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中医临床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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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中医临床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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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ezal    时间: 2006-8-15 15:39     标题: [转帖]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中医临床疗效的影响

[转帖]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中医临床疗效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对中医临床疗效的影响
http://www.sdsjtyy.com/zhuanjia/zi-xkx.htm

山东省交通医院  辛凯旋 于文强（250031）
    关键词：文化  差异  中医  疗效  影响

    摘  要：本文从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及其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西医诊断治疗模式对中医传统辨证思维的干扰入手，阐述按东方文化思维模式，掌握“气”和“邪气”及“邪正盛衰”概念辨证施治，对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意义。并提出“邪正盛衰分析论”。指出要继承和发展中医，必须学习和研究其渊源——东方文化，提出了中医如何沿着东方文化思维模式方向，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初步设想。

了解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当代中医师提高临床疗效致关重要，但目前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本文就有关问题“抛砖引玉”，期望与同行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甚至可以说全部是“西方文化思维模式”。“东方文化思维模式”在当今中国人中已不存在，只不过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罢了。这个问题要从历史讲起：1860年以前中国尚未接触西方文化，全体中国人都是东方文化思维方式，自鸦片战争以后，清＝迫于洋务需要，从咸丰十年（1860）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开始，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同文馆”（外语学校），同治五年（1866年）派遣第一批赴欧洲留学生。再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设立陆军及铁路学堂，戊戌变法那年（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同年废“八股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1]。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后全国开始推广西式学堂，青少年们不再读“四书五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的教育方式——“私塾”即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此东方文化思维模式更加速了消亡。1949年解放后大力普及新式小学、中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东方文化思维模式受到进一步扫荡。“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为何物？当代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长大的人，根本无从知晓。以上便是“东方文化思维模式”历经140多年的沧桑，逐步从几亿中国人头脑中消失的历史。中医是在东方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成熟的，它在纯西方文化环境中很难被人完全接受、理解。所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理解中医至关重要。对继承中医药学必不可少。

二、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这里只能就与影响中医临床疗效的有关内容进行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学，以身心为主，正如梁启超在《劝学篇》里讲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国文化的重点是生命，追求“修身养性”[2]。追求自身人格，道德的完美，如“成圣”、“成佛”、“成仙”、“ 得道”、“成仁”等等，是重主体性的。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其所关心的重点是“自然”、是“知识”。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3]。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出了“科学”，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中国文化怎么处理身体外的、自然的一切呢，总结起来即是“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心”“心明便是天理”，这个“理”便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散的现象归纳成最终的一个“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的“理”[4]。这也是中医传统“理、法、方、药”之“理”。

    东方文化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归纳”；西方文化是从微观上着眼“分”。中医是以调理平衡为目的，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西医是以对抗为主，如抗菌、抗炎、抗休克、抗过敏等。中医诊断要归纳出“证”来；而西医则通过仪器要诊断出微观的“病”来。中医防病以精神调理为主，“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西医防病以消灭细菌为主，故重视“灭菌消毒”等等。中国几千年走的是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正视生命的心性之学的路子，此路走得不错，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无数智者贤人的聪明才智，也体现在中医药学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三、 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

    在古代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古人以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人体、变化万千的疾病与复杂莫测的中药归纳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这就是辨证的“四诊八纲”和用药的“四气五味”。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不能分割的。

    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有三个基本要求——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所有的中医师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都是按符合这三个要求的模式进行的。按这个路子中医师很自然的用中药要查其所含的化学成份，及主要成份的药理作用。如某药含有抗某菌作用，某病是该菌引起的，就用该中药，不含这种抗菌成份的中药就不用。这样就出现，诊断用西医病名，辨证用“四诊八纲”，用药按化学成份，割裂中医“理、法、方、药”全过程的情况。按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用中药肯定降低临床疗效，道理很简单——它割裂了中医的完整性、统一性，就好象步枪的瞄准器装在大炮上，肯定难以击中目标，因为它不配套。如“麻黄”这味药，按中药药性，它 “辛温”有发汗、利尿、平喘三个功效，而其可定量的有效成份麻黄碱只有平喘作用，而无利尿和发汗这两个功效。中药一经提出单一成份，它就不是这味中药了，而是这味药的“提取物”，是另一种东西了。反之也不能仅以所谓某已知成份的药理为依据临床使用该中药。因为中药成份极复杂，当前能定性定量的仅仅是极少数成份。又如某老年人腹胀，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胃动力不足，属“气滞”，用含有增强胃蠕动作用成份的中药：枳实、厚朴、香附；而按东方思维模式认为“胃阳不足”，用温胃健脾的干姜、白术、砂仁。前者愈通愈虚，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满意。再如某老年人被诊为冠心病表现为胸闷、胸痛，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瘀血，用含抗凝血成份的中药：丹参、白芍、桃仁、红花；按东方思维模式认为是胸阳不振用治疗胸痹的丹参、瓜蒌、薤白、半夏。前者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显著。所以把握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摆脱所谓“有效成份”观念的羁绊，运用“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理论指导用药，对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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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ezal    时间: 2006-8-15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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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气”的盛衰，是理解中医理论的关健

