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直面中医

飞龙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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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3:33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

转贴：直面中医
http://www.100md.com 2006年11月24曰 新语丝
     2006年11月15曰新民周刊
    19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希望以现代科学的原则和精神统一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认为这是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前提。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多少由此肇端。中西医冲突即是其中一例。

    1928年中国统一，西医借重行政力量，试图废止中医；1949-1979年间，新的医疗政策改写了中西医力量的对比，及至1980年代，医疗改革又重新塑造了中西医的发展格局。不难看出，中西医冲突的历史，与中国历史变革同步。同时，冲突的历史如此曲折，源于事物本身的复杂：医疗行为涉及千万人群的福祉，又与政策导向紧密相关，同时受到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水平制约。
    谋求国家现代化100多年后，西医作为主流既成事实，但社会思潮也有变化，开放选择渐渐取代了唯科学是举的态度，中医的存亡也并不取决于能否为现代医学所证实。相信中医的病家仍在吃中药，相信西医的患者自去就西医。如何增进学术水平、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服务质量、实行信息公开和保证社会的知情权，则是中西医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这大概也是西医界在争论中保持沉默的原因。
    患在两难抉择间
    核心的争论在于：医疗标准是否需要统一和国家医疗资源的投入方向。

    撰稿/汪 伟(记者)
    多年以后，生活在长沙的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还记得祖父逝世3年前一次蹊跷的昏迷。照常在晚饭时分，张家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前，张功耀77岁的祖父突然感觉一阵晕眩，身体摇晃，几乎从板凳上跌倒在地。张功耀和父亲急忙将祖父搀住，扶他到床上休息。老人从此陷入了昏迷状态。此后的故事离奇有趣，让张功耀终生难忘。
    2006年，张功耀坚持认为，中医药应该退出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回到民间自谋出路。有人认为他不习中医，作为一个外行指手画脚，形迹可笑。他对此的反驳就是讲述32年前祖父的昏迷的故事。他年迈的祖父昏迷之后却仍然能够进食，然而丧失了排泄功能。奇异的症状使得乡邻普遍认为，老人并不是得病这么简单，而是张功耀外祖父的魂灵附身在亲家身上，因此，他可以在昏迷中照常进食却无需排泄。当地的赤脚医生无计可施，张功耀与父亲只能延请附近的中医前来诊治，据说其中不乏富有名望的“老中医”，但没有人愿意施药救人。万般无奈之下，自学中医一年左右的张功耀鼓起勇气，开了平生第一张药方。在发给本刊的邮件中，张功耀如此描述了药到病除的过程：

    我开了党参、生地、大黄、黄芩、枳壳、猪苓、泽泻、滑石，用灯芯草和木通做引，抓了三剂。头一服两剂一起熬，水开即起，凉透再服。服后大约一个小时，奇迹发生了。爷爷突然有要解手的表示，有了知觉……下午，再喂第二滚。到第二天，居然爷爷开声了。第三天，爷爷要下了床走路，我扶起他从睡房走到了灶屋里。吃完第三剂，爷爷居然活过来了。后来，他还上山砍了三年柴。此后，除双脚有些麻痹外，没有得过别的病。在毛主席逝世正好一周年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享年80岁。在爷爷的最后三年，他逢人就讲：“是我孙子救了我一命。”

    张功耀18岁时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的原理，认为祖父的病症是“胃腑热积”，用药目的是“凉血”和“泻下”。但32年之后，张功耀检讨说，他开的药方不仅浪费，而且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他用西医反省自己的治疗，认为祖父当年可能发生了轻微的脑血栓，某些神经部位丧失了功能。他认为自己的药物完全无益。祖父病愈，完全是因为脑血栓自动修复了。
    张功耀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中医的虚妄，正如一个18岁农家少年的误打误撞；所有成功归于原因未知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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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3:38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2

续上：张功耀与方舟子
    张功耀现年50岁，任中南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主任。10月，他的“促使中医5年内退出医疗体制”的观点，激起一波激烈争论。

    张功耀自认此举并非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曾经撰写了题为“告别中医中药”和“再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批评中医的疗效无法证明。他认为，那些经中医治愈的患者要么是幸运自愈，要么是接受了心理暗示——正如一个失眠者服下自称有助于睡眠的药片状淀粉后可能会安然入睡，这与药片本身的医疗价值毫无关系。

    文章大部分并未探讨中医的疗效，而倾向于指责中医界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水平低下。张功耀希望，中医能够退出国家医疗和教育体制，为国家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他相信，这能使中国更加“文明”和“科学”，甚至道德上也更加“纯洁”。

    方舟子与张功耀相呼应，在2006年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中医。方舟子申明了自己对中医的基本态度：“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质疑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认为“某些中药、中医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药物、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但是要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和张功耀一样，方舟子对中医的批评也非自今曰始。他2001年开始撰写文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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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3:42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3

和张功耀一样，方舟子对中医的批评也非自今曰始。他2001年开始撰写文章，批评中医的理论体系，亦对中药的毒性和不良反应大加鞭挞。他用风格尖利的文字指责“中医是一个包含了哲学、玄学、迷信、民间医术和巫术的大杂烩”，将其归为“伪科学”，认为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说与现代医学的原则相冲突，中药的疗效未经西药普遍适用的程序(临床试验和统计)检验，尤其应受批判。

    这些文章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人习惯性地指责他们是崇洋媚外，将争论诉诸民族感情，方舟子则认为，对中医的批评根本不是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冲突，而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冲突。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最后都被现代医学所取代。中国也不会例外。”方舟子说。反对者指责他并不了解中医的时候，这位毕业于匹兹堡大学【应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反驳说，正如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现代科学门类没有民族、国家之分，现代医学的原则也是普遍适用的；既然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就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医学。

