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古代汉语的学习》 - 汉传中医师承网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千古传承、不断丰富发展而没有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典籍的流传，其数量之多、保存的完整性举世罕见。然而，我们必须扫除语言的障碍，才能充分的去接触我们的文化，然后才谈得上学习继承、守成创新。

古代汉语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世历朝历代学者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文；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

由于先秦典籍以及后世学术典籍皆用文言文写就，所以我们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是文言文，即上古的文学语言及历代使用上古书面语写就的典范作品。先秦的经典作品是文言文的源头，学习先秦经典的文言，可以起到溯源及流，举一反三的效果。

文言文是祖先的伟大发明。口语语言、发音俚语会随着时代而变，而文言永远不变，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沒有的，实在让人由衷佩服古人的智慧。比如甲骨文的字形书法与后世一脉相承，发掘出土的三千余甲骨文中，约一千余尚可辨认。而青铜时代铭文的书写方式，也与当今报纸杂志的铅字一脉相承。中国文字中的永恒不变的意义，让人惊叹。而西方的希腊文、拉丁文、吐火罗文等，已经成为“历史遗产”，由少數的考古学家进行研究，失去了普遍流通能力。当今的人们，只要掌握了一定的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远至三代典籍，广至《四库全书》《龙藏》，都可以阅读，甚至可以写出较好的文言文来，流传后代。

上究中国文字之源，当推甲骨文。现在从地下发掘出的甲骨文，是三千多年来原封不动的，而流传至今的古典文献则有许多人为的演绎说法和辗转传讹之处。然而，流传至今的甲骨文多是卜辞，影响后世较大的夏商周三代的典籍皆用篆箍（匝当为留）文缮写。钱穆先生考证秦时文字，凡有四种：一曰大篆，据说源自周宣王时期；二曰古文，秦朝焚书之后，自孔家墙壁中发掘的经书以及左氏春秋皆以古文书写，字体与大篆不同；三曰小篆，由大篆简化而来；四曰隶书，是当时的狱卒为了书写方便而制造使用的简化字体，在秦朝并未通行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异政，字体亦无统一规格。秦朝统一中国后，以秦国通行的大篆（秦篆）为标准，使得“书同文”，罢与秦文不合者，并且烧灭经书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因此狱卒职务繁忙，出现了隶书。秦朝灭亡后战火纷争四起，至汉朝统一后，分隶行草已纷然杂出，篆箍（匝当为留）古文反而无人认得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东汉的许慎博综篆箍（匝当为留）古文之体，“发明六书之指，因形见义，分别部居，作《说文解字》，使读者可以因此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隶行草递变之迹，实为中国文字学上第一部有系统之创作”（殷韻初）。

因此，学习文言文，需要研读《说文解字》，正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传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戴震）。

字的障碍清除之后，就需要大量的阅读，遵循中国古人的学习方法：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著名中医、国学家李炳南先生要求学生，熟读、背诵《古文观止》50篇文章，文言文的根基就打下了。古汉语学家王力认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为理性认识，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感性认识是学习语言的必要条件，感性认识越丰富越深刻，语言的掌握也就越牢固越熟练。要获得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就必须大量阅读古代的典范作品，这种基本的实践功夫，大大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感性认识，如果能够坚持不懈，必然会有得于心”。

汉传中医，易学易入而难精，正如恩师刘志杰老师所说：“做学问，也实在的告诉大家，没有捷径，以勤为径，学不好的，不进步的，要反求诸己，从自身上找毛病。”

要想真正深入经典、为往圣继绝学，必须在文言文上下一番苦功夫。然而必须明确的是，识字是求识其义及其所用，读书是为了明理、致用。渡津需用筏，到岸不需船，得鱼可忘筌，见月当忽指，文言文好比舟筏、筌指，是超越时空、反知古圣之心、打开中华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昔灵峰大师有言曰：汉宋注盛，而圣贤心法晦，如方木入圆窍也；四教仪流传，而台宗昧，如执死方医变症也。维摩诘经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也；亦即楞伽经所谓世尊不说一字，离言说相，离分别相，离名字相也。学者徒执着于语言文字，死在句下，对于经世致用并无益处。望学者深思之、笃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