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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王教授：我负中医中医负我---当代中医之我见 [打印本页]

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11-3-2 21:20
标题: zt王教授：我负中医中医负我---当代中医之我见
作者：王教授

我负中医中医负我
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在“和讯网”上，既给“中医理论”，也给自己留下个“时间囊”。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当代中医之我见〔1〕我的困惑
[原创 2010-11-01 17:11:48]

兴许是小时候《十万个为什么？》看多了的缘故，以后凡事都得问个为什么？学习中医之后，更不例外。刚刚开始时曾奢想毕业之后有朝一日也写本《十万个为什么——中医分册》什么的，待到登堂入室之后才知道这中医的事儿还真不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且越问越糊涂，越问越感到困惑，只好作罢！
记得到中医学院上第一堂中医课时，先生在黑板上大写了一个“信”字，并说学中医首先就得相信中医，不相信是学不好的。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哦！私下里曾问过自己，这“科学”的殿堂里，科学怎么就不是促使人们去思考而是成了要人信仰、盲从了呢？
也就是这位先生后来成了有名的中医妇科专家、“国医大师”什么的。有同学向他请教不孕、不育症的治疗，先生说，那不容易，女的四物汤加减，男的四君子汤加减，不过，我治就行，你们治可就不行！当时真使我那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事实确如其所说，轮到先生的女大弟子我们那高年级的师姐时，却只能在家偷偷加些“激素”了。我那同学后来才明白，其实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很多且复杂。他跟我说，心因性的尚可，果真是功能性或器质性的什么障碍和异常，老先生也难哦！
还有位先生更逗，有同学问手腕关节压碎了截肢后，针灸尚存肢体手阳明经的“曲池”穴，断端原同一条经络上的“合谷”穴位置上是否还有感觉？问的确实是深了一点。都不存在了，还有没有感觉？！我揣测那同学想问的是“经络断了之后能否接起来”？“经络的感觉是否由大脑支配”？或是“经络——大脑——经络是否能形成通路？当通路被切断之后短期内大脑是否还有记忆痕迹存在”？等等经络与神经、大脑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其实断的岂止是一条经络，手三阴三阳可整整有六条啊，还有与之紧密联系的“脏腑”呢！后来才知道那同学所问的，实际上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人的一种“幻肢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控制断端的神经还在活动，所以产生幻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消失。
先生完全可以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笑置之；或者学一下爱因斯坦氏，就明说自己不懂，等我回去看书弄懂了之后再告诉你们；或者更髙明的做法是叫学生回去看看关于针灸学、经络学方面的教科书和著作，或者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最为时髦的朝鲜人金凤汉先生的论著，弄清楚明白之后麻烦学生再告诉自己。想不到先生却在课堂上答非所问地说，“我劝同学们还是学一下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读书不要钻牛角尖！那我问问你们，你两只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而不长在后面呢？”弄得全班同学愕然！
其实，先生这个问题早在中学上生物课时，生物学教师就告诉过我们，这是人类的选择性所决定的，因为人要向前走而不是向后走，如果向后走自然就长在后面了。真想不到上了大学，先生还会问这个问题。同宿舍的几位同学回来之后彻亱不寐，有同学打趣地说，他怎么不问问我们为什么会有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扇耳朵？为什么只有一张嘴巴呢？夫子言，君子有九思……，难道“疑思问”错了不是！那老外笛卡尔也说，只有经得起普遍怀疑的知识，才是真实而可靠的知识。心里嘀咕着这还能学下去？！后来，据说老先生很不髙兴，年级主任要班干部代表全班同学去向他赔礼道歉。“文革”中老先生为此还吃了不少苦头，级主任也连带遭罪，那已是后话。
我在这里绝无抵毁之意，只是想将那段求学经历如实地留下来。事实上，尽管这两位先生在我们读书时还算不上学校的“十大名老”，但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敬重的。前面那位先生懂得名人、名医的效应，更懂得意识、情绪和精神对人体的反作用。后一位先生在当时学生心目中则是“国身治同”、“良相良医”的榜样，如果不是走得早，如今兴许也会成了“国医大师”。后来在大新县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他曾跟我们说过：我们有医得好的病，也有医不好的病；人家〔指西医〕有医不好的病，也有医得好的病。可见他知道中医、西医的局限性和医生个人的局限性。这些对我后来的中医生涯不无启迪，也就是这些问题促使自己在日后的工作中一直不断地学习、思考和探索，中医到底能治什么病？能治好什么病？是怎么治好的？希冀能寻找岀个中原因，不敢有半点懈怠与盲从。