    争论持续不断地进行，曰复一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对话渐渐失去新意，后来往往发展成为谩骂。

    中国人的两难

    有人质问方舟子，如果得了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是否会就诊于中医？方舟子对此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这个问题不出奇，回答也在意料之中。同样的问题和回答在几十年前就有过。至少，诗人郭沫若、史学家傅斯年和地质学家丁文江给出了和方舟子一样斩钉截铁的回答。当然，在为自己服膺的医学体系献身时，中医的信徒表现得同样坚决，毫不逊色。数年前，一位笃信中医的75岁的老人突然出现轻度中风的症状，家人没有将他送进西医院，而是选择留在家中以中药调养。两天后，老人病情加重，入院经CT检查显示有大面积脑出血。子女必须在转到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或者采取保守疗法两种方案中做一选择。

    这个两难的选择摆在患者儿子的面前，他除了医学上的考虑，还必须顾虑父亲的心愿： “这些年来，年老的父亲对中医的‘忠诚’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状态——听不得任何找他看病的人说‘西医如何如何’，每逢此时他一定会把病人大骂一顿，把西医大骂一顿，并经常说‘我决不会住医院、让西医去诊治’。”与此同时，半昏迷状态中的父亲还在用行动表示对西医的抗议。每当有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进来查房时，他总是“怒目而视，掀开被子，表现出要回家的样子”。

    和西方人不同，许多中国人在选择医疗方案时有过这样两难的经验。不仅中风，许多危重病症对中西医都属疑难，例如肺癌，一旦诊断结果出来，“中医还是西医”，就变成一个问题。对一个乐观主义者而言，这似乎多了一种选择。但对多数人来说，不管作何选择，都意味着风险。不仅是医疗上的风险，病人还要担心的是，将来会不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

    在这个故事中，那个被抉择所煎熬的儿子名叫廖育群，时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必须替父亲选择医疗方案的时候，他很难不去想象，如果父亲经手术治疗而得以存活，父亲将“是怎样一种尴尬的表情与心态”，他担心，笃信中医的父亲能否承受这种现实的折磨，他不能确定父亲“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结果”。

    廖育群最后选择了保守治疗。数曰后，他的父亲离开人世。

    廖育群的父亲原是毕业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工程师，中年患病始信中医。廖育群受此影响开始接近医学，由此改变了一生。在“上山下乡”时代，他曾担任生产建设兵团的卫生员，“祖传中医”一度是他离开边疆的唯一希望。“文革”结束后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接受系统医学训练。北京第二医学院是首都医科大学的前身。生于1953年的廖育群不仅是张功耀的同龄人，也是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同行。但与张功耀相比，廖育群似乎更愿意体察中国人面对中医和西医时候的复杂心态。尽管对中医说NO的向来不乏其人，廖育群仍然认为：不管多么信仰科学，宁死不吃中药的人究竟不多。尽管西医的效用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和发展，“在‘科学’或‘不科学’成为‘正确’与‘不正确’之同义语的当今社会，中国人仍然能够‘承认’中医是一种‘医学’——尽管它与称之为‘科学’的现代西方医学是那么的不同”。

    这种承认是来自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吗？还是像某些人士说的那样，是一种愚昧风气的残余？不管怎样，如果没有这种承认，中医或许已经像世界上其他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那样，已经被西方现代医学完全取代，乃至不复存在了。现代科学虽然发展神速，但对人类身体的奥秘仍然所知不多。中医根据临床经验，能够治病，不管是否属于个案或者诸多个案的集群，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中医说道，“还能治疗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能看好毛病就是最硬的科学。”

    当然，坚持一种标准——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似乎可以避免可能两难境地。廖育群至今常常自问：“父亲对我的决定是否满意？”而坚决主张中医退出的张功耀有一位做中医的太太。当媒体提及这一点，张功耀苦恼地说，他不在家里讨论中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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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3:46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4

证明与存在
    张功耀说，发起“促使中医退出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是为了向卫生主管部门“展示民意”。曾有媒体称签名者多达上万人，其中多为中医界人士；但在张功耀的博客上，签名者的数量并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多。据10月31曰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的说法，签名者只有138人；当然，这并没有阻碍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当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被问及如何评价签名活动时，发言人表态说，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这句话立刻被中医界和媒体广泛引用。

    卫生部发言人表明了医疗行政机关对中医之争的态度。民间的争论却并未停息。其背景则是中医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一点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中医还是西医，抱有罕见的一致。中医从药材生产、中医院办院模式和中医教育传承，都面临诸多危机。而其中最大的危机即是：中医正全面丧失自身的传统和作为一种医疗模式的特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中医界人士认为，反对中医的人士往往“对中西医都缺乏了解”，然而他也承认，中医的教育传承出了问题。中医院校的培养模式“并不理想”，好的中医越来越少。“我藏书40万册，30万册是中国传统文史哲书籍，大多并不是医书”，操宁波口音的老中医说，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同情和理解，很难成为一个好中医。

    关于中医警世危言般的讨论，表面看来在中医是否确有疗效的问题上陷于胶着状态，但核心的争论却在于：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体制能不能变成以西医作为唯一标准的医疗体制？实际上，无论是张功耀还是方舟子，核心观点只有一个：西方现代医学已经建立完整的理论、技术和价值标准，这套排他性的标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得到应用，因此，中国应该放弃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体制，转而以西方现代医学作为唯一的医疗标准。

    这个问题不是2006年第一次提出来的。实际上，更加激烈的言行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就绵绵不绝。令人困惑的是，中医并未如同中国传统天文学、农学或者数学那样，最终被西方学术体系所取代。
    “中医治疗疾病的原理，科学至今还不能解释”，年逾90的中医生说，“我不认为中医比西医更高明，我也不认为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东西就不存在。”

