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美国杜克及密歇根大学的Brian J. Zikmund-Fisher 等就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假设医生如果自己生病了，他为自己所做出的临床决策是否与他给其他患者的建议一致呢？他们对数百位医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中设置两个情景：患直肠癌或禽流感。每个情景中都有两种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其中A方案的治愈率高、死亡率低，但出现严重副作用的风险比较大；而B方案的死亡率相对较高、治愈率较低，但发生严重副作用的风险相对要小。也就是说A方案毒性大，成功率相对高些；B方案毒性小，生活质量相对好些。分别询问受试医生在为患者和自己做决定的情况下，会选择哪种方案。结果显示：在直肠癌情况下，242名受试医生中有37.8％的人为自己选择了死亡率高但副作用小的B方案，却只有24.5%的医生选择为患者推荐此方案。在假设患了禽流感的情况下，698名医生中，62.9%的为自己选择死亡率高但副作用小的B方案，而为患者推荐此方案的医生比例仅有48.5%。很显然，调查结果显示出医生为自己或患者选择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医生更愿意为自己选择相对安全的B方案，却对他人更愿意选择毒性更大的A方案。这明显违背了常规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原则。研究者认为这不能仅仅从道德层面进行思考，因为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是怀有救人之心的。他们分析认为：“与其揣测医生为自己和病人做出的不同选择是出于人己不同的私心，倒不如说医生对自己和患者的价值观理解的不同”。因为两种治疗方案中，方案A的死亡率低，但是副作用的风险高，选择它可能获得较长的生命时间，却牺牲了生命质量；而B方案尽管死亡率高，但是副作用少，它是以生命长度为代价来获取生命质量。医生很容易将患者的价值观理解为仅仅延长生命的长度——只要活下来就万事大吉，而生命质量则放在次要地位。但同样的事件降临到自己身上时，更多的医生看重的是生命质量，也许因为他们看过太多的饱受疾病折磨勉强维持的生命，因此会更有可能放弃生命的长度去追求生存的质量。医生对患者价值观的理解与自己价值观的迥异或许是上述调查结果的另一种解释。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还纠缠着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中西医主体文化）等的因素。更为复杂，对此，我们暂且就事论事。至少， 以上故事与研究，给我们两点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