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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陈独秀的几件小事》,感觉有些问题没说完,再补充一点。
陈独秀标新立异、好走极端的性格很早就表现出来。如果要追溯源头,可能要追到他年幼的经历,包括他的亲生父亲、继父以及爷爷。由于我不太喜欢心理分析那套理论,也就不冒充专家对陈独秀的成长遭遇作心理分析。只说一点事实。
陈独秀原名陈庆同,字仲甫,号实庵,官名乾生。独秀是他给自己取的笔名。最早叫“独秀山民”,因为他的家乡有一座山,叫做“独秀山”。后来,陈独秀去掉了“山民”这个后缀,直接叫做“独秀”。曾经有人问他,取这个笔名是否太狂妄了,陈独秀不以为然。由于陈独秀早年经常独自撰写一份报纸的所有文章,因此,他的笔名很多,有人计算过,共有38个,例如“只眼”、“由己”等。陈独秀曾经解释过“由己”的意思,就是一切听由自己,不由他人。
陈独秀办《新青年》前,曾经发表过很多谬论,令忠厚的李大钊都无法接受。例如,陈独秀在给李大钊的一封信中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意思是说,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被外国瓜分。陈独秀也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一个不爱国的“狂徒”。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国家,示行下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骂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意思是说,有国家没什么高兴的,没有国家也没什么值得悲伤。陈独秀还对李大钊说过“国不必国”的话。
根据陈独秀对待自己国家的这种态度,我们也许能比较容易理解他后来猛烈批判孔子的思想脉络。但是,老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为什么五四运动没有猛批老子,单单抓住孔子穷追猛打?乃至于到了今天,一些人说起孔孟之道的所谓坏处,便搬出五四时期的言论,头头是道,大有继续痛打落水狗的劲头。但是,说起老子则没什么感觉,甚至还会夸赞一番。这种强烈的对比多少有点奇怪。
陈独秀等人批判孔子首先是因为孔子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其次是因为现实的特殊用意。1916年秋天,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要求将孔教定位国教。将孔子学说宗教化是一个很不好的倾向,陈独秀等人为此不惜将孔子彻底批倒,还要打倒孔家店,有过火的地方也能够理解。而且,由于康有为等人的复辟活动,造成很多知识分子共同口诛笔伐的局面,声势浩大。为了批倒康有为等复辟势力,孔子成了连带的牺牲品。
其实,在批判孔子的阶段,陈独秀是因为太忙,论战太多,没来得及顾上老子。在陈独秀的心里,将孔子批到彻底不可翻身后,下一步就是要批判老子。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离开北京,住在上海。昔日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架势虽然已经不再,但还是令人怀念。1920年8月,不甘寂寞的陈独秀给仍在北京的胡适写信,要求他担任攻击老子的总司令。因为陈独秀知道胡适对于老子的研究比他更在行。但是,此时的胡适与陈独秀已经开始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了。因此,虽然陈独秀后来当面给胡适加冕为“攻击老子总司令”,胡适也没多大兴趣了。
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纷纷自立门户,陈独秀也投身于政治,没有多少时间再来批倒老子。然而,陈独秀对于像攻击孔子一样攻击老子始终没有忘怀。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完成了《老子考略》一文,让东亚图书馆的汪原放交给章士钊,后由《东方杂志》发表。
这篇文章虽然颠覆了一些关于老子的历史定论,例如,陈独秀考证认为老子姓老,而非姓李;老子与孔子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老子没见过孔子等,但是,这篇文章本身更像是一个学术文章,对于老子学说的思想内涵没有联系社会现实多做批判。这可能与陈独秀晚年心态多少发生一些变化有关。
这篇火药味比较淡的文章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因为,陈独秀再难有当年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即使陈独秀亲自上阵攻击老子,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老子算是在陈独秀手下逃过了一劫。设想一下,如果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有一个契机来批判老子的话,如今的老子说不定会与今天的孔子是同样下场:五四批了不算,文革还要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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