    反思中药现代化
    中医讲的是辨证施治，分寒热温平，年龄、男女、身体强弱、不同地域，用药都不一样，怎么能搞一刀切？z4:|, 百拇医药

    撰稿/张 静(记者)

    自1996年我国正式提出“中药现代化”号召以来，这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曾被认为“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司级巡视员、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却告诉《新民周刊》：“我们执行中药现代化与国际接轨三四年，已经使得中药加速走向衰败。如果这种情况再让它继续5年，中药就无法挽救了。”

    市场之乱
    来到骆诗文家中，炉火上正煎着一大罐中药。这位学徒出身、从事中药工作48年的退休老人，有点头疼脑热从来都是自己开方、抓药。他看到某家中医院卖的是剪成寸把长的管仲叶子，一公斤28元。药典记载管仲只可用根，而一公斤的根在市场上才卖3元钱。面对骆诗文的质问，这家中医院反而很委屈：“从市场上买的时候就叫管仲，谁知道叶子和根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现在吃中药不灵了？你想想这个市场有多混乱。”骆诗文跑遍了全国17个中药材市场，曾有在20多天辗转大半个中国的纪录。“先坐飞机到西安，然后乘汽车去安康、汉中、广源、绵阳、成都、重庆，再坐船到万县、宜昌，换汽车直奔沙市、武汉、亳州以及山东的鄄城，最后从安国打道回府。
    据他的调查，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中药材至少占到20%。“把鸡内金晒干了冒充穿山甲甲片；炮制首乌传统用黑豆煮，药材商代以锅底灰，甚至用墨汁染色。发霉的甘草、黄芪、玄参，商户用洗衣粉搓洗，盆中的黄水散发浓烈药味。冬虫夏草药效被提取后，药材商用啤酒浸泡，浸泡过的黄颜色误导消费者以为是真货。黄精剥去外皮后滚上灰土销售，山肉萸掺进葡萄皮，丹皮不刮皮抽心，不但药效降低还有毒副作用，黏成一团的发霉茵陈照旧出售……中药讲究‘君臣佐使’，一副药中10-12味很正常，只要有一味是假的，整副药的疗效就要大打折扣。

    2005年退休之后，骆诗文开始“自费监督”。“国庆期间还跑了一趟亳州。做调查、搜集证据、印刷资料已经花了2万多元。”
    从1998年到2003年分管中药市场整顿工作期间，骆诗文至少上交了六七份份调研材料，可惜没有回应，如今他又着手撰写《安徽亳州药材市场的调查报告》。“如果几年后中医药真的衰败了，骆诗文有文字材料‘钉’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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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3:51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5

认证之惑
    为什么监管部门对于中药材市场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骆诗文认为首先是业务水平不高。骆诗文告诉记者：“有的领导出口考察后发现国外都没有中药材市场，认为中药材专业市场是一种落后的经营方式，迟早要被新型的经营方式所替代。由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得中药，视中药材专业市场为负担，对中药材专业市场抱着让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

    改造中药材市场正是“中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意
    1992年，科技部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4年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下，有人提出来中医药怎么向国际接轨的问题。于是在原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甘师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随后，中国新药研究与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提出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得到了国家批准。2001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给中央上书建议之后，2002年，中央决定实施《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其中特别提及：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中药产品的出口份额，争取2到3个中药品种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

    “中医讲的是辨证施治，分寒热温平，年龄、男女、身体强弱、不同地域，用药都不一样，怎么能搞一刀切？国家药监局成立以后就把美国的FDA管理作为圣经在中国推行。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中西医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按西方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

    医药行业是一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特殊行业。但骆诗文认为，通过GSP“洗牌”，涌进了许多有钱但不懂专业的人员，造成医药行业人员素质比历史任何时期都低，假冒伪劣事件层出不穷。“一次我去成都荷花池市场检查，发现一小伙过去同其父杀猪，碰上成都查处注水猪肉而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去药市找了一个摊位经营起中药材来，所出售的人参真假都分不出，更说不上分等级规格。”

    在国家药监局开展GMP改造认证中，把中药饮片厂也纳入了其范围。从而又一次出现了饮片厂GMP改造高潮。
    上马GMP的初衷是淘汰小企业，但仅是饮片厂就多批了1000多家。“安徽亳州为获 GMP认证的中药厂家，每家投资2000万-6000万元不等，年生产能力均在4000-5000吨之间。现在通过GMP认证已进入正常生产的饮片厂其生产量都没有达到设计能力，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你到北京昌平去看，有几个厂是开工的？所以有说法，不上GMP是等死，上了GMP是找死。”

    由于饮片厂要把土地、机器设备、能源、人员、GMP改造所花费用计入成本。因此，中药饮片厂生产的中药饮片价格普遍比人工手工饮片高出几倍。

    如北京同仁堂在亳州的中药饮片厂生产的当归片，每10克售价2.35元，即每公斤 235元，而现在市场上人工切制的当归饮片也就是15-18元/公斤，消费者需要多掏出十几倍的钱抓药。去年在广东省召开的中药发展会上，不少中医药界人士反映，现在饮片销售在逐渐减少，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予以重视，而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讲，国家准备从中药扶持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给中医医疗单位做饮片补贴。骆诗文听了觉得不可思议：“粮食、副食品补贴是计划经济中的事，早已取消，而中药饮片从来就没有要国家补贴过，现在却要倒过头进行补贴!”
    更危险的是，由于在GMP改造中企业负债过多，工厂无资金开发新产品，加上新药评审中的黑幕和不公正，企业普遍对开发新药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搞剂型改革和仿制。比如藿香正气水、六味地黄丸、清开灵等品种，便有多个或十多个剂型，几十和上百个厂家在生产。