“气”    这个概念，是在古代，东方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少说也有三千年的历史。如果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科学”的观点去给它下定义则很难。笔者认为“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古人从自然，人体的各种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有某现象就有某 “气”，无某现象就无某“气”，“气”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如，电灯亮了，肯定有电，灯灭了就无电了。电是通过电灯发光表现出来的。在自然的范围内，“气”是整个宇宙自然生命力的表现；在人体范围内“气”是人体生命力和各种功能的表现。正如《内经》所言“阳气者，若天与曰，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人体“气”的盛衰一般受先天和后天两个因素影响：先天因素如《上古天真论》所论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而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而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后天因素也如《上古天真论》所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5]。正是因为人体“正气”的盛衰受年龄、环境、生活习惯因素的影响，所以人和人之间，同一个人不同年龄之间差异很大，但有一个趋势是不变的，就是人体无可奈何的衰老过程，正是“白发无知又上巅，揽镜几回奈何天。莫羡离离春风草，落尽还生年复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元气”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所以“保元”，“无损则是补”，是东方文化思维模式，从生命的全过程观察各种生理现象得出的结论[6]。例如某中年男子因房事过度而阳痿，按以上观点看，诊为“肾气损耗”，只要清心寡欲、劳逸适度、忌房事三个月到六个月不必服药，可自然恢复。若按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看，是性机能减退，要使用含有雄性激素的中药，或扩张局部血管的药，如海马、鹿茸、人参、虫草之类……且不嘱其忌房事，结果其病程延长，而且还造成“阴虚阳衰”，病情进一步复杂生变，而更难恢复。治疗其他病也是同样道理。祛除病因，让“正气”自己慢慢恢复，以达到“否极泰来”的效果，这才是东方文化思维模式所推崇的方法。“祛除病因，中病即止”。“ 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勿使过之，伤其正也。”此乃中医的金科玉律。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往往药过病所，哪是病的症状，哪是药的副作用让人难以区分。例如一位老年妇女身患糖尿病几十年，高血脂、高血压、高心病、心功能不全、心律紊乱、萎缩性胃炎、肾功能不全等等20多个诊断。服用抗心律失常等各种药物十几种，临床表现为心悸乏力，头晕恶心，全身轻度浮肿，下肢为甚，寝食不安，大便干、小便少，脉弦，舌质暗，苔薄黄腻。如果按西方思维模式开中药，很难处方。但按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按中医观点从整体上分析，从“正气”的盛衰着眼，此病可辨证为“阴虚阳亢、胸阳不振、湿热内蕴”，治以“平肝潜阳、开胸化痰、清热化湿”，停西药，方用羚羊钩藤汤合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减：钩藤 30g 菊花10g 生地  20g  公英15g 小蓟 15g 瓜蒌20g 薤白 30g 半夏10g 丹参 20g 茯苓 15g 麦冬 10g石决明30g三剂水煎服。服后诸症明显改善。这说明用东方文化思维模式，从整体上把握“气”的盛衰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主要思路。