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可以说是我们那个时代大多数学子们求学的基本态度。大家一直是将自己所学的专业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何况当时是中、西医课程是齐头并进，同时开课，中、西医学之间不同的思维范式和行事方法难免不发生冲突和碰撞，擦出火花，自然会产生诸多问题来。同一病证，中、西医之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和解释，而最终的判断只能看实践、看效果了。
何为大学？大学何为？在大家看来，髙等教育所培养的应当是能够自主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材，而其最终目的是使人“常惑常问”，不断地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中医藏象学说中说到肝，认为“肝开窍于目”、“肝主筋”、“肝藏魂”、“在志为怒”、“在液为泪”、“其华在爪”等等这些藏象相关、经络联系的表述，虽然在理论上说明了它们的固定联系，但是，这些联系的内容实质，如肝为什么能开窍于目，怎样开窍于目，治肝为什么能治愈眼病；怒又是如何伤了肝，怎样伤肝，……等等问题，能多问几个为什么？以此类推，则五脏六腑的表述亦然，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再如，五行学说将自然和人体内外无限复杂的联系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实物的“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关系，从方法论而言，这种比类取象的方法所能得到的推论，只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难道说这就是对人体科学性的认识和解释？《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病有“肝木太过”与“肝木不及”的不同，肝木太过，乘脾土之虚，木克土而使脾病，则“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可以理解；若肝木不及，脾土不虚反实，则肝木不但不会传脾土，脾土反而会反侮肝木而使肝木为病。还要不要实脾？实脾则脾土更实而反悔肝木更甚，使肝木更之为病。岂不成了“治一脏损一脏”、“治一经损一经”？以此推演下去，则其他五行所属脏腑、经络都一样。
在这种五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稳态平衡中，只要一行稍为失衡则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可循环而为病！其实，失衡、异常是生命的常态而并非都是病态。那断肢残人，至少也断了手、足三阴三阳分别六条经络，是为异常，可曾影响了与其紧密相联的脏腑功能？不照样没事活得好好的吗！那雷锋叔叔就是一种异常，不过是异常的好，所以毛老人家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
又如，《黄帝内经·素问·腹中论》所说的“鸡矢醴”〔用鸡屎泡酒做药用〕，真能治鼓胀？一剂知，二剂已？还有所谓“裤裆灰散”、“人中黄”、“人中白”、“粪清”、“金汁”等等什么呢！〔男人或女人内裤裤裆部分剪下烧灰、人的屎尿都可用作做药治病〕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是按照“非人”长桑君的传授用“上池水”服其“禁方”“怀中药”三十天，就能看得见墙垣另一边的人，凭这神力看病，能尽见五脏症结，为什么扁鹊却“特以诊脉为名耳”？以诊脉为名作幌子骗人！扁鹊真能“望而知之”犹如神仙？史载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仓公又真能如同相命先生般知晓他人的死法？据《华佗传》所记，华佗真能开腹剖肠？当时真有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吗？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到底是“留神医药”的医生还是“余宿尚方术”、“精究方术”的方士？〔见张仲景：《伤寒论序》〕。经络又是怎样发现的？是“内景返观”吗？确有其事？〔见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那《抱朴子·至理篇》中所罗列的“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开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等事，连作者葛洪都认为“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都是假设，不能当真！
整天不厌其烦地在这些近乎神话般的故事中兜圈子，既无观察依据，更无实验证据，值吗？难道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应当信以为真！
何者已知？如何得知？知识何用？用之如何？所学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几乎完全关注于“是什么？”，而关于“怎么样？”的论述则往往是想当然而被理想化了，至于“为什么？”则表述得非常简单和十分模糊，甚至根本缺乏表述并与前两者相对脱节。概念模糊不清、命题模棱两可、推理缺少逻辑，使人迷茫而终不得其解，犹如云山雾罩。
