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科学性研究 - 汉传中医师承网

中医学诞生于缺乏文字与考古资料佐证的远古，经历了数千年的流传与发展，至今仍生机勃勃，传承不绝。然而，在当今科学技术发达、现代医学占主流的形式下，中医能否适应现代社会形式，提高自身疗效，由经验医学转化为循证医学，探索可信、可重复验证的医学模式，是当今的重要课题。对中医的科学性研究，首先应探讨中医学与科学的关系。

关于中医与科学的关系，陆渊雷认为：科学所代表的是“真理论”，而中医所代表的是“真实践”[。中医理论有不合理的所在，但中医实践所代表的真理性也不可忽视，也即中医的实用性，他相信科学最终可以解释或发现中医蕴育自身的真理；科学是工具，可以被中医采纳从而用来与世界医学交流；科学是中性的，没有“西”“中”之分别。

李致重认为：中医是以综合性方法，研究人的抽象于形之上的医学体系;西医是以分析、分割的方法研究人的物质的、具象的、形而下的医学体系，这两个医学体系之间是不可等同、相通的关系;各自的研究方法也不可相互置换。以中西医相结合的名义进行中医学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西医化,并不科学。近50年来的中医西化的发展策略,将将中医引向了无法到达的西医化的“西化”怪圈[3]。

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他的论文中写到：中国的永恒哲学是有机的自然主义，从根本上说，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巨大的思想分歧，无论儒家或道家都没有运用过任何形式的超自然主义。而欧洲总是在唯心主义的神学和唯物主义的机械论之间斗争不止，从未达到和谐和统一。而近年来量子力学的新发现似乎在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上有了新的成功。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他曾说：世界上还有中国这样一种脱离了超现实主义的道德规范，还有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文化，不是建筑在悲观的原罪论之上的。在当今时代，全世界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急需向中国的古代哲学家——老子、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人学习[4]。

国学大师钱穆与李约瑟有着类似的观点：在西方，科学与宗教相冲突。但中国人说天，则同时兼有主宰与自然之两义。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宗教与科学不致发生有冲突。……宋儒言“天即理”，此一理体，宋儒又称为太极，万物共一理，因说万物共是一太极；物各有理，因说万物各是一太极。此一太极，因其无体可寻，故又曰“无极”，无极而太极者，谓其似有而实无，似无而实有。因此，在中国人观念中，实可弥补现代宗教与科学间之冲突，而使之和会为一体。中国古人常言“天地万物”，又在万物中分别指出五行，“行”是流动变化之义，非是可固定而可加以分割者。金木水火土，是谓五行，此乃指出万物中有五种不同方式之流行变化。金是向内收缩的；木是向外放散的；水向下；火向上；土是平铺无所向的。万物的一切流动变化，无非此五方式。……中国人一向所重，在于道德与教育。……中国文化的意义不在超世出俗，而在匡世正俗，因此应更能尽量运用科学发明之长处，使一切科学，只见其利不见其害。因为科学之利害，主要在于人之如何利用，而并不在科学技术之本身。……中国文化之最高理想与精神，不仅能容科学，以尽求其利用；而且能容各大宗教，而使之渐化以致于合一[5]。

