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依據中醫的科學特點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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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7-6-30 21:45     标题: 转帖：依據中醫的科學特點立法

依據中醫的科學特點立法
李致重 /香港

一個月來，本人詳細研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統醫藥法》2006年1月16曰“徵求意見稿”。除建議將本法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之外，這裏謹就與本法相關的八個理論問題，談一些的看法。

一、在立法的根本出發點上，不應出現自相矛盾的提法。
國家制訂中醫藥法的根本出發點，無疑是為了保護中醫學術的特色與優勢，保障中醫事業的復興與發展。

數十年來，儘管學術界和官方在許許多多文件中常常說：“中醫與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但是我國在中醫與西醫的本質特色問題上缺乏深層的比較研究，在中醫與西醫的科學界定(或定義)上至今仍然含糊不清。因而在中醫學術發展與事業管理上，“西化”中醫的錯誤觀念長期地滲透到醫療、教學、科研、管理以及中藥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無可避免地造成了中醫學術特色萎縮、臨床優勢削弱、發展勢頭低迷的嚴重局面。這在國家為研究中醫立法的今天，是不可忽視和正確面對的首要問題。

人所共知，事業是以學術為基礎的。從“科學發展觀”而言，中醫立法所要保護和保障的重心，必然是中醫藥學術的特色和優勢。

本法“徵求意見稿”的“總則”部分多處提出：“繼承和發揚傳統醫藥學，促進傳統醫藥事業發展”；保持和發揚中醫藥學的“特色和優勢”；遵循中醫藥學“自身發展規律”，實行符合其“特點”的管理等等。這些提法無疑是完全正確的。然而，第五十九條關於“中西醫結合是發展傳統醫藥的重要途徑”的提法，顯然與中醫立法的根本出發點自相矛盾起來了。而且這種自相矛盾的問題，在“徵求意見稿”中多處存在。

既然“中醫與西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不言自明，中醫與西醫各自具有不同的“特色和優勢”。也就是說，中醫的“特色和優勢”，不同於西醫的“特色和優勢”。據此，如果說“中西醫結合是發展傳統醫藥的重要途徑”，那麼同樣應當說“中西醫結合是發展西醫西藥的重要途徑”。然而奇怪的是，數十年來醫學界從來沒有見過“中西醫結合是發展西醫西藥的重要途徑”的提法，而有的只是“發展中醫的重要途徑”。這就無可辯駁地表明，人們潛意識中“中西醫結合”的真正的含義，其實就是在“結合”名義下的“西化”中醫。這也進一步表明，中醫學術問題上的種種歷史性錯誤，其實就都是在所謂的“重要途徑”掩蓋下而鑄成的。為什麼長期把“重要途徑”當做口號或棍子，而至今拿不出其可行性、可持續性的科學根據呢？

德國漢學家M.波克特教授最近又一次指出：“中醫是成熟的科學，而且在兩千多年前就達到了成熟的水平。”“奇怪的是，居然也有許多中國的中醫對中醫的科學性表示懷疑。” （《科技中國》2006年2月號第84頁）在國家為復興中醫而立法的時候，中醫界應當對照M.波克特教授的話認真反思、迅速猛醒，並且真正理解“中醫是成熟的科學”，而不是西醫的附屬品。為了杜絕“西化”中醫歷史錯誤的重演，必須將“中西醫結合是發展傳統醫藥的重要途徑”這一錯誤提法，從中醫立法中徹底刪除掉。否則，本立法將背離其“根本出發點”，走向自己的反面。

為了進一步說明上述觀點，下面再從文化科學的理論層面，做一些必要的補充。

二、中醫藥學的特色和優勢，是中醫立法的根本科學依據。

中醫與西醫一樣，各自都包含著科學理論、臨床技術、臨床經驗三個層次的知識內容。而各自的科學理論部分，是表述兩種醫學觀念、原理、方法的概念範疇體系，代表著各自最本質、最核心的特色和優勢。所以，從中醫基礎理論入手，明辨中醫不同於西醫的特色和優勢，是中醫立法的根本科學依據。

