或中藥)。但在西方世界,人們首先想到的是Complementary Medicine (補充/替代醫學)。在此醫學領域中,人們又會將植物藥與傳統醫學加以區分。在傳統醫學之下,再分為三個單元,印度醫學(Ayvetic medicine)、中醫學(TCM)和其他傳統醫學。
翻開歐盟的法規,對植物藥的定義是這樣的︰(1)由任何一種或幾種藥材組合、具有活性成分的製成品;(2)由任何一種或幾種藥材原料組合、具有活性成分的製成品;(3)由藥材與藥材原料組合、具有活性成分的製成品。
依此定義,中藥是世界植物藥的構成部分,中醫也是國際替代醫學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份國際植物藥市場銷售額數據表明,美國約占29%, 中國約占25%,德國約占18%,日本約占12%,法國約占10%,印度約占5%。(此處插入表3,國際植物藥市場銷售額統計)
以上市場數據可以看出,目前國際天然藥物市場,是以西方植物藥與植物提取物為主體的。
三、中外天然藥物資源比較
中國是天然藥物的生產大國,也是消費大國,人均資源也相對匱乏。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比較。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南美洲、大洋洲和剛果佔有65.7%的世界森林資源,而人口僅佔世界人口的14.5%;中國僅佔有4%的世界森林資源,人口卻佔了世界人口的22%。
今年夏天,我又去內地進行了一次資源考察,野生資源的減少、生態系統的破壞令人擔憂。在不解決資源的前提下盲目開發,將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1990年,我曾應邀去海灣國家阿曼講學及考察藥用植物,當看到當地珍稀的大漠植物時,我得出的結論是這裡的藥用植物資源不值得開發;如果要向阿拉伯世界推廣中醫藥,優先應當考慮的是針灸。
2000年,我曾經到西藏進行過一次藥用植物資源考察,得出的結論還是,當地多數品種不值得開發,也不能開發。記得蕭培根院士曾經給我講過這樣的故事︰1961年,他到西藏時,一盒無論什麼牌子的香煙便可換取當地牧民從山上採集的一包約1公斤的冬蟲夏草。時至2007年,1公斤的冬蟲夏草在國際市場上已經賣到十幾萬港幣,真是“物以稀為貴”呀。據環保人士估計,50年後地球上約有三分之一的植物將消失,許多珍貴傳統藥用植物資源正漸枯竭,作為人均資源相對匱乏的中國人更應當有這種危機意識。
2003年,我到澳洲考察藥用植物資源。澳洲人口僅有約2,000萬,而國土面積達769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中國國土面積的80%)。我提出建議,澳洲國土廣袤,土質雖不肥沃,但栽培紅花、薰衣草等菊科、唇形科的植物還是大有潛力的。可喜的是,目前,在澳洲的維多利亞省,中藥栽培已經立項,並取得進展。新近我看到一篇報導,德國也已經開始栽培中藥,而且長勢良好。
中醫藥的對外交流,資源互換應當是重點之一。外國也可以種植中藥,特別是以提取原料為主的中藥,不必過分強調“道地藥材”;中國在面向世界傳播中醫藥知識的同時,也應考慮應地適宜的引進國外藥材資源。
四、自古中藥有外來
東西交流,自古有之。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把中國的絲綢、瓷器、樟腦、肉豆蔻、高良薑、生薑等介紹到了外界。馬可波羅(Macro Polo) 的中國之旅行打開了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大門,交流物品中也包括生薑、肉桂、丁香等後來成為歐洲人廣泛使用的藥物和烹飪用品。
翻開唐代的《新修本草》,我們可以見到不少外來藥,其中有來自印度的丁香、胡椒;來自大食(今小亞細亞地區)的石榴、乳香、瑪瑙;來自波斯(今伊朗)的茉莉、青黛;來自大秦(原羅馬帝國)的素馨、鬱金;來自西域的仙茅、芥子、馬錢子;來自南洋的木香、檳榔等。