其实，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科学学说都是离不开概念的准确、推理的精确和逻辑的严密。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包括质疑、批判、否定、创新、诚实、尊重事实、开放的心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甚至渴求。因此，科学应当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类活动。
凡此种种，只要思考，问题所在，层出不穷，举不胜举。“糟粕”故然要去掉，“精华”也未必都是可取的好东西！
稀里糊涂混到快毕业，心想总得学点真本事吧！记得那年从太平到大新，从大新到茏名、荃名，从茏名、荃名到天等，从天等到东平，从东平到容县，再从容县到杨梅、黎村，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分别在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门办学、见习、实习。每到一处都是先到门诊，后到病房。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容县人民医院，先是在门诊部的中医科，后又到了住院部。住院病房里则是以西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现代医学”，后文同〕为主，中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后文同〕为辅，只是配合配合。一天，或两、三天看一次，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凭着那人类最为简单、一般的感觉刺激，去寻觅以往的记忆，取象比类一番，开个方而已，犹若蜻蜓点水。在诊疗的过程中，对同一病人带教的中医老师各人的理、法、方、药完全不同。使人感到中医无论是诊断或是治疗上都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标准，缺乏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有点随心所欲，如同“孩童辨日，如盘如汤”。相反，西医老师所教给的现代医学知识在这里一一得到验证。
不管你学习怎样努力用功，治好了就是辨证辨对了，学好了中医，治不好就是辨证没辨对，没学好中医。有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脆不辨了，胡乱开个“心水”方子也能治好。到底是自已治好的，还是病人自愈的，或是用西药的缘故，没能弄个清楚明白，落得个“行时医师”的美名，自己也感到十分困惑。年青时确是心有不服，想找出个究竟。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不为怪了。兴许应了那句“医者，意也！”自己至今尚没搞清楚弄明白的老话吧。
现在看来，与其说中医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个人艺术更为确切。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对病人机体的反应以至对“病证”的认识及其防治实践，医生的主观体验可以占相当大的成份，望闻问切，四象而已。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是大不一致的；就是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即使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处方用药上仍有较大的差别。似乎治疗效果和作用更多的是来源于施治者本身的魅力，而不是辨证施治、处方用药的结果。而病人对疗效的认识更是跟着感觉走。医者也是在病人今天好一点，明天差一点，后天稍好一点，大后天又差一点的回答中耐心地等待着，最后却是以病人不再来复诊为治愈标准。
倘若不能治好治愈者，医者多以时辰相背、没有缘分、药选不精、吃不禁忌乃至命中所定等等为托辞。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三十多年的中医职业生涯，使自己后来方才逐渐明白，医者的形象仪表、举止言行，药物的君、臣、佐、使结构及味数、价钱仰贵、稀少难找，乃至处方书写的字迹端庄、布局严谨与否等等对病人来说都是一副“良药”。
困惑，从学习中医的学生时代开始，到从事中医工作当上中医师、中医教师一直悬绕在心头。至今退休了，仍惑而不解、惑而求解，不断地求索。当中医师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了。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这还得感谢那些年县医院西医同事们的教导和帮助，以及病房、门诊、值班室的轮番磨练，由于有了西医的临床实践，因而对中医的偏狭就更生敏感。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時所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还会起鸡皮疙瘩呢！
