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话说“乾坤”

冉医生

武   艺2007年5月1日第五修正稿
《周易》作于公元前1070～1040年左右，是殷商时期地处西北边陲的周国的国君——姬昌——西伯——周文王所作。其在先秦时期称为《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称为《易经》。为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并居其首。
自从春秋时代以来，《周易》便被认为是一部用来占筮算命的典籍，其来源于《周礼》、《左传》、《国语》，称为“三易之法”，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周礼·春官·宗伯》：“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易传》，这是一部系统地解释《周易》的著作，共七种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此十篇，《易纬·乾凿度》和东汉经师称之为“十翼”，“翼”是辅助之意，表示用来解释《易经》的。汉代学者称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为传，十翼之类的著作即被称为《易传》。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又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易传》是对《周易》古经的解释，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产物。同《周易》古经相比，《易传》的显著特点是将《周易》古经认为是占卜算命之书，并将古代的占卜算命哲理化，企图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易传》实际上是哲学著作，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战国时期一大哲学流派。汉代以来至今天，这三千年来形成的各种解易的流派，都可以从《易传》中找到其思想的渊源。究其实，《易传》并没有完全弄懂《周易》古经的根本原意，它只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产物，是周文王逝世以后的五百年后的人们对《周易》的片面理解。从春秋时代开始（公元前770年），学者们便长期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仍在争议。有的人认为它是占卜算命的书，有人则认为是讲哲理的书，还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天文学或数学之书。众说纷纭，人们习惯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评论其价值，其大都是从其所处的时代的要求出发，不同时代的人便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其以传解经，以学解传，缺乏历史主义观念，走上了借古说今，以今释古的道路，便使《周易》古经的本义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各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思潮，不同的时代课题，不同的时代需要，加上包括人文和自然学科在内的众多文化领域在不同的时代的知识积累的程度以及所探索的具体问题互不相同，所以《周易》一书不能不受这些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呈现不同的面貌。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周易》的写作是古朴的、原始的思维方式，是“类化意象”的认知方式，周文王通过概括和总结（借“象”喻“意”，借“象”言“理”）某一类事物的物象（如天下有雷、风行天上、山下有水等）来认识世界，来探寻其本质。其有对治乱兴衰的研究，也有对客观形势的理性的分析，也有对和谐理想的执着的追求，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蕴涵着深邃的政治智慧。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优点是生动形象，且是从整体上对物质世界的直观，因而，其认识结果就具有全面性和辩证性，只要认真思索，通过“象”就可以看到其本质的东西。然而，历代的易学家们受到《周礼》、《易传》的影响，都偏执地执着于其象与数，执着于占卜与问蓍，致使《周易》古经的真正意义淹没至今。
周文王为什么要说“乾坤”而谈天论地呢？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脉。而农业收成的好坏，不是由农业生产资料及生产力来决定的，而是由“神”来决定的，而是由“天”来决定的。由于不能客观地、正确地认识天，使从夏朝至殷代末的以前的人认识到“神”是万能的，“神”决定着人类的命运，“神”更决定着农业收成的好坏，古人们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周文王始，由于观测到天上青龙七宿的运行变化规律，人们自此而认识到天、天象、星象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的，而只有正确地认识天的变化规律，天的糜常，天的运行法则，才能做到“敬天保民”。周文王的基本命意，是勉人效法“天”的健行有序的刚健精神，倡导的是“旋运不息”，即阴阳二气环绕地球的“生生不息”之精神，故谓之“乾”。而谈地，则是要表明地与地相连，地与地相叠，地上有地，地下有地，地与地之间要顺势，要延伸，故谓之“坤”。
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客观物质世界及人类本身缺乏认识，相信“万物有灵”，是出于对天、对地、对神奇的大自然依赖和畏惧心理，因此乃有了多神崇拜的形式。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状况、环境条件和前景的困惑与疑问。是人类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一种学识体系，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心灵与心灵、心灵与物的问题，即人类怎样认识大自然的问题。人类自从开始思维以来，首先就是对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组成，其义就是知晓太阳；“慧”字由彗和心组成，其义就是用心领会天上的彗星。我们人类古老的祖先在漫漫长夜里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天上并开始了思索的时候，智慧的哲学便产生了。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由此才产生了原始自发宗教信仰。至夏、商时代，早先的信仰系统已趋规范化和制度化，与王权的建立和强化相对应，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一个比原有诸神更强有力的大神，即超自然色彩的“上帝崇拜”。这个“上帝崇拜”的出现，是原始自发宗教向早期人为宗教过渡的分水岭，也是社会形态变革和人间关系在宗教领域的反映。《楚辞·天问》有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尚书·汤誓》有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有云：“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祥。”九有犹文献恒称的夏代地理的九州，似上帝观念的产生，起自夏代，而深化于商代。商代上帝的神性，有较大的权威，为管理下国和自然的主宰，具有超自然的色彩，是商朝统治阶级政权利益的直接保护神。因此，商王所崇拜的上帝鬼神也就成为诸侯方国所崇拜的上帝鬼神。而商王统治诸侯方国的惟一而且有效的方式是神权统治，其统治的方式是内服的众臣和外服的侯甸男卫都没有祭祀上帝鬼神的权力，甚至连自己的祖宗神也只能靠商王在祭祀先公先王时配飨。商代认为商王是“帝（嫡）子”（《续存》上1859），掌握一切祭祀大权，“天位（立）殷适（嫡）”（《诗·大雅·大明》），商王统治天下的权力永远是不会变化的。以至商王纣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仍不以为然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书·西伯戡黎》）。商纣王的这个天，仍是商王朝的至上神——上帝。
但自从周文王起，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至此商朝末期，“天神不通”、“民神不杂”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神权从神秘走向开放，从贵族走向民间，祭祀权也从小邦周始而普及了。由此才有了周文王“易”学思想的出现。
关于八卦的起源，历年来有多种说法，亦是易学的争论焦点之一；最早提到“八卦”这个名称并加以解释的，是成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及《周礼》。《易传·系辞下》说远古包牺氏始作八卦，《说卦》则详细介绍了八卦的各种象征意义。《周易》成书于殷末周初，其只有六十四个重卦，没有八个单卦之说。由八个单卦而组成六十四卦，必定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方能演为六十四卦，然后必然又经历很长的时间，待六十四卦逐渐成熟后，才会有人加以整理撰写并使之系统化。八个单卦即是单个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如追溯这八个字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即中国文字的起源。