唐代李珣,祖籍波斯,生於四川,其家以經營香藥為主業,著有《海藥本草》,收藥124種,其中介紹了一些經過海舶,自外國輸入的藥物,如阿魏、肉豆蔻、茅香、迷迭香、丁香、降真香、龍腦香、沒藥、安息香、胡椒、蘇木、白茅香、沉香、鬱金等。
鑒真和尚(687-763)六次東渡扶桑,現仍完整保存於日本奈良正倉院的21箱60種藥材中,有麝香、犀角、龍骨、肉蓯蓉、大黃、甘草、芒硝等,這些藥材都成為千餘年來中日醫藥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金雞納(Chinchona)為茜草科植物,原產於南美洲的秘魯智利等地。1693年,金雞納傳到中國,康熙皇帝本人曾用其治療過瘧疾,他把這個藥又介紹給曹寅,即曹雪芹之祖,曹寅吃了這個藥,瘧疾也好了。
我們現今日常衣食中誰也離不開的外來植物中,如糧食中的玉米、番薯、馬鈴薯;水果中的西瓜、葡萄、胡桃、芭樂、番木瓜;蔬菜中的大蒜、胡蘿蔔、洋白菜、洋蔥、番茄(西紅柿)、蘆筍、花椰菜、西芹、荷蘭豆、芫荽、西洋菜;農副產品中的棉花、煙草、胡椒、胡麻;從字面上看,含“西、胡、番、海、洋等”的舶來品比比皆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經濟的全球化與貿易的國際化,使得自給自足的年代已成為過去。
五、西方也有悠久的植物藥用史
西方國家同樣也有著悠久豐富的植物藥用歷史。這一點,在目前國內的教科書中少有提及。
以伊拉克一座被挖掘的有6萬年曆史的古墓中,被發現有8種不同的藥用植物,其中包括麻黃。
展開歷史的畫卷,我們還可以清楚的看到幾座天然藥物發展的里程碑︰
在西元前約1500年的古埃及,“愛柏氏紙草記事”(The Eber Papyrus)中,就記載有蘆薈、阿片、薄荷、桂皮、番紅花、沒藥、蓖麻、大蒜等30餘種藥用植物。
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西元前460-377年)在其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提出疾病是自然產生的現象,應當給患者服用藥物,而不應使用巫術。該書收載約有400種藥用植物,如桂皮、龍膽、大黃等;並將醫學分為︰藥療、食療與香療三大體系。
西元40-90年,有“西方醫學之父〞之稱的希臘醫生,迪奧斯科理德(Pedanius Dioscorides)所著的《藥物學》(De Materia Medica)中,記載了500種以上的藥用植物,其中有很多現今依然很常用,如鴉片、麥角、桂皮、歐洲刺柏、芍藥、牛蒡等。此書在歐洲植物學與藥學方面的重要影響一直持續到西元17世紀。該書也是已知世界上第一本附有彩色插圖的草藥著作。
西元1世紀,古羅馬藥學家普林尼(Pliny)編纂的博物志中,收載了約1,000種藥用植物。
西元131-200年,古羅馬皇帝的御醫蓋倫(Claudius Galenus)著書20部, 總結了古羅馬的醫藥體系,記述了約540種植物藥、180種動物藥和100種礦物藥。由他倡導使用的植物浸膏製劑,至今仍被稱為蓋倫製劑(Galenical Pharmaceuticals)以區別合成製劑。其出現,大約相當於我國的東漢的張仲景時代。
此後,直到18世紀,西方的藥物學知識主要集中在對天然動、植、礦物的認識與累積階段。進入19世紀,天然藥物王國出現了幾個亮點。
1804年,德國人從罌粟(Papaver somniferum L.)中分離到嗎啡(morphine);
1820年,法蘭西人從金雞納(Cinchona succirubra Pav.)中分離到奎寧(quinine) 。
1920年,從麻黃(Ephedra sinica Stapf)中提取出麻黃素。
阿士匹林的最早發現與印第安人有關,人們發現柳樹皮和葉具有解熱鎮痛的功效。1838年,水楊酸即“阿士匹林”的前身從白柳 (Salix alba L.)皮被分離出來。