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些迷茫和焦虑了。心有迷茫可问谁？我将这些诉诸中学时代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都说适当的困惑和焦虑兴许就是动力，会促使自己去作更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有位较为达观的老师说，其实，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对人的一生来说，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一种积累和沉淀，倘能留下来也是一种财富，一种奉献。他还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髙致”！我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们的师傅的阳波先生，就曾私下与其同学及弟子们说过，王老师思维严谨、逻辑性强，是学不好中医的。我自己也深感不是学中医的料子，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更无“面壁而坐”的定力与修行，只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德性。想当年学有困难时，连梦里都希望有“非人”相助，传授“禁方”，赐饮“怀中药”、“上池水”，以求得道“知物”，是为“圣贤”、“良医”。有道是：“我读越人列传，心随桑子饮上池”！
后来由于相信“道在山林，学在民间”之说，曾寄希望于熟读《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民间中医”，因而演绎了一段“隐谦斋问道沙井”的故事来，成全了“沙井学派”后来的崛起。也曾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后所导致的“医学科学革命”以至于产生“科学革命”。希冀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将中医理论“翻译”出来。
其实，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不就是一个“气”，只要把握“气”的本质、功能、作用及其运动形式和规律，捕捉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就算把握了中医。憧憬着如同“髙压氧仓”般的“平衡仓”出现，所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偏颇、升降出入异常的病人，只要进去出来就“平衡”了。损太过补不及，精足、气充、神全，一切疾病都会转好。可这“气”却是地地道道哲学意义上的“气”，怎么也看不见摸不着啊！
再后来，基于现实只好寄希望于“中西医结合”了。一位曾在县医院共过事的西医外科医生问说，兄弟，别瞎扯了，马褂套在西装上！“占星术”与“现代天文学”，“点金术”与“现代化学”能结合吗？其实，所谓“结合”，在我自己看来，就是用现代医学的诊断，加上中医的辨证施治，或者西医的治疗。在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的基础上，一个一个病地进行研究和探讨，什么病只能用西医治疗，什么病用中医治疗较好，什么病什么阶段用西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用中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相互配合治疗更好。这样做，由于诊断的明确，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治疗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是承认差异，寻求互补，而绝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然而中医“辨证论治”的效果却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想不到后来竞成了不管什么病都是“中药”加“西药”了，既增加了病家负担，又浪费了医疗卫生资源，也看不出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中药”还是“西药”的疗效，成了“半吊子西医”，甚至最后完全西化了，使人更加茫然。
自己的心情正如余云岫老先生〔1879～1954〕当年所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见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往后也就逐渐明白了先生之所以提出“废医存药”的道理。
记得美国杰出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1913～1993〕在其1983年出版的《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下称刘易斯·托马斯的书〕一书中曾经对十九世纪前页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的状况写到：“……探讨医学的历史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医学的起源……是和纯粹的猜测和最为粗陋的经验主义相依相傍的。在人类的活动中，真难料想还有比它更不科学的行当。实际上，凡是想得出可能用来治病的东西，不在此时就在彼时已经用过了；而且一经试用，便持续使用几十年、几百年才把它放弃。回顾起来，在人类的实验之中，它真是属于最为儿戏、最不负责的实验，完全依靠先试试然后看看错不错的办法，而结果常常是总是出错。放血，导泻，拔火罐，服用各种植物的浸剂、金属的溶液、想得出的各种膳食,包括完全禁食，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根据对病因的一些荒诞绝伦的想象，完全是空想虚构。这就是略多于一百年前医学的遗产。医学……能延续如此之长的时间，侥幸获取去如此之多，但却遭到如此之少的谴责，这真是不可思议。……蒙田……前几百年就严厉地论说了医生给人造成的疾病。可是大多数的人却坚信医药的神奇魔力，耐心地忍受着它。……”。
作者虽说是在述说自己行业过去的历史和状况，美国或世界的医学史，但他所描绘的史实似乎与我们的国情，与我们现在所学习和工作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模一样哦！

