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之前3000年历史文明之反刍（3.2） - 汉传中医师承网

（2）第二基本经验：面对外部欺凌侵略，坚持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原则民族文明的生存底线，是对外来侵略的抵御能力。就其实质而言，这种抵御能力就是战争能力在当时所达到的实际水准，以及战略掌控所达到的自觉程度。战争能力低下，战略掌控盲目，或迟或早这种文明形态都会灭亡。这是我们在此前三千余年获得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这一经验概括为文明生存拓展的最高战略，就是两个互为关联的基本原则：一是强力反弹，一是有限扩张。

　　此前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华夏民族的这种御敌经验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从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开始，我们这个民族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战争水准。这种战争水准具体地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一，战争实践中大规模战役的组织能力；其二，对战争与军事领域的理论总结能力；其三，国家把握战争进程的战略掌控能力。

　　可以说，战役组织能力的高下，其核心指标是用兵规模。在商周两代，我们的战争实践中就已经开始出现数以十万计的用兵规模了。武王联合伐纣的兵力在十万之上，纣王紧急征发的兵力则有数十万之多。进入战国时代，则单方一次用兵规模超过五十万，双方在一次战役中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万规模的特大战役，就有六次之多。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此辽阔的战场，其所涉及的国家调度、战略架构、战役组织、作战方式、各部配合、兵器配置、后勤输送、战场救治等方面，绝非寻常的战役组织能力所能达到的。可以说，同时代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对于这样的战争规模，在当时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中国是世界古典时代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古典兵书的绝大部分，都产生于此前三千年。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对战争与军事的研究总结，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学问领域，这就是威名赫赫的“兵家”。在后世编纂的《武经七书》中，有五部是前三千年产生的兵学著作。这就是--《六韬》作者吕尚，即西周初期的姜太公《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春秋时代的齐国名士《吴子兵法》作者吴起，战国初期卫国名士《司马法》作者司马穰苴，春秋时代齐国司马（国防部长）《尉缭子》作者尉缭，战国时代秦国国尉（国防部长）

　　这一时代已经确认的被焚毁的兵法著作，还有战国时代魏国名将信陵君的《信陵君兵法》；失传而在当代重见天日的，有战国时代齐国著名军事家孙膑的《孙膑兵法》。所有这些兵学著作，都是那个时代对战争实践的深刻总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诞生于那个时代的兵学著作，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那就是都将战争军事看作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的整体问题，而不是看作单纯的军事问题。这一最基本的整体研究立场，使中国古典兵书的战争思想与军事思想表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战略高度，为国家对战争现象的整体把握，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精神资源。

　　具体地说，《孙子兵法》的开篇就是《始计》。什么是“始计”？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前的思索，那时称为“庙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战争还处于静态出发点时的总体战略运筹。这一运筹的最高原则，就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应该说，这个原则代表了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的对战争现象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战争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而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同样，《司马法》一开篇就提出了战争的最高目的是制止战争，此所谓“以战止战”。同时，《司马法》还提出了国家对于战争所应该保持的最高基本原则：“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产生于战国末期，并对秦始皇帝驾驭统一战争产生重大影响的《尉缭子》，更对国家掌控战争的战略意识，提出了四重境界与四大原则。四重境界是：“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这就是说，战争胜负的根本，是由国家总体治国状况决定的，而不是单纯由军事决定的。

　　其一，“富国先于强兵”的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治军以富国为先，国不富而军不威；富治者，民不发轫，兵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是故，兵胜于朝廷。”这是说，强军以富国为条件。富国，则是国家战略才能达到的目标。所以，军事的强大与战争的胜利，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政策方向，取决于朝廷最高战略，而不仅仅取决于军队。

　　其二，“励士厚民”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民为战威之本，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盛则斗，气夺则走；是故，励士厚民为强军之本。”也就是说，激励将士，厚待人民，是军队强大的根本。

　　其三，“法为治军之本”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修我号令，明我刑赏，而天下无敌矣！”这是统率治理军队的法治原则。

　　其四，“不赖外援，量力而战”的原则。《尉缭子》的这一原则，是专门针对以国家利益换取战争援助的依赖心理提出的严厉批评。他说：“今国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为十万，实则数万，且不作头阵先战，终不力战；如此，天下诸国助我，何能昭吾士气哉！是故，国必量力而战，不赖外援。”这既是立足自己力量而战胜强敌的胆略，也是战争实践中最为关键的战略思想：不是拒绝外援，而是不能将生存寄希望于外援。

　　显然，这些兵家原则都是涉及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但是，它们都不是寻常的军事家与军事著作考虑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冷兵器时代，只有中国的古典军事家具有如此广阔的视野，有从最基础意义上审视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思维方式。

　　由于生存地域的广阔，从黄帝、炎帝时代起，东方大陆族群就与众多文明差异族群处于共生状态。从大禹治水之后进入国家时代，我们的族群就以国家的形式进入了与周边族群的冲突与竞争之中。从夏王国开始，我们对周边族群入侵的反击，就是适可而止的。在夏代初期，夏启南征苗蛮，战胜之后便退兵而回，并没有坚持斩草除根。应该说，这是最早时期的强力反弹，有限扩张了。此后，殷商末期的东夷族群又多方侵袭中原腹地，殷纣王对东夷发起了大规模反击，胜利之后同样是订立盟约，撤退军队，也并没有无限度地占领杀戮。应该说，这是第二次强力反弹，有限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