從以上天然藥物發現與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整個西方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幾乎還完全倚賴植物治療各種疾病。如戰場上用大蒜治療傷口感染,許多治療藥物也都是植物來源的製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軍隊就用稀釋後的大蒜汁塗抹在代替棉花作敷料的泥炭蘚上製成急救包,用來包紮傷口,有效的避免了感染。時至今日,依然有25%的西藥、生化藥品是直接或間接來源於藥用植物,即從藥用植物中提取出有效化合物直接應用,或者再經過結構改造成為新的藥用化合物。
六︰西草藥迅速發展的20年
1928年,青黴素被發現,1943年開始大規模生產。抗生素的出現,帶來醫藥革命,促進了化學合成藥物的迅猛發展,包括酊劑和草藥提取物製劑的應用卻持續下降。許多草藥的活性成分還不清楚,人們懷疑某些草藥根本不含活性成分。
隨著西方醫療體系的立法,沒有執照者,不可非法行醫。一時間,植物藥少有人問津了。特別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後,在西方的醫藥學院,藥學研究內容多轉向天然藥物化學或者合成藥物的研究,與植物藥密切相關的生藥學課程也名存實亡。
甲子循環,轉瞬之間六十年過去了,合成藥物的兩大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不可忽視的副作用和對某些疾病的束手無策開始困擾著人類。人們開始反思,傳統的植物藥再次受到青睞,回歸自然的呼聲日漸高漲。
現今在西方的藥店與超級市場中,均可見到適用於咳嗽、感冒、消化不良、失眠等不同症狀的各種保健食品與食品補充劑。
過去20年中,植物藥的需求量急速、持續增長。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客觀的看到,這一增長,並不代表中藥的增長。過去20年,是西草藥迅速發展的20年。這一結論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看出︰
1. 西方植物藥市場銷售額逐年上升︰
據統計,現今天然藥物的市場需求量超過600億美元,並且每年7%的速度增加。預計到達2050年,市場需求將達到5萬億美元(The Times of India, 7-4-2000)。
目前國際天然藥物市場,是以西方植物藥與植物提取物為主體的。換言之,國際天然藥物市場並不等於中藥的市場,中藥的市場也並不一定就是中國人的市場。
2.植物藥相關法規陸續出臺︰
傳統醫學和替代/補充醫學在開發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相應政策相繼出臺(如歐盟《傳統藥品法》(2004)、美國FDA《植物藥研製指南》(2004年)等),其中已經制定政策的國家佔32%,正在制定的國家佔54%;尚未制定的國家僅佔14%。
相應的法規與法典也在這一時期陸續出現,再次確定了植物藥在國家醫療體系中的法定地位。《英國草藥藥典》(1983年版)收錄英國常用草藥84種;《歐洲藥典》(第5版,2004年)收錄植物藥210個;德國草藥專論《The Commission E Monographs》從1984年至1998年已經編撰出版了380篇植物藥專論;美國膳食補充劑健康與教育法 (DSHEA 1994),使草藥以食品添加劑身分取得了合法地位。自2000年(第24版)以來,《美國藥典》(2005年的是第28版)收錄植物藥64 條,涉及55種藥用植物如熊果、葛縷子、茴芹、穗花牡荊、母菊、穗花牡荊、紅車軸草、紫錐菊、刺五加、小白菊、大蒜、薑、銀杏葉、西洋參、北美黃連、人參、歐山楂、歐洲七葉樹、甘草、法國濱海松、水飛薊、異株蕁麻、非洲李、貫葉連翹、鋸葉棕、纈草、黑升麻、絨毛鈎藤、薑黃、五色椒、波希鼠李、車前、番瀉葉、小麥、南非醉茄等植物來源藥品。