聂精葆提出：在20世纪的中国，科学标准已经取代了儒学的纲常而成为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标准,同样的，古老的中医学也已被西医学全面压倒，身处于科学主义的暗影里。当代的中医界人士以现代科学理论与先进技术、西方的科学与哲学原理来解构与阐释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绝对的统治地位致使“中医是否科学”这一命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研究论述。中医学者们不应该被科学主义所限制，而应该在现代科学精神和先进技术的指引下，去重新发掘古中医被今人所遗忘了的精彩人文传统。中医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都与近现代西方兴起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技术存在着许多不可共通的差别。在疾病的发生学、医学哲学观、自然观、语言体系、思维方法以及临床诊断与治疗程序、方法、技术等方面，中西医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别[6]。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著作《展望21世纪》中说道：科学从各种现象中的抽样，比经过科学处置之前的现象，更进一步容易脱离实体本身，我们大致可以理解科学是解释各种现象的主张，但同时也可以理解谴责科学扭曲各种现象的说法。科学对于没有共通性而不能加以量化的同种类个体，确实是有意识的加以忽视其特性。为了实现量化，而忽视个性，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个性与一致性一样，都是一切现象的本质要素，也是不可欠缺的特性，在生物当中，这种个性的因素更为重要，尤其对于有意识的生物来说，其重要程度更为巨大。如此看来，有所选择的科学思维法，用在处置物理学或无机化学等非生物界现象时非常成功，但用于生物体如有机化学或生物学时，其成功率就低了，更无论用在精神的意识层。科学通常将目标对准技术，这种特性将质的印象转换为量的概念来表现。在科学领域，人变成了符号，以数学公式说明人的精神或与精神有关、身心相关的生命体时，人已化为单纯的符号。量化虽在智能和美学上损害其对象物，但确实便于技术的利用，所以成为支配自然和人类的力量源泉。科学通过量化，增强了技术的力量，从本质上说，科学技术非善非恶，要看在行使科学赋予的能力时，端视人类是否具备善用且绝不滥用这种能力的崇高道德标准。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认为：使用科学方法处置的对象物，与用科学抽样量化的对象物，并不完全一样，正由于其限度，科学非常容易舍弃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例如不能量化或普遍化的事物。尤其在以人为对象的研究中，精神的独特作用、情感、意识等的微妙性质，易被排除在外。在科学中，对象全部被物质化了，尤其是生命体，只重视物理性的侧面，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个性却被忽视、埋没在抽象化、普遍化的生命概念中。亦即，科学的思维法本来就具有将生命物质化的作用。事实上，科学的思维法产生了轻视生命的倾向，一切都是为达成部分目的的手段，而将其视为绝对并当成了目的，因此容易忽视人的真实风貌。而且，把人类符号化、数学公式化，将人视为手段，这在寻找真理的思考过程中可以被允许，但在社会组织的活动中，以人为对象的实际行动上，是绝对不被允许的[7]。

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指出：中医药在近现代中国，并未受到文化上的信任与认可，也并未受到为确定其在科学上的真实地位而进行的遵守合理科学研究方法学的科学探讨。国际社会并未从全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中医学应得的人道主义的重视。中医在近现代中国受到了教条化的解构和文化上的轻视与摧残，在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下与崇拜西方物质文明与先进科技的狂潮中，中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混淆、模糊和消灭着古代正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他还告诫道：中国的中医药学研究者应当觉醒，不应不加审视与批判地全盘接受和使用西方的思维与方法。他还指出：传统的中医学是超越西方医学范围的、系统化的、内容极其丰富而在世界范围内最有条理、最富有成效的医学科学，但遗憾的是，至今只有极少的治疗潜力被认识、使用与挖掘。

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准则。这一准则体现于中国历代天文、地理、历法、音律、农业、医学、文学、政治等等各个领域。正如司马迁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8]，这也是中医学的核心精神。中国学术，尚通不尚专，以其天人合一、包含万有的精神，成就一门符合自然科学法则的实用学问。因此，中医人的第一任务，在于从中华文明之演化进程之中，求得自身之独特精神之所在，此中华民族之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不断向前的生命源泉。中西医结合的根基、中医科学化的根基，都在于中医自身，需按照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方可孕育出美善的花果，非可强行嫁接而得。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土壤的中医学，并不排斥和拒绝科学化研究，应当以科学、求真、务实、实证的精神，在中医学正确理论指导下做符合中医特点的实验与临床研究。清朝末年，西方科学技术以坚船利炮的形式攻入闭关锁国的中国后，中国人日渐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且因为中医学术理论本身的混乱、疗效逐渐降低，而西医的传入，对于急症重症的良好疗效更加加剧了中医的冷落。在此背景下，当时的中医界人士着眼于中西医的汇通，试图以西医学理论改良中医学，从而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更加混乱，彻底迷失了自身的走向。因此，中医学的振兴，应当吸取历史教训，从澄清自身本源、回归本来面目着手。理法清晰，方能方药对证；提高疗效，才有中医学的真正振兴。目前中医学内部面临的问题，主要来自中医学术本身的不规范性、不严谨性、随意性，以及概念理论混淆，如中西医不同医学体系之间概念的混淆、中医学内部医经与经方体系的混淆、十字架式五行学说与五角星式五行学说、五藏与五脏、六经与六纲、经络标本与脏腑气化、运气等概念的混乱。

一个系统完善而自洽的理论体系，是一门科学的核心所在。中医学既然具备科学系统性、客观性、定量性、普遍性、可推导性等诸多特点，就应该具备可推导的数学模型，并可建立概念确切、逻辑严谨、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即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以自然界一阴一阳的基本法则为理论立足点，以“三才理论模型”为根本，再进一步两分之，形成二阴二阳加太极的四象真五行模式、三阴三阳六纲的数学理论模式，对疾病的无限症状，进行有机和有限的阴阳分类，并进一步按照阴阳的病理法则，进行病机分类，准确辨证之后，在方证相应、药症相对的原则下，施以精确的对应性的治疗[9]。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医学虽然诞生于远古，但数千年来传承使用不绝，至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当今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如何使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在中医学正确理论指导下做符合中医特点的科学研究，解决科学研究的方法学问题，不断提高科学研究质量，使中医学得到客观、科学的评价，推动中医学由经验医学发展为循证医学，是我们探索的课题。

