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6月，死者已达数万人。向老百姓施舍棺木的慈善机构，只剩爱育堂一处，其他地方都因施舍棺木过多，钱财用尽，几乎难以维持下去。6月底，气候变化，下了几场大雨，人们以为疫情会慢慢消退。谁知西关一带比以前还严重，百姓心生恐惧，寝食难安。一直到年末，疫情才渐渐消遁。 左图：当年香港的“隔离屋”。 这场疫情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发病快、死亡速、死亡率高。刚染上病时，身上生一恶核，“大如青梅，小如绿豆，痛彻于心，顷刻间神志晕神，不省人事”。更有甚者，“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药石无所用之”。而病人即使得到及时医治，“病愈回家，必然再发，比初起时更重，不及救药而毙”。此病危害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迷信流行当时的广州，人心惶惶。“广州城厢内外疫症流行，居民见死亡之多，均觉不寒而栗，多方祷禳，终属无灵”。“粤俗素来信鬼，以为人事既穷，惟有请命于神，故迎神赛会之事几于无日无之。”
右图：当年香港的“隔离船”。 由于风俗习惯和医疗水平落后等诸多原因，谣言四起，在恐慌面前，怪力乱神开始抬头，多出闹剧开始上演。有人扛着神像出游，求神庇佑，“鸣金击鼓，举国若狂”；还有人“舞狮迎神，纷纷扰扰”，就连时任广州府太守的张润生也不例外，于城隍庙设坛祭祀3日，“不理刑名”。 然而舞狮迎神驱赶瘟疫毕竟不能起作用，老百姓也渐渐明白这一招并不灵光。“近见疫症仍未少休，神力与狮威终归无用，于是废然而止。”更有村民见神仙不灵了，“遂迁怒于神，不特香烟顿减，且更以粪汁淋之，一时见者无不为之绝到”。 禁越雷池 人们见迷信无效后，遂将迎神像的费用拿来修建医院。广济医院计划在西关湄洲庙前搭建房屋救治病人，但附近街坊担心病人云集于此地，病毒会扩散到乡邻中，于是出面阻挠。下九甫的一位梁姓高官的儿子，参加了抗议集会后，回家后就染上疾病暴亡。众邻都认为他是因阻挠善举遭报应而死，于是先前反对的人不敢再有异议。医院才得以设立，救治了不少人的性命。 附近西村乡民害怕瘟疫传到乡里，便在乡外的空地上搭了一座大棚，凡是从省城回来的乡人都必须隔离在大棚中，不许越雷池一步，家人也不能与之相见。 两地应对 与广东当时信神拜佛、恐慌忙乱、措施被动消极相比，香港在应对同样的疫情时相信科学、反应迅速、措施主动积极，从而损失较小。 1894年5月11日，香港洁净局批准施行《香港治疫章程》。病人病情无论轻重，都必须搬到医疗船或指定的地方进行集中治疗，以防止疫情扩散。同时要求人们一旦发现周围有病患者或疑似病患者，必须到最近的差馆或官署报告情况，香港当局也下令“凡有病人匿而不报者须重办，以儆其余”。 章程规定，对有疫情的地区必须委派专人喷洒“解秽药水”，同时对患者的衣物、床铺、生活垃圾及死者遗体等处理方式上作出了专门要求。病人住过的房屋，不论其生死，病人迁出后必须彻底清洗干净，并洒以药水，全面杀毒。 除了以上措施，香港当局还主动出击，寻求国际合作。“英官电致现驻日本之英国水师提督，欲延聘西医来港，借以诊治。”
（子琦／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