在科學上，學科的定義是關於本學科特點和本質屬性的高度概括。從中、西醫的定義而言，中醫藥學可以表述為：“以陰陽五行學說的理論、方法，研究證候及其變化規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如果從發展的眼光用現代術語來講，中醫藥學可以表述為：“以系統科學的理論、方法，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醫學體系。”（《中醫復興論》第9頁，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而西醫生物醫學的定義是：“以還原性科學的理論、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層次上的結構與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中醫形上識》第190頁，香港奔馬出版社）

上述定義，是歷經十餘年研究、思考的結晶。從科學、哲學、邏輯學上講，這兩個定義相信不會有原則性的錯誤。

按照美國科學哲學家托瑪斯．庫恩的“不可通約性”原理，中醫與西醫的研究物件和研究方法不同，各自的概念（範疇）體系也就不同，因此中醫與西醫自然是范式不同的兩種醫學科學體系。這兩種醫學之間，其實是最典型的“不可通約性”的關係。而“不可通約性”，也就是庫恩所說的“不可翻譯性”。所以，中醫特色、優勢的保持與發展，絕不是用西醫的觀念、方法加以驗證、改造所能辦到的。按照庫恩“不可通約性”、“不可翻譯性”的原理，“重要途徑”之說，必須休矣！

在中、西醫的定義和中、西醫不可通約性關係的基礎上，本人通過長期研究，尚有以下幾點結論性的認識：
“第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人類科學史上最早，也是最準確的科學分類。只要地球不毀滅，地球上萬事萬物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形上與形下兩類研究(認識)物件將不會改變。所以人們研究(認識)萬事萬物而產生的形上與形下兩類科學的格局，也將不會改變。

“第二，‘人是天地萬物之靈’。只要地球不毀滅，只要人類尚存在，人的形上與形下二重性就將不會改變。基於‘研究物件代表著一個學科本質屬性’的原則，人類醫學上形上與形下兩種科學體系的格局，也將不會改變。

“第三，中醫是以綜合(系統)性方法，研究人的形上（‘原形’）屬性的醫學科學體系；西醫生物醫學是以分析(還原)性方法，研究人的形下（‘原質’）屬性的醫學科學體系。面對未來的發展——只要‘人的形上與形下二重性’特性、亞里斯多德的‘形質論’原理、‘綜合與分析’兩類研究方法——這三條中任何一條的兩個方面不可能合二為一，那麼，醫學中並存的中醫與西醫兩者就不可能合二為一。

“第四，中、西醫兩種醫學各自都包含著科學、技術、經驗三個不同層次的知識體系或內容。既然中、西醫兩種醫學不可能合二為一，那麼並存的中、西醫兩種醫學之間必然是不可通約性前提下的相互配合關係。所以，‘中西醫配合’的具體含義是：中醫與西醫在科學理論層面上並重並存；在醫療技術層面上優勢互補；在臨床經驗層面上相互借鑒。這種格局必將是長期的，抑或是永遠的。

“第五，當代生命科學和醫學科學上的最大偏見和失誤有三：其一，企圖把複雜的、形上與形下二重性的人，與人所製造的非生命領域的機器相混淆；其二，企圖把複雜的、形上與形下二重性人的生命過程，統統簡單地歸結為物理學、化學現象來解釋；其三，企圖把以物理學、化學所代表的分析(還原)性的科學觀念與方法，作為實現‘中醫現代化’、‘中西醫結合’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近代中醫學術的全面衰落，就是由這三條偏見和失誤造成的。

“第六，當代中醫學術上的基本任務是：醫治中國傳統文化自卑症，重樹中醫中藥的科學信念，尊重中醫中藥的原理和特點，營造‘和而不同’文化科學氛圍，在學術民主、自由的條件下，落實《憲法》中‘發展現代醫藥和中國傳統醫藥’的規定和‘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中醫形上識》319頁，香港奔馬出版社）

這裏所引述的六點結論性的認識，是1982年“衡陽會議”以來，本人在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成果基礎上的概括或結論。時值國家為了中醫的復興與發展，採取積極、務實的措施為中醫立法之際，謹將這些概括或結論奉獻給學術界。希望借此抛磚引玉、集思廣益、達成共識，以豐富和完善制訂本法的科學依據。