刘建平[10]认为，我国目前中医科研注重于从经验直接跨越至RCT的方法来评价疗效。此倾向导致了对于干预的性质、构成、疗程、起效方案、适用对象以及中医证候学等方面缺乏研究，从而导致在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的诸多缺陷，从而直接影响了疗效评价(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随机对照试验、经典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对于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评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忽略中医的人文背景、患者的疗法选择，从而违背了伦理原则；RCT价格昂贵、漫长的试验周期使难度增大;中药双盲安慰剂的制作难度较大等。刘建平认为，中医学和西方科学分属两种不同的体系与实践模式，理论与方法均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中医学的疗效评价,需要将其所处的人文社会背景纳入到评价体系当中。经典的定量研究与要素关联分析研究很难解释清中医学这一复杂巨系统的多方面因素,必须以定性研究方法、数据挖掘等社会学、统计学的多种新的研究方法作为辅助，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全面评价中医学的临床疗效[11]。

杨志新[12]认为，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命力的根源，中医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同样源于临床实践，今后的发展同样当临床疗效的提高与证明。目前中医药科学研究的重点，应为在严格的循证医学方法学前提下，证明中医临床的确实疗效。因此，我们应当注重加强循证医学在中医药研究领域的应用。中医药学应当借鉴循证医学以临床疗效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提高中医药学科学研究人员的临床水平与科学素养，注重学习与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方法与手段。在中医学临床实践中，严格依据EBM的原则，进行设计严谨、方法科学、多学科合作的循证医学研究，同时对中医古代与现代文献进行Cochrane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不仅可以为中医临床医生与国家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真实可信的证据资料，同时也可使中医学得到国际认可。总之，循证医学带给我们先进的科研理念和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循证医学在中医药学领域的引入，将给新时代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巨大推动作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中华文明诞生于太古时期，孔子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对当时社会概括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文明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准则。这一准则体现于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历法、音律、农业、文学、政治等等各个领域，也是中医学的核心精神。此中华民族之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不断向前的生命源泉。中华文明，尚通不尚专，以其包容万有、圆满和合的高度智慧，成就了中医学这一符合自然科学法则的实用学问。通过帮助每一个个体生命达到自身的阴阳气血、脉络脏腑调和，从而实现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皆和谐共荣的大同世界。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土壤的中医学，并不排斥西方医学、亦并不拒绝科学化研究。相反，中医学以其包含万有的圆融智慧，可以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有和所用。中医学本自具备现代科学的系统性、客观性、定量性、普遍性、可推导性等诸多特点，具备可推导的数学模型，并可建立概念确切、逻辑严谨、系统化的理论框架。

众所周知，中医学为辨证论治的医学。辨证论治的科学性体现在诊疗全过程方证相应、药症相对的确定性、客观性、普适性上，中医学本身具备系统完善而自洽的理论体系，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尚未失传的古代，优秀的中医可以做到对预后的准确判断并对疾病走向加以控制。根据前文对科学定义的讨论，辨证论治的古代中医学是一门真正而完整的科学。中医学的“证”与西医学的“病”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将二者混合的结果只能是混淆不同医学体系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从而无法准确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

作者认为，在临床研究中，中医学理法的确立、证候的辨别、方药的选择必须运用纯而不杂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不可中西混杂；在疗效评价中，应该积极运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学进行研究。循证医学本身并不排斥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相反，正在逐步研究新的方法学以更适于传统医学研究。循证医学承认一切经严谨合理设计的评价方法证实有效性的治疗性干预措施。循证医学并非一种新的医学理论，而是属于全人类、属于各个时代的科学研究理念与方法，是医学研究的共性技术。理应为中医学所使用。

首倡用双盲实验确保科学观察客观性的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认为：任何专家意见、经典论述或权威指南，都不能等同于科学的真理，应当用一种科学而客观的标准替代个人的权威。比起凭经验去收集事实，更重要的是正确的研究每个独立事实特殊性背后的必然规律。综上，要实现中医学的规范化与统一化，就必须在中医学正确辨证理论指导下进行临床实践，并且在循证医学理念指导下进行中医临床疗效评价，从而为中医临床及国家医疗卫生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证据，逐步回归到规范化与统一化的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