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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心身医学的“本质”( 二)
(二)
任何科学(包括学科)的研究都立足于事实或现象,这是她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基”或“命脉”。与一般生物医学不同的是,尽管同样关注人类生物体的寿夭康疾等医学问题,但心身医学却特别注重这一过程中的“心身互动”现象,而不仅仅只是关注生物躯体的常与异。“心身互动”是否客观事实,决定着心身医学作为独立学科能否立足!各种研究均已表明:“心身互动”不仅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它普遍存在,不容小觑。可以说,今天有意无意忽视“心身互动”的重要性,在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呵护中将举步维艰,至少是事倍功半!
先讲一个近期的典型案例:中央党校某美术教师十天的经历:他正当壮年,40来岁,微微略胖,例行体检中,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失去了手术可能。网上一查,知道胰腺癌非常凶险,据权威判断自己的生存期也就半年左右。从确诊癌症、知晓自己生存期后的四天内,他体重一下子轻了十斤,可以说急骤下降;无奈中在西单书店看到了笔者写的《癌症只是慢性病》,如获至宝,当天晚看完,第二天重新再看,发现自己不至于这么灰暗,五天里又恢复了八斤。这似乎有点戏剧色彩,但却是现实中非常常见的。获悉噩耗,极度悲观,导致体重骤降——体重骤降是典型的生物体问题;获得一线希望后,没吃任何药物,体重又有所恢复,充分体现了心身互动关系。当然,互动性质完全不一样,前面是消极互动,后面是积极互动。
我们在国家科技部重点科研项目“亚健康”的研究中,对全国1.4万例对象进行了调查,涉及躯体、心理、社会等三大领域,共15个方面。各个领域作为三个一级潜变量,15个方面则作为二级潜变量,每个二级潜变量由三个可以直接测度的条目构成,共计45个条目作为显变量,引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处理;包括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测量模型反映“潜变量”和“可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则反映各 “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处理后结果清晰提示:心理-躯体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心身互动关系,我们把这称为 “共轭现象”。然而,进一步研究表明:心身互动不是等同关系,心理影响躯体更为显著与强烈。例如,量化的结果分析提示:心理因素影响躯体领域的路径系数为0.79,非常之高;而躯体对心理的影响仅为0.14,因此要小得多(理论上说:路径系数大于0.2,就有明显影响)。
此外,社会因素对躯体生理的影响,常常并非直接的作用,需要通过心理间接“中介”,而后才能作用于躯体生理。社会因素对躯体生理的间接作用效应为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即0.68×0.79=0.54;应该说这一影响也是比较强烈和明显的(详见本人主编的规划教材《中医心理学临床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这些,足以说明心身之间的确存在着互动现象,我们把它称为心身“共轭现象”。但通常情况下,这种“共轭”往往主要表现为心理对躯体的影响更为主动、明显和强有力些。不仅上述两个事例都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也与人们长期临床观察所见契合。
(三)
心身互动(共轭现象)的确是种客观存在,它往往具有积极/消极的双重性,且常以心理为主导、主动。然而,过去人们通常的理解或关注的焦点往往更为集中在负性互动上。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负性互动的结果每每是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或者症状加重,更容易被人所注意到;二、不管是医学还是心理学研究,以往研究总是以病人为对象的,故长期以来人们更倾向于重视负性互动或消极情绪。《心理学摘要》电子版的搜索结果表明:1887年至2000年,关于焦虑的文章有57800篇,关于抑郁的有70856篇,而提及积极/乐观的仅有3809篇;消极与积极的比例约为34:1。大家所熟悉的相关词汇也都是病态的、消极的,如幻觉、狭隘、愤怒、嫉妒、抑郁、恐惧、焦虑、狂躁等,很少提及积极的。
无可否认,心身医学的来源一支是本于心理学研究的。因此,过去主流心理学(不管是哪个学派)的这种以消极取向的研究模式,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心身医学研究及应用所赞同和乐于接受的。因为心身医学所需纠正或救助的恰恰是消极情绪或负性互动及其恶性后果。而这需要更为积极的姿态、取向及视角,包括方法学上的有益借鉴。
其实,心理学界已经开始反思。有人批评说:传统主流心理学远离了主题——如何使生命过得更有意义。因为她所关注的只是部分有问题的病人。而且,所用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尽管人类比过去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自由和教育,但心理疾病患者反而大幅度增加,还呈现出低龄化趋势,这就是心理界的“20世纪困惑”。
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则是一个新的风向。她主张人们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性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等,认为缺乏对人类积极品质的研究与探讨,将造成心理学知识体系上的巨大“空档”。B. Fredrick(1998) 提出了积极情绪的拓延———构建理论 ,认为某些离散的积极情绪,包括高兴、兴趣、满足、自豪和爱,都有拓延人们瞬间的知与行的能力,并能构建和增强人的体力、智力、社会协调性等;而消极情绪则减少了这一资源;积极情绪又是消除消极情绪的良药。此外,积极社会环境、积极的人格特性(包括正性的利己特征、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等),都已引起人们的极大研究兴趣。研究表明,努力加以拓延,都可促进良性的心身互动。特别是乐观的个性特征。英国的塔利•夏洛特研究表明:乐观情绪能让人们放松大脑,舒缓压力,有益于身心健康。乐观的心脏疾病患者与不乐观者相比,其发病和复发的危险性均明显降低。
而且,研究表明:人人都有乐观的天性。人的乐观倾向可能在进化中固定在大脑里,成为一种本能反应。它也是促使人类进化的重要机制之一。进化选择了乐观,因为积极的期望可提高生存几率。证据之一就是乐观者更长寿、更健康。乐观还是抵抗疾病的第一道防线。其机理之一就是促进了积极的心身互动。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去激发、拓延人们的乐观情绪,并促使其在心身互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进一步研究表明:乐观情绪是前额叶皮质与大脑深处皮质下区域沟通的结果。前额叶皮质是人类大脑最新进化的部分,人类的这一部分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要发达得多,是人类拥有许多复杂功能的关键。这一结论还与对大脑另外两个关键区域的观察结果相符合,一个是大脑的杏核体,是大脑处理情绪的重要结构,另一个是前扣带回皮质喙部,是前额叶皮层中调节情绪和动机的区域。越是乐观的人在想象未来时,这些区域的活动越是活跃。这两个大脑结构之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正是这两个区域,每每是抑郁症患者大脑内活动异常的地方。因此,激发、拓延乐观情绪,也是纠治与拮抗抑郁的妙法。
这些新的风向及研究成果,显然比旧的主流心理学所提供的参照更能令心身医学受益。中国的心身医学若想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呵护国民健康,纠治疾病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应该更主动地接受积极心理学、乐观心理研究等成果的“辐射”,而不只是仅仅停留在主流心理学过去的理论、经验及视角、方法等的借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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