以中醫內在的科學規律和特點為依據，是“科學發展觀”在中醫立法上的真正體現。“徵求意見稿”總論中關於中醫“立法的根本出發點”，應當基於“中醫內在的科學規律和特點”；“徵求意見稿”總論以下的各條具體規定，也應當以此為根據。

三、要徹底澄清模糊口號背後的“潛臺詞”。
長期制約中醫學術發展的最大問題，是滲透在中醫臨床、教學、科研、管理以及中藥生產、經營各個領域的“雙重學術標準”。所謂“雙重學術標準”，那就是：既承認中醫是獨特的醫學科學體系，又將西醫的觀念、方法，作為發展中醫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所以“雙重學術標準”是違背科學普遍原則的一個大怪胎，一個大悖論。

半個世界以來，正是在這個“雙重學術標準”的掩蓋下，將中醫界主張按照自身科學規律來發揚中醫特色和優勢觀點，與主張按照西醫的觀念、方法、標準而對中醫進行改造或“西化”的觀點，長期捆綁在一起。然而這兩種完全相反的“學術標準”，真正在社會上通行無阻的，只是改造或“西化”中醫的那一種標準。直到為中醫立法的今天，“雙重學術標準”這個大怪胎、大悖論，並沒有在“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及時加以剷除。

長期以來，中醫界為了化解 “雙重學術標準”所帶來的矛盾、衝突，形成了許多離奇的、旨在調和矛盾而含義模糊不清的提法或口號。這些提法或口號，在“徵求意見稿”中隨處可見。比如，“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積極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推進傳統醫藥現代化”，“現代教育方法與傳統教育方法相結合” ，“實行院校教育與師承教育相結合” ，“鼓勵運用傳統方法與現代方法”等等。而每一個內涵模糊的提法或口號的背後，都隱含著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臺詞。

“徵求意見稿”第六條中“繼承與創新相結合”，是由以往的“要處理好繼承與發展的辨證關係”演變而來的。本來，“發展是內在於傳統的歷史性演進”，“繼承與發展本來就是內在的統一”。而中醫界把處理好“繼承與發展的辨證關係”視為一個大難題的真正原因，是長期以來“繼承靠中醫，發展（創新）靠西醫”這一悖論性的論調所造成的。所以，這裏“創新”二字的潛臺詞，無疑是“靠西醫”。

“徵求意見稿”第六條“積極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推進傳統醫藥現代化”中的“現代科學技術”，通常指的是現代分析、還原性科學、技術。也包括現代醫學（即西醫）的觀念、方法或技術標準在內。而中醫所需要的，卻是與自身屬於同一類科學裏的現代綜合性、系統性科學的觀念、方法或技術標準。在以往的各種官方檔裏，從來沒有明確地講過對中醫而言的“現代科學技術”，就是“現代綜合、系統性科學的觀念、方法或技術標準”這樣的話。因此在“徵求意見稿”裏，“傳統醫藥現代化”背後真正的潛臺詞，還是“中醫西醫化”。人們習慣上把它稱之為“西化”。

“徵求意見稿”第二十四條“現代教育方法與傳統教育方法相結合”中的“現代教育”，其實指的是現行的“亦西亦中”、“中西課程雙管齊下”的教育形式。而其中“傳統教育”，是直指歷史上以中醫課程為本的“師承教育”（即“以師帶徒”）形式。按理說，教育的首要問題是內容，其次才是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服從內容。中醫教育的核心是合理的知識結構前提下的課程設置問題，即應當按先後順序教給學生哪些知識內容的問題，而不是“現代”或“傳統”的教學形式問題。在當代人們的觀念裏，“傳統”隱含有“落後”、“過時”之意。所以二十四條將中醫教育上“形式”和“內容”的關係顛倒之後，“現代教育方法與傳統教育方法”背後的潛臺詞，還是基於對現行的“亦西亦中”的中醫教育的保護，或者對改革中醫教育內容問題的徘徊。

“徵求意見稿”第二十四條“實行院校教育與師承教育相結合”之說，沒有任何意義。“師承教育”的形式，與當今研究生教育的形式基本相同。在當今的“院校教育”中，其實早已經“結合”了。問題的關鍵還是前面所說的，如何借鑒以往中醫“師承教育”時科學、合理的課程設置與教學方法，來改進當今的“院校教育”。這一點，恰恰在“徵求意見稿”中沒有體現出來。