3.政府資助逐年上升︰
以美國NIH的資助為代表,替代/補充醫學獲得的財政預算明顯大幅度增加。從1992年的二百萬美元,已經增加到了2005年的一億兩千萬美元,增長了約60倍。但拿到此項資助者,多為西方植物藥研究者。
4.研究論文大幅增加。
我們對過去20年中,常用的30種西草藥與30種常用中藥的研究論文發表數量上進行了比較。可以看出,有關西草藥的研究論文大幅度領先。研究論文是一個研究力度的重要指標,中藥的研究應當加強使用國際學術界認可的語言,在國際雜誌上多發論文,以便中醫藥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與競爭。
七、加強訊息交流︰
醫藥產業是21世紀的朝陽產業,這一點似乎為眾人所認同。近年來,國內的醫藥企業、醫療產品以及從業人員的數量都在大幅增加,而訊息交流的滯後嚴重影響著政府的決策和中醫藥發展的整體進程。應當看到訊息也可轉化為生產力,訊息也是重要的生產力。
從2003年開始,受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的委託,我與蕭培根院士共同組織了《當代藥用植物典》的編纂。這是一項耗時四年的巨大工程,其主要目的,是讓世界瞭解中國的藥用植物,也要讓國人瞭解世界的植物藥。
“博采古今,薈萃中西”是本書的特色。全書共分四冊︰東方篇兩冊、西方篇及嶺南篇各一冊。將先後以中、英文雙語出版(中文版包括簡、繁體版)。全書共收錄500條目,涉及常用藥用植物(含天然健康產品、天然化妝品、天然色素等)約800個種。
書中提供有古代文獻與現代藥物資料,包括藥用植物資源、化學成分、藥理作用與臨床應用部分,並著重收集了近10年來海內外的最新相關研究進展,每篇均附有大量最新參考文獻。書中不但有作者實地考察的最新收穫,也有老一代科學家寶貴經驗的匯總,對各藥物的深度研究開發提出獨到見解作為評注。
隨著編纂的進行和2006年來的陸續出版,本書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學界、業界的關注。並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支援,先後參加本項目的學人達到數十人。海外如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澳洲、印度、新加坡、韓國等國學人,先後提供藥材資料、照片、標本。項目的開展,本身就是一次國際間的大合作;著作的完成,也是集體智慧的體現。
我曾經到過一次四川的樂山,關於樂山大佛的來歷,當地有這樣一段傳說︰有一位老石匠在雲游天下之前,交待兩個徒弟要好好雕刻佛像。三年師傅歸來,聰明伶俐的小徒弟搶先彙報,我雕了1000尊佛像,老師傅聞之大喜。大徒弟則慢吞吞的說,我只雕了一座佛,老師傅聽後面帶不悅。可當老師傅轉過身觀看,展示在他眼前的是一座70餘米高的巨佛。1300年過去了,烏尤寺的千尊小佛早已面目全非,而樂山大佛依然巍峨矗立在岷江邊。我常以這段美麗的傳說自勉並激勵課題組的成員們。從事中醫藥研究,既要發表國際一流的學術論文,同時也要潛心構建中西醫藥溝通的橋樑,這也是我們編纂《當代藥用植物典》的動力之一。
八、生藥學研究與國際交流
西方醫學界目前不願意選擇中草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來源於自然界的很多產物質量不穩定。“安全、有效、可控”是評價中、西藥物的共同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講,質量決定中草藥國際化的進程與命運。
生藥學的主要任務與研究內容就集中在︰資源、質量與品性評價。
近年,人們經常圍繞“中藥走向國際市場以何為重點”展開討論。筆者以為,無論從事哪一行的學人,都應當以發展自身專業為重點,切不可“見異思遷”。