    “低水平重复比任何时期都严重，而且更加公开化、合法化。药厂之间拼命砍价促销，利润锐减甚至是无利和亏损。于是，一些厂家就从投料上打主意，不按原批准处方的规格、等级投料，不按原工艺生产，出现合法的工厂生产劣药和假药。而国家药监局从来不检查工厂的投料，不从源头管好中药的质量，而且也没有配备这样的人员。此种情况如果不尽快改变，中成药将失去人们的信任，还谈什么发展。”

    科技腐败
    为上马GAP认证，国家投入资金，扶植中药科研项目。然而骆诗文认为：“研发方向错了，把国外研制西药的方法拿来研究中药，投入大量的资金，五六年来没搞出一个成果。所谓的中药针剂如鱼腥草、清开灵注射液，出了很大的问题。”

    科技腐败比比皆是。“陕西有一个根本不懂中药的专家，一个人就承担了20多项GAP 认证任务。有个企业搞天麻，这个专家帮着搞定40万元科研经费，自己从中拿了30万。研发新品种，按照GAP的要求，必须提交一个标准的提取物给有关部门。据说这个部门去年一年就将这些提取物私自卖给外国人赚了900万元。
    外流的不仅是中药单体，还有我国保密的中药炮制技术

    “英国人用马兜铃减肥，直接切成片，一天到晚煮开了当茶饮，出了大问题。我们药典规定马兜铃要用蜂蜜炮炙解毒。炮炙可使中药减轻或消除毒性反应，改变中药的性味和归经，提高治疗效果。

    “但现在我们普遍没有了专门的炮制人员，仅剩40多位高龄专家，没有继承，说句难听的话，死一位少一位。建国以来一本全国性的炮制规范都没有搞出来。”
    但是国外却对我们这门至今被国家列为严格保密、不许外传的技术虎视眈眈。曰本千方百计搜集我国中药饮片的加工炮炙技术，邀请有关专家去曰本讲课，并录下操作全程。“近一两年来，曰本津村顺天堂得到我国有关药监部门的支持和批准，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设立了中药经营机构。由国家科技部拨款1亿元人民币和国家药监局在亳州建立的中药饮片生产示范工程沪谯中药饮片厂在今年9月9曰开业剪彩活动中，应邀参加剪彩活动的是曰本人。而国家中医药局原主管中药的副局长就在亳州参加中药交流会，则未被邀请参加。曰本人是以什么理由参与沪谯饮片厂的，具有什么资格，在中药饮片行业内的人都提出疑问。我曾同一位负责管理中药的领导谈起此事，他十分恼怒，声称科技是不分国界的，要说中药失密主要责任在鉴真和尚。”
    78岁的中药饮片炮制专家王孝涛回忆说，曰本汉方药界人士曾经邀请他去曰本讲学，总是询问一些重要饮片的关键炮制的方法，而当他提出要参观对方的饮片企业时，却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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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3:54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6

贾谦倒戈
    骆老对“中药国际化”如鲠在喉。在南京参加一个中药GAP基地论证会时，他曾经不客气地问某负责官员：“我说中药现代化的标准贯彻了几年，钱花了不少，没有搞出一个成果。我搞了半辈子中药，还是不懂这中药现代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该官员答得有趣：“中药现代化，就是把中药典籍中令人难懂的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让人们都能接受。”
    骆老一听当即在会上敞开了喉咙：“大家注意啊，某官员讲过了，中药现代化就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在场的人苦苦忍住，没人敢笑。他们私下对骆诗文说：“就你敢讲这个话，谁都不敢得罪他。”

    这位曾在美国主修生物学专业的官员，手中掌握着几十亿元中药科研项目基金的发放。在他递给骆诗文的折叠式名片上，囊括了几乎全国所有的中医药大学(包括香港、澳门)的客座教授名衔。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以前在局里开会，我也是直接批评局里100多个领导编制，居然没有一个懂中药!我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只是尽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在这个行业的责任。老朋友们曾经跟我说：‘你是我们这辈年纪最轻的，又在北京，再不讲，中药就完了。’”

    骆诗文一直在找机会表达，可惜他数次想开的中药现代化辩论会都未果，只好每每在不相干的论坛上“借题发挥”。而他的老朋友、中药研究院的工程院院士程莘农、王孝涛也都憋了一肚子的话。

    “我们真正敢公开说话还是在非典之后，以前没有实例，受到打压。非典期间，中药治疗一个病人才五六千元，没有什么副作用，西药是200万元，相差40倍。”

    在后来召开的非典座谈会上，人们推荐骆诗文作为代表发言。他自然又不客气地炮轰了2002年实施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我开会时不知道这个纲要就是我的好朋友贾谦起草的。讲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后来就进行了反思，逢会必检讨：大家都骂这个纲要是谁搞的，我就是那个执笔的人。我不懂中药，都是专家提供的材料。现在我接触了搞中医药的人多了，才发现我错了。”

    贾谦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他曾是中药现代化的积极鼓吹者。他听到记者的转述不以为忤。“中医药不应当提倡与国际接轨。中医为什么一定要量化，量化只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整体论、辩证法同样可以认识世界。”
    他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反思》一文中推翻了以往所有的结论，并在其后的几篇文章中指出中药不等于植物药，不能把中药降低为植物药。据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连续三次打电话给贾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刚给植物药开了门，认为中药可以进来，你却说中药不等于植物药，把门又关上了。

    2001年贾谦退休了，看到一个单位给中央写信渲染说洋中药洋中药进口大于出口，兵临城下，要迅速加大出口。他心想我研究国际化这么多年，怎么不知道这个情况？自己掏钱到海关去调查，发现到目前并没有一个洋中药进口。所谓4个亿的进口洋中药，只是做西药的原料药。“如果真是洋中药大举进口我们要放鞭炮庆祝了，这证明西方人开始认可中药，事实正好相反。我们一定要把中药打入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我们的路走错了。”贾谦一连写了两个报告均没人理睬。“一个处长跟我说：老贾，你别再写了，还是想办法多从中央要点钱来。”