冉医生

从现代考古学来看，殷商甲骨文字与西周金文是有区别的，西周的甲骨文卜辞与青铜铭文都比较规范，不仅文字的形状有了改变，文字的意义也基本确定下来了。殷商时期，文字完全掌握在中央王室贵族手中，各诸侯国不一定懂得文字，因为他们没有卜筮和祭祀的权力。而到了西周，各诸侯国都有了文字，这当然是姬姓子孙被分封到各地以后带去的。这说明在周文王时期，周文王的子孙们就开始了学习文字，并且已经对文字进行了改革。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各诸侯国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与当地的语言文字逐渐融合，由此而产生了变体。比如鲁国，国君一直是姬姓子孙担任，他们来自于陕西、山西等西北地区，与山东的语言文字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陕西、山西的方言逐渐与山东方言融合了，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其它各诸侯国亦是如此，而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使用文字的阶层和范围日益扩大，是语言文字大发展、大混乱的时期，由周初姬姓子孙带到各地的语言文字与当地的语言文字产生的融合，使周初王室规定的语言文字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时代的发展迫使各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增加许多新字、会意字，象形文字逐步地让位于不象形的象形字。而各个诸侯国由于自己统治的需要，也创造了不少新字，会意字在这个时期也大量增加，这样便形成了在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文字的大混乱，以至秦始皇登基后要求“书同文”的文字改革。虽然秦始皇动用国家的权力，作了“书同文”的努力，然而并没有改变根本情况，反而使后来的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出现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