過去一些年,海內外一些從事生藥學研究的人,紛紛改行轉向了。致使現今出現了無人認藥、偽藥充斥市場的現象。
2006年,我曾應邀在Planta Medica上,發表過一篇題為“中藥鑑定是中藥標準化之基礎”的綜述文章,因為中藥鑑定也是中藥國際化的前題。
過去一些年,我們在香港通過與政府和中藥業界合作,以“正本清源”為目標開展了一些生藥研究項目。香港是國際貿易中心,也是中藥進出的重要港口,約有26%的中藥材經此地進出國門。為澄清市場混亂,我們先後在香港100間藥材店,隨機抽樣調查超過1萬個件中藥材樣品。在此實地調查基礎上,研究編著出版了中、英文版的《香港容易混淆中藥》。本書出版後,免費派發約2萬冊給中醫藥界,並同中藥業界合作多次舉行推展活動,令人欣喜的是,目前香港本地市場的混淆中藥已經大為減少。與此同時,我們還編著出版了《香港中藥材圖鑒》(中、英文版),目標是“立標明真”。本書由世界科技出版社發行,也已成為中藥鑑定這一領域的暢銷書。
顯微鑑別作為中藥四大鑑定方法之一,是200年前就已經開始應用的鑑定手段,但傳統的學科不代表過時。歷久彌新,顯微鑑定仍是實用性很強的鑒定手段,結合其他學科的新技術、新進展對中藥顯微鑑別進行深入研究,同樣可以獲得良好的研究成果、發表很好的文章,老樹是可以發出新枝的。例如,將顯微鑑定與偏光法結合、與螢光法結合、與數學分析方法結合測定澱粉粒的研究、與MALDI-TOFMS鐳射質譜技術結合進行青風藤、附子、馬錢子的研究,都已經取得很好的進展。我們先後在相關領域排行第一的國際雜誌(Microscopy Research and Technique;Journal of Mass Spectrometry;Analytical Chemistry)發表了系列研究論文。
近年來,海外歐美、澳洲的醫藥研究機構紛紛與我們聯繫,尋求在生藥鑑定及相關領域的合作。這也說明瞭生藥學是社會急需的學科,是供不應求的學科。
目前,我們正在與國際一流研究機構,如英國丘園、美國藥典委員會、哈佛大學醫學院通力合作,並與日本、韓國、新加坡、澳洲、台灣等國家與地區相關機構保持密切聯繫,共同為建設中藥鑑定數據庫與生藥鑑定技術平臺而努力。
九、不比較,不知己所短,也不會知己所長------談中藥炮製研究
中藥與西草藥相比,特色何在?我個人認為,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複方用藥,二是炮製加工。
兩千年來,中藥的使用一直都在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中醫理論與臨床經驗的指導下進行,並且累積了大量有效的處方。這些處方使後人在新藥的開發中得以啟迪,這是中國人的“秘密武器”。
炮製作為中藥的另一特點,“蒸、炒、炙、煅”是一般西草藥所沒有的。即使在東方應用中藥的國家中,進行炮製也是不多見的。越南有一些,日本集中在地黃,附子等有限的幾種,而韓國則是單打一,但一炮走紅的紅參(高麗參),為韓國開拓了品牌,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經濟效益。
兩年前,我在世界衛生組織-草藥協調論壇 (WHO-FHH)上提出了加強中藥炮製研究的建議,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在香港衛生署的資助下,我們已經進行了當歸和附子炮製的初步研究。2007年5月,來自中國、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香港的專家與政府主管在韓國首都召開炮製專題研討會,討論今後如何開展合作,加強中藥炮製研究的議題。
中藥炮製的主要目的是解毒與增效。香港規管中藥名單所列了31種毒劇中藥,其中多數是沒有經過炮製的。以附子為例,在過去近20年間,由附子引起的中毒事件統計近5,000宗。這一數字顯示,中藥炮製對於保障中藥使用安全至關重要。