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11-3-2 21:20
当代中医之我见〔2〕中医是一门自然哲学

在困惑、迷茫和焦虑之中，想到中学时代同学们关于“天狗食月”的讨论。这是古人对产生“月蚀”这一天文现象的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但古人始终不明了“月蚀”的真实原因。有同学说“天狗”食也好，“天猫”食也行，“天老鼠”食也罢……总之月亮不见了，被食掉了，你能说它不对？也有同学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无知”；还有同学认为如果没有当初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就不会有现在“科学”的认知；更有同学认为这就是古代的所谓“格致知物”。大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数学老师说，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解释，总之，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物理老师寻思着说，这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自然哲学”式的解释。


什么是“自然哲学”？后来查了《辞海》和《哲学小词典》才知道：自然哲学一般是指产生于远古时期，到十七至十九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把各门自然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而建立的一种自然体系的学说，“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自然科学当时还处在发育阶段，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在那个时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因此，当时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就企图借助于已有的认识和知识，借助于宗教、借助于哲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是一种所谓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科学之科学”，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界作思辨解释。


把“自然哲学”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同时他也客观地评价了“自然哲学”，指出它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恩格斯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借助于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也抒发了许多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不少未来的科学发现，但同时也有着不少的谬误。在当时科学水平并不髙的情况下，要解释自然界不能不如此。


但是，今天当科学长足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联系已经能比较滿意地说明自然界的时候，特别是坚实地建筑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可以更完善地从总体上说明并指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哲学”也就日益沉寂成为过时的东西而逐步消亡了。


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记载在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上，通读过“四大经典”的人们都知道，除《神农本草经》讲的是365种药物之外，《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都是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因此，《黄帝内经》历来被视作中医理论的渊薮，研究中医的人们都非常重视《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究其源头则应当追溯到伏羲创“易”，开启华夏文明了。


《黄帝内经》把“人”摆在天地之间，放在太阳、月亮，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之间，即古人所说的“三才”“七政”这么一个宇宙背景上来进行讨论和阐述。在中国近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可以说前半段是在没有文字的漫长黑夜中渡过的，远古先民们面对并传习着一本建立在宇宙背景上描述日月、星辰、昼夜、气象、季节、天文、地理等等自然景象周而复始变化万千的自然之书——“无字天书”。通过“阅读”这本“无字天书”，开启创造性思维。


先是伏羲创“易”，在古老的《易经系辞》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易学就是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以阴阳、八卦、演易为基础建立了可以认识自然、模拟自然、利用自然的易学系统。伏羲易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系统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是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继而《连山易》、《归藏易》，再到《周易》，这些易,都是在伏羲易的基本原理之上慢慢演化而来，虽说它们都是古代占卜预测之书，但也都是不同自然条件和历史时期对大自然的认识。紧接着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其中尤其是“阴阳”概念的产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以阴阳思想为指导。至于五行虽初见于《尚书·甘誓》，次为《尚书·洪范》，说的是五种物质各自的特征与属性和五种行事活动与管理等等，但最终形成天道运行、人世变迁、王朝更替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则是汉代邹衍、董仲舒、刘向父子等士大夫和方士化了的儒生们满脑子阴阳消息、五行生胜、五德终始、转移符应、相次用事、隨方面为服的事。修炼内丹、服食外丹、弄采补及精通符箓方术等等，则是从秦始皇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开始到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道士们的风采了。到了宋代易学更加兴盛，陈搏老祖、周敦颐及其后的“程朱理学”将对阴阳五行之道的探究更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髙峰。阴阳五行学说试图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不仅建立了自然界和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还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组成联系。不仅试图说明各领域内过程之间的联系，还试图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总的联系乃至人身体内部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它想实现的目标可谓宏伟无比。但它的实践经验基础却显得十分之薄弱。


易学系统中的易辞虽说很少谈及阴阳，但其卦象的推演却呈现了阴阳的变化。易学系统其最核心内容和智慧应是自然，即世界的本然，就是要随世间万事万物的演变而顺其自然，但顺其自然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在掌握和领悟所谓的事物运行规律基础上，对事物的孕育、发展、成长、衰亡予以预测，找出和选择事物所谓的最佳存在方式。《易经》所有的占卜与预测之事旨在教人看清形势，并提供出所谓建言、思路，能否做到，关键还在于人的修行。