语言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可以将语言记录下来传达给生活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人们。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些符号能得到确认并通行，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新陈代谢与约定俗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陈咏明《八卦起源》（见《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第1版）：“八卦为原始文字的说法也广为人知。此说最早见于《易纬·乾坤凿度》：‘上古变文为字。’ 是古天字， 是古地字， 是古风字， 是古山字……自宋人杨万里等坚持此说，直到近代还有人不断为之考证。他们说乾卦的卦象象个‘天’字，坤卦为‘地’，震卦象‘雷’，艮卦象‘山’等等，尤其是坎卦与离卦更为明显，与篆文的‘水’字及‘火’字极其相象。所以有些讲文字学的书，甚至推八卦为中国文字之祖。”这后面一句话就不对了，八卦不是中国文字之祖，应该是说，八卦只是运用了上古的文字符号而已。古人讲天、讲地、讲山、讲泽、讲水、讲火、讲风、讲雷，即是用文字记录；古印度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元素构成的，中国古代先民则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等八种物质元素构成的，因此这八个字就成了最原始的八卦。至于形象思维到天下有水，则是在天字下面写一水字，山下有水则就在山字下面写一个水字。就这样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就形成了八卦及六十四卦。而“卦”字，则是古“挂”字，意谓将这个“象”挂起来，让人们都看到。周文王即是根据这个思路撰写《周易》的。因此，卦爻符号说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两个字的上下重叠，如火在山上，水在山下等，只是表明山上有火，山下有水而已；中国古文字的竖排方式也就是由此而起。

《周易》撰写成后，周文王并没有以此来作为卜筮、问蓍的依据，只是在《周易》流传到民间后，后人妄加附会，与“连山”、“归藏”合而论之，就将其看成是一本占卜问筮的书了。《周易》中的“贞”字，与甲骨文中的“贞”字，是同一意，乃卜问之意。自春秋至唐宋元明清，都训“贞”为“正”，是一种误解、歪曲，这在近代已经形成共识。其实，只要真正看懂《周易》，也就会明白周文王乃是别有所问，别所问龟卜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周代中前期，周王朝主要是以龟骨占卜作为判断吉凶休咎的依据（参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就说明占卜与《周易》自然就不是一回事了。

之所以后世人们误解《周易》，一是其文字古奥难解，二是在《周易》流传到民间后，周王室对其秘而不宣，再加上周文王后世子孙没有完全弄懂及继承《周易》的系统思想；三是由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再加上地域的不同，语言文字的不同，使《周易》的本义被淹埋、被遮盖住了，变为一种占卜、卜筮之书。尤其是《周礼·春官》（公元前475年）一书，一言九鼎，“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就将《周易》打上了占卜、问蓍的烙印。在1998年9月5日召开的“中国哲学与易学学术研讨会”上，15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基本上认定《易》就是占卜之书（见华夏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因此，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来临，《周易》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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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的“卜筮”，其实是两回事，卜是卜，筮是筮。虽然它们都属于古代的占卜术，但它们使用的道具不同、占问的方法也不同，其应用的时代和其中所蕴含的认识水平也不尽相同。周代盛行占筮，蓍筮渐趋发达普遍，同时仍然沿用龟卜之法。龟卜在殷商盛行，殷人每事必卜，卜可以用龟甲，也可以用兽骨。龟卜是将龟甲或兽骨钻凿成孔，用火煨烤，待其周围出现裂缝。灼裂龟甲这件事或龟甲灼裂后出现的纵横交错的裂纹，总称“卜”。古人认为不同形状的裂纹含有特定的神秘意义，这些具体的不同类型不同形状的裂纹称作“兆”。依据卜兆的形状判定人事的吉凶，就是“龟卜”或“卜”了。周人也是迷信龟卜的，《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周朝设立掌“三兆之法”的“太卜”官职，并说龟兆分玉兆、瓦兆、原兆三种。周人所用的龟卜之法，是从殷商发展而来的。殷商时代是卜发展的最盛时期，这个时候的卜虽然并用龟甲兽骨，但更重视龟。而自周朝以后，卜就专用龟了，其它兽骨统统被淘汰。这个原因，据《白虎通义·蓍龟》、《论衡·卜筮》等书所说，龟是天地之间寿考之物，“龟”字的古音又通“久”与“旧”，有着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的意义在内。因龟有灵而问于龟，就形成了后世用灵龟占卜的惯例。而占筮，是指“蓍草”，或是指占筮用的蓍草茎，用“揲”，即是用手抽点计数；其方法是，数蓍草变化的数目，得出一定的数字，即以此蓍草之数来判断吉凶。因此，在《周易》中的“贞”，即是周文王在遇事狐疑不明难决时，而另外问蓍或是问卜的意思，与《周易》本身毫无关联，细考《周易》卦、爻辞，即可明白周文王确实是别有所指的了。