“徵求意見稿”第三十條“鼓勵運用傳統方法與現代方法”之說的潛臺詞是，中醫自身的方法是“傳統方法”，而現代分析、還原性科學（包括現代醫學）的方法是“現代方法”。這裏的本質問題是，用“現代”和“傳統”兩個含義模糊的口號，把“現代”科學與“傳統”科學裏既都有分析、還原科學，也都有綜合、系統科學的事實，人為地抹煞了、扭曲了。幾十年來，中醫、中藥的科研工作始終是在這些概念不清的口號之下，持續不斷地進行著“西化”中醫的所謂“研究”。

因此，當上述概念不清的口號進入國家中醫法之後，原本為了保護、保障中醫學術和事業健康發展的中醫法，便隨之成為 “雙重學術標準”的“護身符”，成為中醫發展的“緊箍咒”。

四、“中西醫結合”的提法不科學。
自從20世紀50年代出現“中西醫結合”這一概念以來，至今沒有規範的定義或解釋。常見的說法至少9種以上，“徵求意見稿”中也有4種之多。作為一部國家的法律，這種現象不容許存在。

其一，“徵求意見稿”第二條在解釋“傳統醫藥”時說：其內涵“包括中醫藥、民族醫藥、和中西醫結合”。

如果把“傳統醫藥”這一概念從學科或學術的角度來解釋，那麼，“中西醫結合”不是相對獨立、成熟的醫學體系。它不能與中醫藥學與民族醫藥學相並列。

如果把“傳統醫藥”這一概念從事業角度來解釋，那麼，“中西醫結合”不屬於中醫事業範疇之內的事。在中醫與西醫兩種主流醫學並存的前提下，科學地組合中國特有的醫藥資源，實現兩種主流醫學的有機配合、優勢互補，是整個中醫與西醫事業之上共同的整體性的任務。所以這項任務如何管理、如何保障，應當在另一項國家法規中解決，不屬於本部中醫法規涵蓋的範疇之內。

其二，“徵求意見稿”第四條寫道：“實行中西醫並重的方針，促進中西醫結合”。

我國“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是針對中醫與西醫兩者的關係、地位而言的。在“中西醫並重”的前提下，中醫與西醫的關係應當是“和而不同”原則下的“中西醫配合”。而這裏的“中西醫結合”，強調的是“合二為一”的意思，與“並重”的宗旨相衝突。關於“中西醫配合”，本文在第二節已經有明確的界定。它與“結合”名義掩蓋下的“西化”中醫的“中西醫結合”，含義完全不同，不可混淆。

在兩種“不可通約”的醫學科學之間，人為地規定“把中醫中藥知識與西醫西藥知識結合起來”，“創造統一”的醫學體系，不符合不同學科相互關係及發展的原則。這一點，本文在第二節同樣有明確的結論。如果繼續沿用“西化”中醫的“中西醫結合”之說，界定我國中醫與西醫的關係、地位，更與國家“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不合。

其三，依據前兩點分析，“徵求意見稿”第九章關於“民族醫藥與中西醫結合”的標題，可謂不倫不類了。

因為不論從學術、事業的角度看，還是從中醫與西醫並重的角度看，“民族醫藥與中西醫結合”之間都不是相在並列的關係。因此，不能用同一個標題並列在同一個章節之中。

其四，“徵求意見稿”第五十九條關於“中西醫結合是發展傳統醫藥的重要途徑”的提法，是從“文化大革命”時“中西醫結合是我國醫學發展的唯一道路”之說蛻變出來的。

上面已經提到，將“中西醫結合”視為是發展中醫藥的“重要途徑”，與“徵求意見稿”總則中“遵循自身發展規律”，“保持和發揚傳統醫藥的特色和優勢”相互矛盾。這裏的“中西醫結合”，顯然是“西化”中醫的意思。把這一歷史的錯誤以國家法規的形式保護下來，當然是不能容許的。