    五、树立“邪气”的概念

             是提高中医疗效的关键

    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令人惊奇，各种检查仪器逐步向纳米水平甚至分子、原子水平发展，基因图谱被绘制成功，很多疾病的病因已被搞清楚，或将被搞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再加上中医师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他们很难接受“邪气”致病的概念。但离开“邪气”的概念中医体系将支离破碎。因为中医理论四大经典中，有《内经》、《伤寒》、《温病》三大经典与“邪气”有关，《伤寒》、《温病》是专门研究“邪气”的。所以不理解“邪气”就是不理解中医，放弃“邪气”的概念，就是放弃了中医理论的精华，临床上不可能有好的疗效。近年西医的诊断技术进步很快，如CT、磁共振、ECT、CT派特，各种内窥镜，甚至可吞入腹内的胶囊摄象机，还有生化技术，基因检查技术等等。但是在治疗上，仅仅是在与物理学有关的技术上发展迅速，如心导管造影，冠脉支架的放置，各种支架的放置，各种内窥镜介入治疗技术，显微外科技术等等。在化学药物治疗方面发展却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尤其是随着耐药菌株的增多，抗菌素的疗效反而有所下降。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虽然种类繁多，但副作用大，临床使用时间短，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仍待观察。因为西方的科学是从最简单的，最直观的领域开始的，如：力学、热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到目前为止才200多年的历史，远未达到成熟阶段。

    东方文化思维模式是宏观的考虑问题，运用“邪气”的概念，将整个人体的病理、生理与药物的作用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之内。如某病人发热、无汗、身痛、脉浮紧，被辨为“风寒束表”证，治疗原则是“辛温解表”，给予麻黄汤治疗，病人服药后，风寒之邪被祛除，病愈。由此可知用“四诊八纲”辨出的“证”与用“四气五味”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之间，有理论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而且中药是天然的植物、动物或矿物，其化学结构相当稳定，一般没有效期，有几千年的临床实践经验，故疗效可靠无副作用，或副作用很小。

    用西方文化思维模式考虑问题，研制新药时，从微观着眼诊断出来的病与治病的化学药物之间，只在微观的局部疗效上有逻辑关系，能用数学模式表达。但是该药物进入了整个人体后，其针对微观疾病的设计与整个人体之间没有逻辑关系，也不能用数学模式表达。西药的化学药物是通过验证的方法，在天文数字之多的化合物之中筛选出来的，犹如大海捞针。其化学性质不稳定。因其是针对微观的病而设计研制的，其对整个人体有何作用相当盲目。故副作用难以预料，甚至有些药物的副作用，是在该药临床应用很多年后才逐步被发现的，如降脂的他汀类药物和治感冒的“PPA”等等就是其中的例子。设计药物，首先应考虑其对整个人体的影响，其次考虑对局部的影响，而不能本末倒置。中医用“邪气”的概念，从整体辨证用药恰恰符合该原则。

    在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医的诊断理论显得不足；在药物治疗的临床实践上，年轻的西医学也显得不足。这种形势下中医唯一的选择就是学习、理解、掌握东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医理论，从“邪气”的概念入手，提高整个中医队伍的临床疗效，先在实践上实现突破，这是中医目前的唯一出路。这正象中国菜一样，它虽然好吃，但它为什么好吃，用当代的化学、生物化学讲不清楚，它的配制原理也不能用数学模型描述，但这并没有阻止它遍布世界受人欢迎。这是因为掌握中国餐饮技术较掌握中医容易的多，且中餐厨师人数众多，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中医师本来人数就少（相对于西医而言），而真正掌握东方文化思维模式的中医师更是少之又少，这就难怪整个中医学，面临严峻形势了。

     六、“邪正盛衰分析论”

    谈到“阴阳”，都知道《内经》中一段著名的经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治病必求其本。”“这个“本”是什么？“邪气”与“正气”的盛衰变化，是贯穿生命全过程的一对矛盾。研究它就是人们所求的这个“本”。中医治病就是“祛邪”。中医理论四大经典中：《本草经》是讲药的，《内经》是讲理论的。讲临床的经典《伤寒论》、《温病学》都是讲“祛邪”的。由此可以说，中医临床就是“祛邪”的临床。对“邪气”的“六经”传变和“卫、气、营、血”传变，我们应认真地学习研究有关经典，在此不必赘述。但是，我们应沿着这个思路更好地走下去。如何按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从整体上、理论上把单个的治病经验连贯起来，提高辨证用药的自觉性和临床疗效，是一个需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下面谈谈笔者的拙见：