周武王灭殷而统一天下后，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就立刻统治了全天下的人民百姓，他采取的是分封疆域而建立诸侯小邦国的做法，逐步以周国的政治思想贯彻到各地方，贯彻到各民族，实行分治，由此而形成新的诸侯国。而各地方、各民族并没有完全承袭、完全照本宣科地使用周国的社会制度及法律。他们仍然保存着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以至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才大概统一了语言文字及度量衡等。由此可见，在公元前1070～公元前221年这850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都是很不相同的。

周国原是殷商时期地处西北边陲的一个小邦国，其灭殷后，虽然继承、学习了许多殷商时期的语言文字及法律法度，但仍带有周国自己西北的特点。而被征服的殷族人以及其他各民族人民，亦长期地、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直到今天亦是如此（现在使用的约有40种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数目可能在80种以上）。语言里的词因时代有变迁，而有古今之异，因地域有不同，而有方言之别。因此，后代的人读古代的著作不能懂，就要以今语释古语，同一事物，不同的方域称名或有不同，就要用通语释方言。语言总是在发展的，语词在使用中意义也常常会有改变。一个词由一个意义引申发展出别的意义，就成为一个多义词。多义词在使用时场合不同，意义就不一样。为免去误解，也往往需要加解释。这些就是训诂所由起。周代自平王东迁雒邑以后，王室的势力日趋衰弱，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人民转徙不安，语言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变化。北方黄河流域有了区域共同语，凡是古语或方言为人所不能理解的就要用当时通行的语言即所谓“雅言”来解释。《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中夏”之言。《孟子·梁惠王下》解释齐景公时命太师作乐，诗云“畜君何尤”一句说：“畜君者，好君也。”又《滕文公下》解《书经·大禹谟》“洚水警余”句说：“洚水者，洪水也。”又《左传·宣公四年》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这些又是以通语解释方言的例子。由以上所说可以充分理解训诂之兴在春秋战国时代。

而《周易》是周文王用殷商末期周国的语言文字习惯而所撰写的，很不相同于其他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习惯。因此，在周王朝内保存了有三百多年的王室秘传之书《周易》，在逐渐流入民间后，因语言文字习惯的使用不同，对其解释就大不一样了。如《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都从音立训。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由于社会的变化，人类思想的进步以及地域的不同，对《周易》的解释也就是上了多极化的道路。

因此，可以完全下结论说，《周易》根本不是用来占卜或问蓍的书，也根本不是迷信意义上的卜筮之书，而且也不是单纯的哲学著作，而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为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是古代人民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早尝试，是周文王生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记录，也是周文王对大自然现象的探讨与治理，对国家统治现象的探讨与治理的总结与记录之书。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本统治者作为其统治国家的理论基础之书。

如《姤》、《大畜》、《睽》、《既济》、《未济》等卦主要是描写天文星象的，以星象的变化来探讨人世间事物的变化。其中《姤》卦着重探讨的是周国改历法之事，而《睽》卦则是描写一次日全食的过程，《既济》则是描写月全食的过程。又如：《兑》、《随》、《萃》、《解》、《需》卦等，是描述水利整治工程的，其中《兑》、《萃》二卦对水利整治工程描述得尤为详尽，其“引兑”、“萃有位”等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很科学的，直到今天，对我们的水利工程亦不无启发。尤其是《乾》卦，详尽地描述了大气层之内的天与大气层之外的天，也就是说，我们抬头所看的天，是不相同的，周文王虽然没有用“大气层”这样的字眼，但他用天下有天，天外有天来描绘不同的天，又用“渊”来形容大气层的边缘，意谓进入大气层即是入渊，飞离大气层即是跃天，这些思想被埋没三千年之久，确实令人遗憾。

而《贲》卦的广告宣传思想，《蛊》、《蒙》、《损》、《剥》等卦的对敌政策、外交政策亦表现出一个政治家深邃的政治智慧，以及现在大家所热衷的谋略学。因此，说到谋略，这是后代的苏秦、孙子、曹操、诸葛亮等所不能比拟的。

全书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结构紧凑，爻爻相扣，首尾呼应，前后相连；每一卦都是主题明确，中心突出。其以自然现象为表，联系人事，挖掘出现象后面的本质的东西，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的智慧，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广大胸怀，跃然纸上。