五、中藥材的質量是中醫生存發展的重要環節之一，應當突出國家在中藥材道地化生產中的主導作用。

中藥材是生產飲片和中成藥的原料；中藥材的質量問題是中醫生死存亡的關鍵之一。國家中醫法應當把保障中藥材質量問題，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加以規定。

我國近代在中藥材質量問題上，有過兩次重大的失誤。一次是1958年大躍進時。當時，為了緩解中藥材供應的數量不足，盲目提出“打破非地道藥材不處方、不經營”的“迷信思想”；並要求“在短期內”全面“實行就地生產，就地供應的方針”。二是“文化大革命”中。那時一方面無視中醫的科學性，把中醫蔑視為“一根針”、“一把草”的原始的初級的醫療活動；另一方面盲目提出“自采、自種、自製、自用”和“多比少好”的口號。因而進一步加劇了中藥材質量和臨床療效的危機。

由於無視科學和重數量、輕質量的錯誤，給中醫藥造成的最大惡果是：幾千年來在“道地觀念”基礎上的中藥材質量標準，在我國幾乎名存實亡了；中藥飲片、中成藥的質量問題，在當今幾乎完全失控了。更可怕的是：由於中藥質量的下降、無序、失控，進一步導致了中醫的臨床療效嚴重下降、學術信念空前動搖，發展潛力明顯不足。這一點，在本次中醫立法時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比如，“徵求意見稿”第三十五條在強調野生中藥材“最大持續產量”的同時，沒有把中藥材的品質管制、道地化生產，作為重要的內容加以關注。而且，該條中鼓勵“引種”和“人工種養”，與“道地性”之說矛盾。在目前情況下，至少應當把“引種”和“人工種養”，限定在“道地化”的原則之內，由國家統籌，規劃生產、規範管理。這是改變當代中藥質量下降、無序、失控問題，一條可操作、可持續發展的出路。

又如，“徵求意見稿”第三十九條中“自採、自種、自用”之詞，顯然是把“文革”中的錯誤當做“好傳統”了。將出臺的國家中醫藥法中，至少應當明確寫進“在符合道地性原則下，謹慎採取自採、自種、自用”的規定。

再如，“徵求意見稿”第三十六條“有毒傳統藥飲片”一句中，“有毒”二字，使用欠當。切莫把中醫定位在病理人群、定性在治療作用的代表中藥功效的“毒”，與西方定位在健康人群、定性在危害健康的威脅生命的“毒品”相互混淆。這是中藥質量標準上的另一個原則性的認識問題，不可忽視。

六，應當以統一的學術標準，界定“醫師”。
“徵求意見稿”第十九條關於“執業醫師”、“鄉村醫師”、“民間醫師”的分類，是沿襲過去的習慣而來的。這些提法既不是學術標準，並含有地位、身份歧視，也與建設新農村的目標相左。而且是今後改革中需要逐步加以解決的不合理的提法。

“醫師”是學術職稱，在學術面前應當人人平等。醫師服務的對象是病人，在享有醫療服務面前應當人人平等。城鄉是居住環境的概念，在醫療資源分配、使用上也應當城鄉平等。隨著社會的進步，這些原則在中醫立法過程中，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當前，我國現在平均每千人擁有的中醫，大約為0.25名，人才資源明顯不足。如何規劃、組織、分配、使用、開發各種中醫藥資源（包括人才資源、學術資源）方面，在該法中應當加以充實。

七、關於本法的結構及表述問題。
“徵求意見稿”總則第一條明確指出：“為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繼承和發揚傳統醫藥學，促進傳統醫藥事業的發展，保障公民健康，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裏講的是本立法的目的和意義。由此聯繫到，國家沒有西醫和其他學科的立法，而突出地為中醫立法，則足以說明中醫立法的根本目的，在於對生存唯艱、瀕臨消亡的傳統文化、中醫藥學的保護。因此，這一部中醫法，實際上就是一部防止中醫藥消亡，促進中醫藥復興的保護法、保障法。所以這裏應當注意的是，要把立法與司法、執法的關係區別開。