經過對香港市場調查,目前有65%的生藥都經過炮製的。目前,《中國藥典》收載542種中藥材,有炮製記述的超過70%。
“炮炙”,從字面上講,都離不開火,這也反映了人類歷史上火的使用對於中藥加工技術的影響。現今很多加工方法是不用火的,因此,用“炮製”一詞屬於廣義,更能體現中藥加工方法的多樣化。《本草綱目》稱炮炙為“修治”,日本沿用此稱謂。人們日常所說的“遵古炮製”強調的是一種嚴謹的工作態度。其實,“遵古炮製”中的“古”是不存在的。因為古代的炮製方法很多,理論也不統一,同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兩千年來,炮製工藝不斷改進提升,儘管進程緩慢,但從未停止過。
從現今市場上所賣的炮製藥材來看,南北炮製方法不一、內地與香港不一;炮製的輔料︰如酒與醋等也不統一;炮製工藝有機械的、有手工的,整個規程均未做到統一。
隨著中藥用量的增加,中藥GMP的推展,成規模的中藥生產成為可能,炮製的規範化也已經具備了條件。從保障中藥安全有效的角度看,中藥炮製的規範化已經到了不得不做、非做不可的程度了。
關於中藥炮製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先選擇一些容易中毒的常用品種進行探討,如附子、馬錢子、半夏等;一些可以改變藥性與增強藥性的中藥,如地黃(鮮、乾、熟)、薑(鮮、乾、炭)、當歸、三七、人參、山藥、何首烏等。
中藥炮製的研究方法則可以從生藥鑑定、成分比較、藥理、毒性作用機理的探討到質量控制標準的製定。不同中藥的炮製工藝可能不同,因此有必要針對不同品種分別建立標準操作程式 (SOP)。
總之,中藥炮製的規範化及其質量標準化,是中藥進入國際市場的先決條件之一。
十、結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上古時代,埃及與希臘等西方文化古國的醫藥知識,似乎比中國更豐富。在漢代至清代,中醫藥學居於國際領先地位,其特點在於中醫理論與中藥複方。伴隨著東學西傳,西學東漸,世界民族醫藥知識也相互交往,相互滲透。1940年後,抗生素出現帶來的醫藥革命,促進了化學藥品的大發展,佔據了當今醫藥體系中的主流地位。1980年後,隨著回歸自然在全球範圍的興起,西草藥的研究開發再次蓬勃發展。
事實上,植物王國中有不少中西藥的共同藥源︰從毛地黃 (Digitalis purpurea L.) 中提取得到具有強心作用的洋地黃毒(digitoxin);從歐洲紅豆杉(Taxus brevifolia Nutt.)中分離得到具有抗癌作用的紫杉醇;從貫葉金絲桃(Hepericum perforatum L.)中提取出具有抗抑鬱作用的提取物;從銀杏(Ginkgo biloba L.)葉中製備出治療心血管疾病的提取物;從青蒿(Artemisia annua L.)中發現的抗瘧藥青蒿素等。這些西方植物藥均與傳統中草藥有著密切,甚至共同的來源關係。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除去上述共同的物質基礎外,也可從差異中尋找資源。中西草藥的品種差異、部位差異、用法差異,從比較中可以得到啟迪,東西方草藥之間確有很多可以相互交流的訊息、相互借鑒的技術、方法與思路。
中草藥與西草藥有著共同的化學物質基礎,相似的藥理作用機理,共同的醫療保健使命,也接受著共同的挑戰與命運,因而更容易相互借鑒與溝通。超越時空,東西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必將為中西草藥的發展起到大的推展作用。
中藥如何走向國際市場?靠宣傳,靠形象,更要靠數據。中藥以西草藥作為載體進入國際市場更為現實,讓西方人有機會自身體會中藥的效果與魅力,逐漸接受中醫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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