     1、“邪气”：包括外邪 ，“风、寒、暑、湿、燥、火”即“六淫”之气和内邪，“痰、食、气、血”。“正气”：即“元气”。

     2、人有很强的生命力，人的生命力或者说抗病能力并不亚于动物，例如：山东刘连仁老人，他1944年被曰本人掳去北海道当劳工，后逃往深山老林，严冬酷暑过着和动物一样的野人生活，十四年后才被解救回国，80多岁去世。说明只要“元气”足，人是不会生病的，正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3、影响人体“正气”的因素，主要有禀赋、年龄、情绪、习惯、环境等造成的“正气”的损耗。

     4、虽然影响“元气”的因素很多，但为了便于表述，将“正气”或者“元气”的强弱用年龄来代表。分为四个阶段：0-14岁为儿童；15-35岁为青少年；36-60岁为中年；61-80岁为老年。儿童嫩、青少年盛、中年衰、老年竭。年龄不是绝对的，青少年不注意摄生，“元气”消耗过度，同样可以早衰早竭，反之中老年人修身养性“保元益气”也可以晚衰晚竭。

     5、《伤寒论》、《温病学》已论述的不再重复，只谈其外的“杂病”。

     6、当人处于儿童、青少年期，“元气”充足，将“邪气”抵御于体表，表现为各种体表的疾病如湿疹、牛皮癣、疖、疮或牙龈、咽喉肿痛等等，多为“阳症”。治疗以祛风透邪，清热解毒，凉血化瘀为主，不能补气，更不能补阳。

     7、当人处于中年期，“元气”开始衰弱，“邪气”大部分可以抵御于体外。也有“邪气”内陷，形成“内痈”如：肺痈、肠痈、肝痈等或各种结石。治疗“内痈”大多是清热解毒，利湿化浊，一般不宜补。但治结石，就可酌情在清热化瘀的基础上注意扶正祛邪了。

     8、当人到老年，“元气”已竭，阳气不足，“邪气”易内陷。所患之病如太阴、少阴、厥阴证之类，或表面不红、不肿、不痛的“阴证”，或“邪气”内结曰久则成为各种“癌症”。治疗“癌症”按治疮疡的原则，酌情益气助阳。“仙方活命饮”是加减化裁的基础方。

9、总之是“扶正祛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不二法门。

七、关于中医今后发展之浅见

    我们处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用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继承中医，必须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孙思邈对中医学习传统文化有精辟论述：“为大医者，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殁。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运真体，则凶吉拘忌，触途而生。至于五行休壬，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7]。总之我们应以学习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追求中医的临床疗效为目标，通过大量的中医临床实践培养大批真正掌握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中医师。在肯定疗效的基础上，通过循证医学的论证，得到科学的承认。使中医象中餐一样能被世界各国接受，利用当今技术，实现中医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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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ezal    时间: 2006-8-15 15:42

附：中医发展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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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ezal    时间: 2006-8-15 16:02