因此，那些关于“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或脱离卦爻象对记录的整理，卦名是依辞而题”之说，则不攻自破。因为人们总无法抹杀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不同的卦爻辞在不同的卦中各有所属，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固定而不能相混。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个何以此爻辞系于此卦而不系于它卦之原因，这是只有作者才能说清楚的。

所以，现在重新认识《周易》，还《周易》的本来面目，也就非常重要了。周文王在位50年，自己一直没有采取任何与商纣王的敌对态度，并不能说明是周文王是懦弱胆小，也不能说明周文王是无能而其儿子周武王能干。仔细理解和揣摩《屯》卦，我们不难看出，周文王一直在屯集、聚集力量，一直在用《易》来教育他的子孙们、大臣们，直到时机成熟，周武王倒殷。虽然周文王没能在生前看到商纣王的覆灭，但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周国终于取得胜利，这使他亦可“含笑九泉”了。

然而，三千多年来，《周易》确实是被当作占卜之书来应用的；而且，就占卜而言，其又是有应验的。那么，《周易》能不能用来作占卜呢？答案是可以的。因为《周易》本身的写作就包含有一种整体观，每一个卦象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属性不仅由构成要素的属性决定，更重要的是由诸要素的结构关系，由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性联系所决定；而这些正是整体性原则的重要内容。而且，《周易》一书在社会广泛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各种各样的附会，以及类比推理，使本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的重叠变成了“六爻”，而且还赋予了阴阳爻的意义；这就使阴阳的意义趋于复杂化、多元化。而由阴阳发展开来，便使人间万事万物都有了“变”的理论根据。再由于汉代京房创造的纳甲说通行以来，《周易》的卦爻辞鲜有人懂，占卜家们大多是用天干地支的刑冲克害合化来判断吉凶，故而使占卜仅仅是形式上依附《周易》，而实际上则是脱离了《周易》的。三千多年来，对《周易》的解释是这样繁多，不仅是由于卦爻象都是一些空套子（冯友兰先生语），可使人填入各种各样的内容，还由于它判别吉凶、解释象、辞，基本上是采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而到汉代以后，人们拘泥于阴阳五行的自然哲学，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纳入阴阳五行体系，所以占卜家们都按阴阳五行对所有事物进行分类；而这些分类，其精密、准确度都有所提高。就是这种仅从形式上去类比，就会把不相干的事说成是同类。如卦气说，为什么用卦来表示气的运行呢？其思想基础大约是基于阴阳的变化；气的运行，是阴阳二气的消长，人们便认为卦中的阴阳爻说的就是阴阳二气的运动，于是就用阴阳爻来表示阴阳二气的运动。这是易学中类比推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而这样的类比推理可以发展、开拓人们的思想；所以，实际上，是他们先有了自己的思想，然后援引《周易》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这是古代经学的一般情况。因此，类比推理是人为建立的联结他们思想和《周易》的桥梁。这个桥梁有利于他们的思想的传播和被社会承认。如刘歆的三统历，一行的大衍历，是古代优秀的历法，他们在说明自己的历法时，都把自己的历法数据和易数视为同类，所以他们援引易数来说明自己的数据来源，这样的类比是不可信的。同理，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是数学原则，与易学中的阴阳二爻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易学中的阴阳爻不是1和0，它要表现的是一阴一阳之道，而不是数学原则。而把阴阳鱼图视作玻尔的互补原理，其类比是表面形式上的，是不可信的。可信的是莱布尼茨创造了二进制，玻尔创造了互补原理。

古今中外的许多易学家、思想家，在对待《周易》与自己研究成果的关系方面，思想方式都极为相像，他们自己先创造出（或受易学启发）某种思想成果，然后从形式上把它们与易学中的某些思想因素加以类比。这样类比的结果，往往仅是给自己的成果涂上一层易学的油彩，于成果本身的价值并无损害。因而使后来研究《周易》的人们，便把《周易》看成是神秘的占蓍书了。

所以，《周易》一书虽然不是专门用来占卜的，但用来作为占蓍问卜也是可以的。

而《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蕴藏着一个通贯全经的脉络，本书就是从它潜在的层面进行发掘和疏解，就当时那个时代的生活习俗、语言文字、思维方式重新进行了阐释，希望能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管窥所及，只是在“易海”里聊备一说而已。

本书所依据的《周易》原文，是根据《周易辞典》（张善文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所载，并参阅了大量关于《周易》的书籍（由于数量太多，在此恕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