随着演易，先后产生了气、道、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先后天八卦、六十四卦、阳爻、阴爻、三百八十四爻、九宫、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术数、三阴、三阳、天干、地支、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五运六气、大运、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气立、神机、算法、占候、易占、六壬、杂占、堪嶼、命相、遁甲、杂术、阴阳五行术、脏腑、经络、精气神、气血、津液、六气、六淫、七情，等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又根据“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将这些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的疾病发生、发展与治疗、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形成了所谓“国身治同”的理论。


《黄帝内经》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指出的：“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


综上所述，可见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


按清朝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经学”为首，从六经、五经到十三经的儒家经典为主，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史学”是以廿四史为主的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子学”即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其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集学”泛指所有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


中医属于“子学”范畴中众多类的一类，医家类。《黄帝内经》是医家类的代表作，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经典，更是一部养生学的经典。虽然也讲了“怎样看病、治病”，例如对疾病症侯表现的描述，又如此前的占卜、画符、祝由、堪嶼等巫术，及书中所载的导引、吐纳、按矫、砭石、刺灸、房中和食物、药物的四气、五味、“十三方”〔《黄帝内经》全书中只有汤液醪醴、生铁洛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乌鲗骨藘茹丸、兰草汤、豕膏、翘饮、半夏秫米汤、马膏膏法、寒痹熨法、小金丹等十三条治病处方〕等等为数不多的治病方法。但似乎讲得更多的是“怎样不得病”，是在“经学”、“史学”的指导下，教导人们如何“避凶趋吉”，寻找所谓最佳的生存方式，讲的是所谓生存智慧！即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所在只有精、气、神充盈，生命活动才可能在健康状态中运行，只要能保持精足、气充、神全，自然会祛病延年的养生之道。


从历史和内容上看，中医理论及其养生学的观点基本上是源自于《周易》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道家“抱朴守一、无为自然”思想，可见易、道、医三者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


要学医，当然要读医家类的书，然而，《黄帝内经》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所谓医学，它还吸收了我国古圣先贤们当时对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物候、生态以及社会、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认知和研究成果，所谓医、卜、星、相，乃至“三教九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等等人世间的事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集大成也。因此要精通中医，只读医家类的书籍是不够的，还应当博览旁通其它各类，不仅要精通《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的内容，还应博览庞大的“子学”书籍，诸子百家，尤其是医家类、道家类、术数类、天文算法类的书籍。汉以来的儒、释、道三家，养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还要修持“气功”、特异功能，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气”与“气化”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气功实践不仅是中医理论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中医临床的基础与精华。《黄帝内经》把“养身”、“治神”、“守神”等气功内容放在了高明医生必备条件之首。昔日之中医大师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时珍……都精通气功、修持内丹、炼制外丹，並通过气功、修炼内丹、服食外丹来激发、强化人体内在潜力，获得异乎常人的智能。以达到“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神通、漏尽通”的“六通境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者即六根清静之潜能可以互相渗透乃至相互为用的“六根互用”和诊察“脏腑内景和经络隧道”的“内景返观”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特异功能境界，因而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可如今的中医泰斗、大师、名医诸宿，鲜有娴于此道者，只能望尘莫及了！


《黄帝内经》较为详细地用当时的所谓理论描述了人体的生命现象、经络脏腑的联系和功能，论述了所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致病原因、临床证候表现以及一些简单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养生方面不乏哲理性的告诫，自成一体系。也正是如此，故其较之世界上其它古文明所产生的医学更具生命力。


中医学虽然包涵着一个巨大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承认现象、重视现象，对现象的“观察”虽然比较仔细，但仅仅停留在“象”的表面，而不往“深”里去，它的“假说”则多是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它的“验证”则做得非常之粗陋和浅薄。它的整个体系不少方面还是建立在“类比推理”之上的，致病原因、病理机制、治疗方法与效果，都未能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其整个理论体系是直观人体、人天关系以及理想联系所构筑而成，还包括有不少猜测、臆想的东西，甚至有的还与鬼神迷信混杂在一起。概念不明晰、理论不精确、名词术语多义性突出、内容交叉、分类模糊、层次界限不明了……。所以，它毕竟是当时的认知水平，运用的是所谓整体性、直观性的古代哲学思辨方法而缺少分析性、综合性和解剖性、还原性的科学实验方法，不能不带一定的朴素性和猜测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归纳和总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有些粗浅、笼统和不清晰了。虽然也能“治好”一些疾病，但它毕竟不懂得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代谢过程，更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