基於這樣的理解，本法應當以忠實於中醫藥的科學本質為依據，以中醫的醫療、教育、科研、管理以及中藥的生產、經營為重點，做出相應的，明確、具體、可操作的立法規定。

比如，“徵求意見稿”第十、十一、十二章中關於“保障措施”、“監督管理”、“法律責任”的內容，均屬於執法、司法方面的內容，與“防止中醫藥消亡，促進中醫藥復興的保護法、保障法”的立法宗旨不一致。而且，既然第八十八條中有“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在職權範圍內，為實施本法制定行政法規、規章、具體措施和辦法”這類司法、執法方面的說明，刪去“徵求意見稿”中第十、十一、十二章的條款，更有利於突出本法的宗旨。

再如，“徵求意見稿”第二十三條中說：“國家建立健全傳統醫藥教育體系，鼓勵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發展傳統醫藥教育。”第二六條又說：“開展不同層次的師承教育。”這裏的“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不同層次”的提法不妥。常說：多中心則無中心。在“多層次”、“不同層次”這樣的表述中，“多”和“不同”，都必須是具體的、確切的，而非形容詞或虛詞。不具體的、確切的說明傳統醫藥教育體系傳統醫藥教育體系”到底有哪幾個層次、哪幾條渠道、哪幾種形式，這些提法便是無界定、無標準的。這樣的表述用在立法條款中，法律的指令性、準確性和可操作性便自然而然地喪失了。

八、關於“名詞、術語的解釋”問題。
“徵求意見稿”附則第八十七條，是收錄“有關名詞、術語的解釋”的。
應當肯定，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家對中醫藥的發展是十分重視和支持的。然而，學術界對於什麼是“中醫”、“中藥”、“中西醫結合”、“中醫現代化”等等核心名詞、術語，至今沒有拿出確切的定義或解釋來。甚至對“科學”這一形影不離的概念，理解或解釋仍然十分偏頗。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在國家的“十分重視和支持”之下，中醫藥的特色與優勢，的確在“西化”中曰趨萎縮了。當今，在國家為保護中醫特色、保障中醫發展而立法時，這一教訓更應當引起高度的重視。

誠如上述：與法規有關的名詞、術語的規範解釋，對於立法條款的準確表述和理解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因為“從中醫基礎理論入手，明辨其同於西醫的特色與優勢，是中醫立法的根本的科學依據。”而上述7條意見和建議中，涉及核心的許多名詞、術語，同樣沒有從定義的高度加以規範。倘若這一類核心的名詞、術語做不到規範，中醫立法的科學性、正確性、權威性就存在質疑。

為此，本著立法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原則，建議“有關名詞、術語解釋”裏的具體內容，在學術界廣泛徵求意見。必要時，採取學術研討、論證的形式，廣開言路、廣開才路，擇善而從、達成共識。只有使《中醫藥法》深深地植根於中醫的科學特色與優勢之中，才是成功地制訂本法的根本保證。

綜合以上八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中醫學術與事業上的主要問題，可以概括為兩條：其一，忽視中醫的科學特色，缺少完善的法制建設；其二，主觀意志和“口號行政”，取代了中醫的科學管理。在這期間，主觀意志派生了模棱兩可的口號；模棱兩可的口號掩蓋了“雙重學術標準”；“雙重學術標準”助長了中醫“西化”中的全方位蛻化；中醫的“西化”和蛻化阻礙了國家《憲法》和衛生工作總方針的全面貫徹和落實。儘管《憲法》關於“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規定以及“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頒佈許多年了，但因為種種模棱兩可口號的頑固抗拒，卻長期被束之高擱。

前不久，中國中醫研究院更名為中國中醫科學院。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更名為科學院並不等於中醫科學地位的真正確立。我們有理由預見，如果“口號行政”和“雙重學術標準”的問題不解決，中醫科學院仍將邁不開發揚中醫特色與優勢的大步伐。

現在制訂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應當是保護中醫學術復興，保障中醫事業發展的根本大法；應當是貫徹、落實國家《憲法》和衛生工作總方針的具體之法。為了成功地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我們務必澄清 “雙重學術標準”違背中醫科學特色的錯誤；我們務必改變以“主觀意志”和“口號行政”取代科學管理的習慣思維。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上意見和建議，是對《中華人民共國傳統醫藥法》2006年1月16曰“徵求意見稿”的一些匹夫之見。誠呈於上，謹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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