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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俞樾“废医存药”论及其历史影响 [打印本页]

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09-11-12 19:50
标题: 转帖：俞樾“废医存药”论及其历史影响
俞樾“废医存药”论及其历史影响

关键词：俞樾 “废医存药”《废医论》《医药说》

俞樾是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本文系统介绍他的《废医论》和《医药说》，并分析其思想根源及历史影响。

俞樾(1821～1906年)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48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1］基于对中医的理解，为他的“废医存药”思想的产生埋下理论的根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

《废医论》

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50卷。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2］全文共分七个篇章，七千余字。以下逐一略述其义。

本义篇：俞樾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原医篇：纵论《神农本经》不见先汉史籍，断言医道未必出自神农仙圣，否定《内经》的权威地位。俞樾列举并考察先汉以来的的农家、阴阳家、五行家、杂占家、经方家、神仙家92篇有关神农氏的典籍，发现其中“无本草之名”，因此断言“本草之书不出于神农”，而出于六国时扁鹊之徒子仪。俞樾“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他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否定了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的医学性质。

医巫篇：俞樾认为：“世之人争言医矣，然而未知医也，夫古之医古之巫也。”他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大荒·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称医为巫，古之遗语也，夫医字亦作，古之遗文也。”“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

脉虚篇：他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俞樾援引《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中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的分析，批评扁鹊言脉“功在一时，罪在万世”。他的结论是：“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药虚篇：俞樾以《本经》为据，鞭苔中药的灵验。子仪认为，药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俞樾据此分析，上药且不足于练形、中药且不足以养性，“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又称《神农本草》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指出：“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证古篇：文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指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去疾篇：俞樾武断地认为，人的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而消恶心。善心为主，四体从之，其气和调而畅达，足以御风雨寒暑之变，故其为人也不病，虽有病也不死。”“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恶心为主，四肢达之，其气缪戾而底滞，非但不足御风雨寒暑之变，甚者挟吾心而妄行为狂易之疾，故其为人也恒病。”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

《医药说》

在《废医论》中，俞樾曾对中药大加攻击。到了晚年，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情景，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3］此时，体弱多病的俞樾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苟延残喘。为补“废医论”之失，俞樾又作《医药说》［4］一文。《医药说》篇幅短小，不足二千字，但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在论述中医和中药的关系时，俞樾认为：“药之始，固出于医，然此等医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医也。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又称古人对药物的信任多取决于医家的信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因为“医者，卖药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后，人皆知其药之善，然后感服之”。他认为当世庸医充斥，良医有限。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因此“不如多购各处名药以施人”。这里，其不信医而信药的态度十分明朗。

俞樾曾提出“药不可恃”的观点。对此，他在《医药说》中的解释是：他后来所信的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为了证明丸散之类成药的可信，俞樾列举了许多古代文献，肯定古代流传下来的丸、散、丹、膏类药物的成效。他对成药的发端和运用，有着这样的推理：“原药之所以自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俞樾自己对成药的配制也有一定的兴趣，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他对“京师之同仁堂、苏州之沐泰山堂、杭州之药种德堂”以及其亲家开办的致和堂等著名药铺也十分推许。

历史影响

《废医论》和《医药说》基本涵盖了俞樾的医学观点，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废医论》着重从古文献中撷取例证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而对古今医药的实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难免会形成违背科学的错误观点，得出荒谬的结论”。［1］可以说《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的不通之论。他的基本主张是“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后人批评此文医理不懂，逻辑不通。且“涉于考据者，凡古籍记载不一即指为妄而议废。全文七篇几无一篇立论确实者，故其谬一望而知，不烦一一纠正。”［5］尽管在后来的《医药说》，俞樾意识到“废医”理论的错误性，提出“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的矛盾观点，但俞樾终究是第一个提出废除中医的学人。作者发难之时甚至没有想到，他的上述观点成为近代废除中医和废医存药思想的渊源，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几十年以后，“废中取西”思想汹涌成潮，中西医论战烽烟迭起，俞樾的思想和文字也成为欧化派考证上的依据。时至今日，鄙薄和轻视中医中药的思想仍然若隐若现。

俞樾的“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论点对于他的后学有不少影响，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他精通医学，留下不少医学论著。他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废弃。章太炎没有强烈的废医倾向，但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影响了一批留日学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的领军人物余云岫。后者持有大量废医言论，1917年，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写道：“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6］在余云岫的叙述中，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但他认可了中医的实际疗效，他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作分析研究。看得出，他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基本禀承了俞樾《医药说》的观点。基于这一分析，他得出中医理论必须废除，中医药物可以研究的结论。1926年，余云岫在《三三医报》上又发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再次援引俞樾的废医之论：“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余云岫“把此文中稍可取法者借用无遗，如他论中医不可因历史久远而保存，即将医巫并称，完全是曲园旧套。余氏论中医脉诊之不可信则袭取曲园及郑观应两家之说而成”。［5］从章太医辟五行为“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之论以及“金元以下……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风，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为本”，［5］到余云岫否定唐宋以后中医学的诸多论点，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其中的师承关系。

俞樾“废医存药”思想的影响远不止于医学界。民国时期，思想界甚至政界同样卷入了废止中医的思潮。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当然，思想界对于中医的态度不仅受到了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的思想革命运动有关。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在思想与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严复、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更是深恶痛绝，他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政府方面也没有袖手旁观，从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20多年里，不论北洋政府，抑或民国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歧视、限制、取缔中医，在中医药领域采用了“扶洋抑汉”、独尊西医的政策。民国元年(1912年)学制改新，北洋政府摒中医于学制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尤其是汪精卫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翌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其后为设立中央国医馆，颁布《中医条例》，都引起中西医双方激烈的斗争，直到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

参考文献

［1］盛蓝.俞樾与医药［J］.医古文知识，1995，(1).

［2］俞樾.废医论.见：春在堂全书·卷四十五·俞楼杂纂［M］.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1～13.

［3］俞樾.春在堂全书·卷九·春在堂诗编［M］.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435.

［4］俞樾.医药说.见：春在堂全集·宾萌集［M］.清同治十年(1871)德清俞氏刊本.13～16.

［5］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59～60.189～190.

［6］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J］.学艺，1917，2(5).

本文作者：郝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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