总之，设想太过而求证不足，辨证太多而实证不够。更何况自古以来人们进行真理性判断的方法极其落后，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至今还不发达，“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甚少，全民族的科学素养远没达到自觉自醒的水平。


毫无疑问，中医理论具有自然哲学的特征和性质，中医是华夏民族古老的一门自然哲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看过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所写的有关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以及人体科学方面的文章，先生也认为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不过他所说的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曾说过：“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是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1984年6月12日，他在给湖南医学院黄建平先生的复信中指出：“什么是自然哲学？什么是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见黄建平：《祖国医学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钱老在给山东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祝世纳讲师的回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医学是“前科学”，即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一切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即经过整理的材料，都属于这一大类。〔见：《钱学森同志谈中医学的科学水平及其发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十卷第一期〕


但是，无论如何“经典”，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医学家等等古圣先贤们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感觉来感知这个世界，是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来解释生命现象。这种个人的认识、实践与经验，由于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并不能得出“灼见真知”。其对世界、对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等等往往可以提出好些不同的解释，而且看似都有道理，能够自园其说，甚至说得神乎其神。到底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人们只能在各自的说法上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经过漫长地摸索，人们逐渐发明了“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以及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依靠的两个基础，即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才解决了这些纷争。通过观察，提出假说，然后用科学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也符合了逻辑检验，假说就得到了科学验证，自然哲学就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自然科学。否则就得抛弃，或者重新再来。不断地探讨，不断地扬弃，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进取。


既然自然哲学最终不能不为自然科学所淘汰和替代，那么，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中医学也必然同样会被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所取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中医理论是一门自然哲学，它包括了很多猜想的东西，不是科学，但它还不会很快就消亡，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尚未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人类的探索将永无止境，所以它还会伴随现代医学共存下去，只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不断地发展而逐渐式微，逐步边沿化，最终消亡。

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11-3-2 21:21
当代中医之我见〔3〕中医的本质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提出来的。钱老所谈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诊治过程。

钱老对中医理论曾做过一番认真地研究，至今可以查找到钱老的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共223篇，其中与中医和人体科学有关的就有31篇之多，顺带谈到中医的就更多了。他认为中医理论有着极其珍贵而丰富的内容，一再强调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三者是一整体，应结合进行研究。他多次撰文希望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並以此从人天观、系统论、气功、特异功能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作现代总结阐述，创立中医唯象科学，人体科学，以促进和实现中医现代化。

他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发言中说道“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进到科学的结构里面去，是经验。比如，现在爭议很多的中医是不是科学？……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紧接着他又就中医的本质问题说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己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见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祗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遽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

钱老接着又说：“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机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它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 。

仔细研究这几段文字，可见钱老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只是“经验”、“知识”。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原来，我们一向视之为经验医学的“中医理论”、“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利用普通一般之“感觉”，利用睡眠之“感觉”和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特异功能等所得之“感觉”，再加上“类比”和“比附”的产物。是中医理论创造者们借助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运用“取象比类”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人们对人体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在做古老的所谓“思想实验”，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方法所创造的“理论”，是一种古代“取类比象”的“类比推理”的方法。其虽说是实践经验，但实践经验的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

由此可见，人们试图根据“中医论理”，去寻找和证明中医所谓“脏腑”、“经络”等等概念的客观存在、实质联系和功能，只能是徒劳！

钱老所谓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及规律性的“医易相通”，则是先有“天”、“地”，先有“阴”、“阳”，先有“易”的“槪念”和“理论”，才从“天”、“地”，从“阴”、“阳”，从“易”推导出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因而“天”变、“地”变，“阴”变、“阳”变，“人”即“病”，“易”演，“病”亦“变”。