中美思维方式差异——访美观感之一
文：黄天泽   来源：湖大侨联   时间：2006-7-17 16:55:43   点击：10

    2005年的乍暖还寒时节，专程去了一趟大洋彼岸的美国，在时差上正好和我国晨昏颠倒，在地理位置上恰巧与我们脚底相对，所以，彼此的思维方式和风土人情都大相径庭，就是顺理成章而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由于零距离接触，百闻不如一见，感触良深。古人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是这样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呢！那里的确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爰特追忆下来以供参考。有人说得好：“对待美国，你可以不赞同它，但决不能轻视它，更不能忽略它。”
    1、综合与分析
    我重综合他重分析，最明显的莫过于通信地址和曰期的顺序，例如：个人、单位、区、市、省、国家以及曰、月、年等，正好和我们倒了个过。我国大学授学位的典礼称为“毕”业典礼，而美国大学则称之为“commmencement”，该词有beginning(开始，“始”业)的含意。我方表示“圆满结束”，彼方却寓意“刚刚开头”，一字之差，对学子心理上的影响则可能有天壤之别，前者难免产生“修成正果、踌躇满志”的错觉，而后者必然散发“满怀斗志、一往无前”的豪情。我国擅长于制订宏观的庞大规划，而微观却往往是粗线条的，所以，“规划不如变化快”。史称，北宋太宗谓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毛泽东也以此来称赞叶帅，从政治上来衡量属于大节问题，似无可厚非。但对科研工作来说，则必须从细处着眼，由局部到整体。正因为此种思维方式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我国汽车工业辛辛苦苦折腾了近半个世纪，全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不下数百家汽车整车制造厂，而却从来都不重视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以致严重影响到整车质量的提高，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其实，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说过：“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但却早被我们忘记了。
    2、左和右
    英语中的“左（left, sinister）”带有贬意（如：不吉利、无诚意、邪恶等），例如：“a left-handed compliment”即表示“无诚意的恭维”或“言不由衷的赞扬”。一般对“左旋”（反时针方向）和“左撇子”总不免感到有些别扭。而“右（right）”则含有“对”、“正确”、“公正”的意思，如“All，s right”即“一切都好”、“完全正确”。所以，英语中常说“right-left”(右左)，其源盖出于此。反思我国已经过去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则正好反其道而用之，“左派”被看作为政治上倾向于进步或革命的一派，以致有“宁左勿右”的口号，“右派”理所当然地成了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其余波所及，短时间内是很难完全肃清的。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早就对“右”情有独钟，否则，怎么会有“无出其右”的说法呢！
    3、大和小
    由于历史和体制等种种原因，我国＝对待人民群众就像保姆对三岁小孩那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乍看似无可非议，但是事无巨细、面无宽窄、大包大揽、什么都管，管过了头就会物极必反，流弊所及，必然导致＝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总也无法解决精兵简政的问题，老百姓都成了最好说话的驯服工具，最终形成了“大＝、小社会”的尴尬局面。相对来说，美国则是“小＝、大社会”，美国＝除了制订和执行法律以外，权力是很有限的。美国人认为，＝是“necessary evil”(不能没有的坏东西。在美国方言中，往往把“necessary”一词又称作“厕所”，这样一解释就更形象了)，最好是没有＝，让人们能彻底自由，但又不得不有，所以，他们不唯上、不搞个人崇拜，认为我选你当官，纳税养活你，是要你为我服务的，而不是来管我的。
    美国的教育体系主要随自由市场的规则来操作，完全由各高校根据其具体情况来自行决定，而我国则完全由教育部来硬性规定（包括招生人数、考试方式和内容、学位授予权，甚至学位论文的格式等），这样做无疑会使办学丧失活力，从而扼杀了“创新”，因为“管制”和“创新”从来都是对立的。近几年来受聘为北大、清华等高校特聘教授的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曾先后任教于威斯康星、俄亥俄与耶鲁等大学），2006年3月在接受《南风窗》记者访问时，就深有感触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EMBA教育这几年，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由市场阶段，不受中国教育部管制，活力是最强的，创新的空间是最大的，所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EMBA教育在短短几年里一下子就赶上了美国。”（详见《南风窗》2006.4上“管得越少，办得越好”一文）。
    美国人对“个人隐私”非常重视，但对官员的要求却十分苛刻，一旦出现“绯闻”就毫不客气立即曝光，根本无隐私可言。克林顿当年被莱温斯基捅出来，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前总统里根夫人南希就曾说过：“入住白宫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如同金鱼那样生活在玻璃鱼缸里，让人们时刻盯着你。”美国人认为，被选举出来为大家服务的政治家已经不再是“个人”，我人品不好是我个人的事，但你人品不好，我怎么会选你。所以，在美国“当官”这碗饭是不太好吃的！由此可见，英语“politics”一词往往带有贬意，如“play politics”即玩弄权术，这就不难理解了。
    4、贫与富