    不过老贾的文章还是得到了回应。“过了几天有人来找我，说要谈谈中医药的事。他问了三点：原来的中药现代化方向现在还能不能继续下去；13亿人民，9亿农民，光靠西药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国还需要中医药，应该怎么发展。临走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科技部办公厅的主任。
    贾谦这几年的工作其实都是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他于2002年写出了《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反思》，进行了中药战略地位研究。2004年，进行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调研，吴仪同志进行了批示。去年提出了中医药发展的三个方向。

    “本来我已经退休，如今申请到了课题，就开始招兵买马。虽然名义上只有4个人，实际上在外围团结了一大批干将。‘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我会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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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3:57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7

100年：知识精英与中医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49;(, 百拇医药

    撰稿/汪 伟(记者)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孙中山曾是一名医生，1925年他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的时候，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

    “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其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孙中山受冯电邀赴京，没想到抵京5天后就因肝疾复发，住进协和医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孙中山的医疗方案，成为1925年初举国关注的新闻事件。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孙中山不愿接受。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孙中山最终于2月18曰出院，在北京的寓所内接受了3位名中医的治疗。可惜，“没装罗盘的船”同样没有到达目的地，孙中山最终于3月12曰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逝世前后，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不绝于耳。自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人对这样的辩论，已经毫不陌生。4年后，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全国性的医疗体制确定在即，所有的辩论随即达到了最高潮。

    如果放宽眼界就可以知道，2006年关于中医的争议，与1929年的辩论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一年，在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主要由留学归来的西医界人士组成的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提案，旨在通过行政手段，彻底消除中医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一让中医界数十年后仍然余恨难消的事件，影响之大，中西医界卷入之深以及政治后果之复杂，则远非2006年的争议可以比拟。

    1929年的争议

    1929年2月23曰至26曰，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向来倡言“废止中医”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议案，目标直指“废止中医”，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余岩认为，出于四个原因，中医必须废止：一，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是杜撰的；二，中医源自纬候之学，荒诞无稽；三，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进行疾病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四，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阻碍社会科学化。

    他为政府“废止中医”设计了自认为“渐进有效”的手段：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

    余岩提案的奥妙在于，等登记在册的中医病老死后，中国将不再有中医从业人员，中医也将告自然消亡。这位毕业于大阪医科大学的留曰医学生强调说，“旧医一曰不除，民众思想一曰不变，新医事业一曰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曰不能进展。”

    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但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规定“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

    借政府之手推行西医废止中医，并非自1929年起，重要端倪在1913年已经发生。是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医学和药学学科的设置纯取西方模式，中医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次年，中医界即联络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京请愿，要求将中医纳入大学，遭到拒绝；到1925年，教育界也主动动议，提出在高校中接受中医学科，但又因余岩等人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而未遂。大学无中医，自此即是中医界一块重要心病。这块心病直到1950年代国家设立中医学院才告化解。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商议组织抗议活动。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并于3月20曰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也是在同样旷曰持久的请愿中，中医界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而且，一旦议案变成事实，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曰持久的论战。

    留学生的决心

    回顾70多年前的争议，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余岩等人推动的“废止中医案”并未真正实施，一方面激进言论既不能解决西医无法在中国农村普及的现实，反而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存在诱发社会不稳的可能，这自然不为上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所乐见，另外，国民党政府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并且由此事牵扯出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汪精卫、褚民谊等人主张废止，而谭延闿、于右任、陈果夫翟箕要主张保存。中医仿效西医，在存废之争中，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干预，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自然不出维持现状的老套。

    经过1929年的争论，在国外学习西医进而主持国内医政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医的激烈态度，从此广为人知。其中余岩最激烈坚决，以至于后世中医界常将那些废止中医的激烈言行统统称作“余云岫现象”。

    余岩，字云岫，1905年公费赴曰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一度回国，两年后再次负笈曰本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余氏在归国次年(1917年)，就写了一本全面批判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将中医归为占星术、巫术与“不科学的玄学”一流，而完全将中医的临床效果视作偶然的巧合，高呼“坚决消灭中医”，理论来源与制度设计，则大多出自明治维新之后曰本政府“废止汉方”的规定。

    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学生一直是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而留曰学生往往态度和手段最激烈，不光在中医问题上如此。鲁迅留学曰本并于1904年开始学习西医，对中医则一直持刻薄批评的态度。他著名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广为人知。传记作家说，这和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又目睹父亲患病不治的悲惨记忆有关，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很多同时代人比他更加激烈地批评乃至要求废止中医，尤以那些留曰学生为甚，他们并非都有被中医所误的惨痛经验。实际上，留曰学生对中医的激烈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曰本气象所刺激。

    中医6世纪传入曰本，称作“汉方”，占据曰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到19世纪中期与西医体系发生严重冲突，明治维新之后，曰本政府将“废止汉方”作为全盘西化的一颗重要棋子，除了大力举办西医学校和医院，派学生出国学习之外，还立法规定医生执业考试以西医体系为标准，由于官方的汉方学校被废止，釜底抽薪的政策只需等少数被特许执业的汉方医生老死就收全功。鲁迅曾经说过“曰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果不其然，1929年通过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其旨趣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曰本政策的旨趣几乎完全相同。
    而当年在医政两界呼应余岩的，又是何许人物？1929年的全国卫生会议上，共有卫生委员17人与会，其中13人曾出国留学：7人留学美国，包括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在内，全部出自哈佛、耶鲁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三校，另有3人毕业于曰本， 2人毕业于法国的，1人毕业于英国。

    此外，曾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是1907年回国的留曰学生，任内制定学制，仿效曰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医学教育体系之外；一向身居高位又反对中医的汪精卫，是1903年赴曰的留学生。

    学习西医出身的留学生回国后主持医政，对国内医疗体制、医学教育和资源分配的设计，无不以西方国家的医政为榜样，以西方现代医学精神为导向，这对中医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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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3:59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8

知识精英一边倒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曾被胡适称作“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是激烈反对中医的现代中国人物的一个极端个案。丁表白说，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的态度，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有人问他，“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答曰，“不!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到1930年代，由于中西医的争论激烈，反对中医更多不是以科学的逻辑进行批判，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丁文江自撰一联说：“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与丁文江类似的表白，清末民初以来实在多见。在曰本学医出身的郭沫若、鲁迅自不待言，傅斯年的说法与丁文江更如出一辙：“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是火烧赵家楼的旗手，“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这种表态实可见一时之潮流。

    有些人并不特别反对中医，但支持西医的态度却更加坚决。1926年3月，梁启超曾因尿血难愈前往协和医院治疗。X光透视的结果显示，梁右肾中有一个黑点，医生诊断为肿瘤，决定手术摘除肾脏。术后对病肾做病理分析，发现黑点虽在，但并不是癌症，而梁的尿血症状也没有被手术治愈。一时间，舆论耸动，社会风传，协和误将梁启超的一只好肾切掉了。陈西滢、徐志摩等著名人物都纷纷撰文，讥刺协和西医误人。当舆论变成一场对西医的质疑时，梁启超本人出面，撰写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为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治疗原则做了辩护。后世不断有资料表明，梁启超私下对协和的医疗方案并不满意，他为西医辩护的行为，有人称之为“强忍委屈”，但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梁笃信科学，为协和辩护，毋宁是为西医和西方科学的原则张目。
    梁启超以确定无疑的口吻说，诊病就应该用西医的“严密检查”，而“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针对西医的批评则是“反动的怪论”，将成为“中国医学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这样影响舆论的文化名流大多生于19世纪，他们的青年时代成长于中医的环境，仅就其个人经验而言，也并不绝对排除吃中药，然而，他们赞同西医并非仅仅据其疗效，而是因为西医是西方现代科学原则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赞同西医即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和科学化。曰本经明治维新一跃为亚洲强国，对志在图强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刺激，更是巨大的榜样。明治维新的新政中即有废止汉医一项，这似乎更加证明了推举西医与现代强国之间的关联。
    批评乃至攻击中医的人士，常常将中医称作“旧医”，而以“新”标举西医，暗示西医之优于中医，犹如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又如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政治格局，是不可动摇的客观规律。这与数十年后废止中医论者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总的来说，20世纪前期尤其是1929年的争论，既是西医进入中国以来中西医争论的总爆发，也为此后数十年来的中西医争议，奠定了基本议题。

    毛泽东与中医的命运

    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撰稿/汪 伟(记者)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曰报》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100万以上。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曰渐衰微的社会影响。几乎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的中医，在六七十年代的医疗体制中占据了话语的制高点，这种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毛泽东大发雷霆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不禁大发脾气。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认为，毛泽东的态度是对一组数字的反应：“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1965年6月26曰，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杨念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即便医疗队密度再大地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求医的渴望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医生无法留在乡下对农村的医疗保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发怒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

    尽管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 “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6月26曰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忽然说，乡村 “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这时候，“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是‘中医’的位置。他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杨念群认为，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它只为城市中占15%的“老爷”服务，而农民最相信的仍然是中医。1965年那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成本最重要
    “养得起”事关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念念不忘要将1949年之后仍受贬抑的中医整合进新制度，成本是重要原因。他带有怒气表态，是对当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满，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城市中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的不满。根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对积式迅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程，而“不脱产的卫生员”也即后来的赤脚医生的医疗活动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医中药。

    实际上，赤脚医生制度出现绝非1960年代灵机一动的创造。19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举世闻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加入，史称“博士下乡”；他们试图用试验的方法，探索使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其中，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陈志潜试图在定县建立“县、乡、村三级保健制度”，奋斗多年，成效去不理想。杨念群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陈志潜的失败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他的医务人员来自城市，不能长期为当地服务；其次他坚决排除中医参与这一公共卫生体系。而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赤脚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成本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可以满足，也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家。”杨念群认为，1949年后大多数国家政策，比如户籍政策，工农业剪刀差等等，都违背城乡平等原则。但在医疗上，却实现了实际上的平等。这不是医疗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绝对平衡，而是指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并且达到了一般意义的平等。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历史和人物，杨念群说，“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多年后，在评价中国医疗体制变革的历史时，赤脚医生更是常常被提起。有人叹息这一“公平的”制度后来消亡是一种不幸。“文革”结束之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随着公社解体，他们后来大多自行开业，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19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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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4:03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9

中医学生：徘徊在中西医之间

    我希望中医能作为一种医学模式而存在，未来不会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小分支。然而，路在哪里呢？

    撰稿/于 芳

    人人都说学医是件辛苦的事，学中医更不易。大一时老师就说，60%的时间安排中医课程，40%的时间学习西医。这话一听就觉得不合理，然而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无穷无尽的疑问和矛盾，然而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也许教授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年课业，一年实习，还有一年花费在找工作上，而每一年都被这些没有答案的“为什么”所折磨，但是却不知答案有无，答案在哪里。这就是中医学院的现实。