    与我国截然不同的一个特点，在于美国尽管科技高度发达，但却是笃信宗教的有神论国家。对于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精神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它的确可以在人欲、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风气下起到净化的作用，表面上看似矛盾实际上却很见效果，例如：在高度个人主义的氛围中提倡团队协作；在激烈残酷竞争的环境下强调自律双赢；在贫富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公正等等。这显然只能用“混沌理论”（chaotic theory）才得以阐释。具体来说，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体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由于优胜劣汰的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那些凭本领和才能获得财富与荣誉的巨富们，必须责无旁贷地去救助不幸的穷“兄弟”，为造福全社会作出新贡献，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从20世纪初开始直到世纪末，美国巨富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福特（Henry Ford）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都遵循“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而且都着眼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他们认为，如何敛财和如何散财同样需要智慧和才能。巨大的财富如果不在生前作出恰当处理，不但贻祸于子孙后代，甚至会对社会产生极不良的影响，应该科学地进行慈善捐赠，使之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反过来看看我国的富豪们，与他们对比，就难免有些自惭形秽了！
    5、对事和对人
    在美国，你处处都能感受到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气氛，也就是所谓的“Business is business”(就事论事)，无论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或是下级对上级，都可以针对某些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十足体现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正因为如此，事情就好办多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尊者长者来说，也不会丢面子。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善如流”，而不致“因人废言”。
    我国过去的某些做法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最典型的莫过于“三门峡”问题，上世纪50年代在讨论修建三门峡水坝时，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力排众议（包括前苏联专家），提出反对建坝的正确意见，忠而受谤，竟被打成右派。1960年建成水坝开始运转，即出现黄河上游淤塞、洪水成灾，而不得不降低水位、减少发电量，并在大坝上多处开孔以排泄泥沙，为此，国家前前后后共付出“学费”约100亿元（当时价格），事实完全证明了黄万里教授的预言。即使是这样，仍因人（右派）而废言，竟然长期被打入冷宫、剥夺了发言权。可悲的是，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上下积极参与其事者，至今不但无一人作过检讨，反而名利双收、大红大紫，岂非咄咄怪事！
    着笔至此，不禁使我联想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起用贤才来振兴国威的唐代女皇武则天，在其当政后，为了巩固政权，曾一度不惜劳民伤财、广建佛寺、尊崇佛教。当时的一个职位并不高的官员陈子昂针对耗财奉佛的时弊，曾写过一首《感遇》诗抨击这种做法，诗云：
    圣人不利已，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翻成白话文就是：圣明的君主不为自己谋利，而在于忧虑和拯救天下的黎民百性。帝尧很俭朴，不乘黄屋（指古代帝王所乘的豪华车子，因其里面采用黄色的丝织品，故称黄屋。），更不会去住瑶台（指雕饰华丽、结构精巧的楼台。）。我听说西方传来的佛教，以清净为主，只有愈清净才能愈显佛法的尊严。为什么要穷尽大量的金和玉来雕刻佛像与装饰庙宇，以示尊崇佛教？由于云构（指新建庙宇高峻华丽），而使得山上的林木都被砍光，因为瑶图（指装饰精美的佛塔），而消耗大量的珠玉翡翠。连鬼斧神工都难以做到的富丽堂皇，何况人力乎？夸耀此愚蠢行为恰好是增加了负担，自作聪明之举其实是最昏聩的。
    武则天听了以后，不但不老羞成怒，反而点头称颂：“《感遇》诗不仅紧扣时政，正视现实，忠言直谏，不附势，不溢美，不讳疾。”除亲自赏赐一条龙珠玉带外，还降旨将陈子昂由麟台正字（低层官阶）擢升为右拾遗。
    姑不论后世对女皇的褒贬如何，仅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表明她只就事论事，很有气量。
    6、好奇与好胜
    由于习惯势力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原因，中美两国思维方式的差异还明显地反映在对待新事物的态度上。
    美国人信守的准则是：“If no fun, why do it?”(没有新奇乐趣，为啥干它？) ，这充分反映出他们的好奇心。美国学生从小都自觉地在学习中找到快乐，否则他就会换另一个自己喜爱的问题去钻研。正如英国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F.A.Hayek,1899—1992）说的：“人类因为好奇心和需要而从事科学研究。就二者来说，前者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创造力始终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2002年6月中旬，世界著名科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理查德·扎尔（Richard N Zare）教授应邀来我校参加纳米生物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在回答我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报总编周诺同志访问后，阐释其自我总结的“走向成功的十个原则”中的第四个原则“不要长大，要总像小孩一样”时说过：“小孩生来有好奇心，有好奇心才会有发现，才会有创造性，不要长大，就是说不要随着长大而失掉好奇心。”
    回头来看看国内的“奥赛热”，这种通过层层选拔和赛前强化训练的＝行为（美国都是个人行为）的做法，可以说是急功近利、很不正常的。在这种“八股式”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青少年，参赛的唯一目的是“好胜”（获奖）而不好奇，极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这就是中国学生普遍比美国学生的考试成绩好、每次都能满载“奥赛”奖牌而归，而却缺乏后劲，最终导致“诺奖”无望的主要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