    一进大学，初涉中医知识就懵了：怎么会是这样？几年中学教育死记硬背的种种说辞言犹在耳，中医学说首先和那些未经消化的中学知识打起架来：医书说“精气”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精气”到底是什么呢？唯物哲学认为物质是构成世界的本原，那么“精气”是不是物质？中医书的“阴阳”概念是有特定属性的一分为二，与辩证法中的“矛盾”说能否印证呢？问老师，说不出所以然，给了一个答案倒是言简意赅，与中学哲学教师无异：背。一遍一遍地背，背到条件反射一样地接受“阴阳、五行、五脏、六腑、经络”的概念为止。

    然而第二学期开始学习西医解剖。西医的一套理论又完全把我们刚刚背熟的中医认识颠覆了。中医所说的脏腑和西医所说的脏腑只不过在位置、命名方面有些相似，功能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要把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和西医的脏腑在一个医学院二年级学生的头脑中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中医说脾具有主运化水谷、主升清、主统血的功能，但是西医说脾是血循环中的重要滤过器官，具有滤血、储血、造血和调节血容量的功能。你信谁？中西医课程居然排在同一学期考试，考前复习的结果是中西医在头脑中打架，两者都无法互相证明。恍惚中只想为混乱的思绪求得一个出路：常规都说中医不如西医科学，也罢，也罢，我也这样认为算了——我竟然忘了，中医将是我今后职业生涯的立身之本。
    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医学院里流传一句话，“中医的本科不如西医的专科、中医的硕士不如西医的本科”，说的是中医学生求职的艰难。乍听尖刻，没想到竟然是事实。令人瞠目的是，到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西医院要的是西医院校毕业的学生，而中医院要的也还是西医院校的学生：人们对于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看法很多，大多数认为“中医不精，西医不通”。考研还是改行：这是一个问题。但这其实是个伪问题。与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共计120人，做医生尚不足40人。你问他们是不是做中医？好问题。不过跟我之前的许多疑问一样，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

    我自觉徘徊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成了“边缘人”。这与我接受大学教育的初衷相去甚远，不禁尴尬乃至难过。然而，一旦以现代医学作为唯一的标准，边缘、尴尬乃至难过的，不只是我，中医存在有没有必要，似乎也变成了问题。一位学者说： “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是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这段话说得有个性，也有勇气。但是很难解决现在的中医教育和职业种种难题。我希望中医能作为一种医学模式而存在，未来不会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小分支。作为一个中医学院毕业生，我说这句话，不仅出自“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然而，路在哪里呢？
    中医的命运与国学相同

    国学班给有钱的老板开班，让他们没事来听《易经》，我称之为一种文化桑拿，跟没事了去蒸蒸桑拿浴是一样的。

    撰稿/汪 伟(记者)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新著《再造“病人”》一书，被史学界誉为新的体例创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杨念群用400多页的篇幅，讨论了中国近代以来医疗行为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中西医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却取决于中国政治的转型。

    《新民周刊》：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医疗变成一种“地方性知识”，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对“地方性知识”的批判是很多的，对中医的攻击持续至今，还能形成社会潮流。

    杨念群：中医被批判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在于其疗效，而是其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科学”标准变成了一种医学合法化的依据，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被攻击的命运不只属于中医，这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的命运。中医不仅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它混同于中国的传统，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氛围中的要素。其中的原则、标准和理论不仅仅是“科学”这一体系能够评判的。当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变被西方科学所统一，必然会对中医产生排斥。这和中国传统诗歌的命运一样。

    《新民周刊》：这个类比合适吗？诗歌和中医面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杨念群：“对象不同”这句话背后隐藏着“科学”的分类原则。这个分类原则也是西方科学标准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今天要求中医退出医疗体制的声音？

    杨念群：今时今曰还完全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评判中医，我觉得是无知甚至是可耻的。虽然争论不能怀疑对手的动机，但是我怀疑这些观点背后的动机是作秀。这些年来，科学主义已经受到了批评和清算。注意，清算科学主义不是评价科学的好坏；任何原则变成主义之后，就会狭隘简单地看待和处理问题。

    《新民周刊》：你在书中说，“中医在近代受攻击的最核心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这与中西医的学理基础、治疗手段、治疗效果的差别有没有关联？

    杨念群：中医缺乏医疗行政能力和防疫功能和它的治疗能力当然是有关联的。中医面对的是个体，西医面对的是群体，西医发源于西方教会系统，首先面对的是教会救济系统，教会进入中国传教之初，也主要是救灾赈灾的方式，所以西医有面对群体的传统。中医则是分散的，它适应的是农业形态下交通落后通讯不便的状态。在历史上，中医并非没有进行防疫实践的例子，但是它有防疫的功能却无预防的理念，除了在宫廷里，在庞大的国家体制中，没有一个与中医对应的医疗系统，也没有进行防疫的社会动员的能力与机制。

    《新民周刊》：中西医的冲突为什么会在短短数十年内就以中医需要不停自救而收场？

    杨念群：中医变成了医院，失去了生活、文化中的环境。这就和国学一样，没有科举制度，没有传承，没有书院，国学也就难以存在。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中医城市化、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前景如何？
    杨念群：中医标准化可以探索，但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能采用西方的标准。但我反对国际化。国际化有什么必要？科学化提了很多年，现在是不是应该倒过来提一提？分享中医的经验，有很多渠道，不一定都按照西方医学的标准和体系将中医改造成那个样子。从前中医传承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比较保守，担水劈柴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会教你。1949年之后，很多中医把自己的方子贡献出来，大家都能够分享。

    《新民周刊》：这会不会导致中医边缘化小众化？

    杨念群：中医边缘化、小众化的命运是必然的。它们生存的文化和生活空间已经消失了。正如国学的生存环境已经流失了，强行把它楔入现在的教育体制，所谓重振实际是一种扭曲，变得很可笑。国学班给有钱的老板开班，让他们没事来听《易经》，我称之为一种文化桑拿，跟没事了去蒸蒸桑拿浴是一样的。中医和国学一样，它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很难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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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4:06     标题: 转贴：直面中医10

“真理不能穷尽，中医即有作为”

    对人类的身体和疾病的认识十分有限，每一种医学都可以依循自己的道路，推进这种认识。

    撰稿/汪 伟(记者)
    49岁的张建明有着惊人的谈兴。在他生活和名声最著的上海，他自称是中国最富有的中医，并不惮以此作为医术实效的证明；同时又表白说，自己曰复一曰忙于看病，既无业余爱好，也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所求无非是体味中医悠远的传统，将其应用于疑难杂症的诊疗——而他从中获的纯是心智的愉快。

    1974年从卫生学校毕业之后，张建明曾与其他年轻的中医一样，门前冷落；医院不得不重新调配他们从事其他的岗位，许多人因此放弃了中医。但是张建明坚持留在门诊：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的关键之处，也恰是如今中医的弊病所在。

    《新民周刊》：中医危机最大的根源在哪里？
    张建明：一门学科，要有行政力量的保护才能生存发展，是一件可悲可怪的事情。出现这个局面，原因很多，但最大的原因出在中医自己身上，出在中医教育上。今天的中医放弃了临床。很多教授中医的人一生没有给人看过病，他们的学生又留校教书，教出来的学生也得不到实践的机会，中医不会看病，焉能不衰落？中医要发展，就要回到临床，回到传统，回到经典。

    《新民周刊》：西方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迅速对中医形成巨大的冲击，是否证明中医并不适应现代生活？
    张建明：西医成为人类医疗活动的主流，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西医知识有系统，标准统一，便于传播，能快速提高整个行业的水平，中医依赖个体经验，对医生的天性禀赋要求更多。中药有其不便，从汤剂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还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取代。相比之下，西医的诊疗手段简便快捷，疗效迅速，可以有效地向病家解释病情。这不仅符合当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也更能投合人性：人性总是喜欢快甚于慢，喜欢简单甚于复杂，喜欢甜甚于苦。不要以为人有理性就能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我告诉一些病人，如果肝上的问题不吃药控制会演变成癌，但是他们不能忍受漫长的疗程，不能忍受吃药的辛苦，宁可坐观其变。

    《新民周刊》：那中医要有所作为，空间在哪里？
    张建明：中医的作为不在于穷尽真理，而在于真理不能穷尽。我们对人类的身体和疾病的认识十分有限，每一种医学都可以依循自己的道路，推进这种认识。西医不是衡量医学进步的唯一标准。

    《新民周刊》：你辨证论治的时候参考现代的医学检查的结果吗？

    张建明：当然参考。检查报告是我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依据。今天中医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医本身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传统的中医能够见识多少病例？今天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查阅的资料和信息，以及对疾病的观察与认识，完全不是从前的中医能够想象的，这对今天的中医是意义重大的。有人对中医抱有一些离奇的幻想。以为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一伸手搭脉就什么都知道，“病家不用开口”，很荒唐。中医经“望闻问切”做出的诊断，趋重整体宏观而缺乏具体细节，现代医学检查报告正是有益的补充。

    《新民周刊》：这是不是也算中西医结？

    张建明：我不赞成中西医结合，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产生出来的医学认识，强行捏合在一起，很难说对谁有利。有人说，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的进展是世界一致的，但文化的差异无法取消，建基于文化传统的医学有其特性，这种特性也无法取消。

    《新民周刊》：传统医学每个民族都有，大多被现代医学取代了，中医有什么不同？

    张建明：中医的特点是历史悠久，积累的经验特别多，传统没有中断过；并且，国人至今仍然有对中医的需求。这是它能够生存乃至还有发展的根本所在。

    在一种医学体系的发展中，哲学认识的高度与应用技术的水平要能够互相配合，否则这种医学体系就难以长久生存。实际上，几种古老的医学体系中，只有中医做到了这一点。
    《新民周刊》：很多中医生病看的是西医，是因为中西医处理疾病各有所长吗？

    张建明：更多是“信”与“不信”的问题。中医对中医没有信心，没有信任，还能使病家相信、信任中医吗？外科我不了解，在内科的领域里，我觉得西医能够做到的事情，一流的中医也能做到，如果教育和管理得法，甚至以行业的平均水平也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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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6-12-2 14:08

终于发完了——
自己坐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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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志杰    时间: 2006-12-3 23:23

讲的很全面啊！很好！

我们现代多数人都很浮躁！电视争着造星，搞出一批少男少女，争着上台面对大众表现痛哭；相声演员争着做广告，使相声界成了阳痿特工连；外行人不去研究本职工作，却争着歪批中医，俨然组成了中医院校的劣等班；中医人不去研究经典，倒成了光膀子扎领带的假洋鬼子；种地的、出家的、摆卦摊等等厌倦了职业，争着做起中医大师了！！！

我们的同胞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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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源    时间: 2006-12-4 09:40

不知道都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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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远峰    时间: 2006-12-8 13:31

哎！！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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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ibao123    时间: 2006-12-10 15:40

更多的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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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清水芙蓉    时间: 2006-12-10 22:34

中医的现状，是每个有良知国民都为之担忧的，那些专家教授自己学识浅薄，对中医没有深刻的认识，而反戈一击，自己揭露自己的丑恶嘴脸，“人格”从何而谈，外国有那么多人崇尚中医，看到我们自家人揭丑，实则是有抹国格。
       中医历经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其理论与实践曰渐成熟，其救死扶伤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不是几个人的言论就能抹煞的，我们的中医曾历经磨难，中国近代历史上曾有几次想推翻、取消他，其结果是怎样？我们都看到了，所以说“孰是孰非，时间会证明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