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最初虽由庄子所阐述，但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等士大夫们发展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本意是想用“已知”的天来解释“未知”的人体，即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在其《天论》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和“因循自然”的传统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按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明确地提出了“明天人之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等等。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

所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也不可能使人生病。

所谓规律性的“医易相通”中，“医”是什么？“易”又是什么？“易”就是变，就是要跟自然密切地结合，随自然之变而变。与之“相通”的医学难道不应随历史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吗？！

而如今能夠将“人与天地相应”，“医易相通”等理论串起来形成系统架构並付诸运用的唯“五运六气”了。就六十甲子流年推算的“五运六气”理论而言，则中医更确切的说是在“算病”而非“看病”，是根据人的年庚八字，五运六气，推算流年运气，以推测人之疾病。

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岐伯答黄帝所问曰：“先立其年以明之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气，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因而根据每年五运六气的演变，推算出疾病的发病時间、易感人群、症侯表现、治疗用药、药之性味乃至药物配备等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和模式。所以推衍出“每至辰、戌之年初之气、卯、酉之年二之气、寅、申之年初之气、丑、末之年二之气、子、午之年五之气、巳、亥之年终之气都会有温病、疫病发生。”即“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而在治疗方面，甚至按照“五运六气”选药的模式，根据药物的性、味，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了出来。

这种将“五运相袭”、“六气复始”、“周而如环”的循环无端、亳无发展的认识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完全是古老的“天命论”和“决定论”。

就连古人都表示质疑，认为：岂可胶于一定，不足为凭，无益于医。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将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湮轶，世人己不得而知，不亦悲乎！否则留传至今，则天下人都可试着套着使用，人人都可为中医矣。

清人张飞畴在《伤寒兼证析义·运气》中认为：“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内，睛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中也说：“当時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

即便在《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也一再谆谆告诫，认为运气之说不能机械运用。《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髙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查之”。《五常政大论》说：“地有髙下，气有温凉，髙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也说：“時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气交变大论》更明确地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倘若这“理论”不能“必应于人”，“必验于今”，“必彰于物”，不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有何用？！

人们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肉体感官的感觉”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来感知世界的，人的感官系统可以说是人本身的最灵敏的“仪器”，但这些“仪器”都是主观的。中医所谓“望闻问切”的感觉可以说十分复杂，其既可非常细腻而精确，又可十分粗陋而模糊，有人敏锐，有人迟钝，某人嗅觉特灵，视觉甚差，而某人视觉特灵，嗅觉却甚差。“感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千差万别。尽管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却因时代和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差距。“感觉”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主观认识层次中是最低层面的认知，这三个层次标志着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才能形成文明最后和最髙的产物。人类认知的最低级阶段是“感觉”，次一阶段是“经验”，然后是“技术”，最后才能上升为“理论”，“理论”是否“科学”还需通过严格反复地“验证”。“感觉”也是一门功课，需要培养、修持才能成长、提髙，因而中医有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神、圣、工、巧”之不同，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别。

“望闻问切”的“感觉”是否敏锐，是否准确，还需找出“证据链”加以证实。“辨证论治”的“类比”虽然可以相对固定，但都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因而根据“感觉”加“类比”所产生的“中医理论”是模糊而不准确的，是主观的。跟时下理性的科学理论和检测仪器设备相比，大相径庭。最少在人们对“感觉”、“类比”缺乏科学的度量之前是测不准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不能准确地说明疾病本质的。它只是一种“类比推理”，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一种想当然的纯理论思维，它既不来源于临床医疗实践，也不是有效经验的总结，更不是科学实验方法的产物，因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指导医疗临床实际。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是，是十分危险的！钱老也说过“我们在运用经验、形象〔直感〕思维或者相似论这样一些概念时，要有一点警惕性，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变成经验主义了，变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为，如何正确运用陶伯华同志提出的‘类比推理’是个问题，要是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就要犯错误，就会变成套框框。总之运用形象思维要小心，要用得对”〔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可见，所谓“直觉”、“直感”这些人们长时间艰苦自觉而有意识思考的产物尚且如此，而属于认知感性阶段极为简单、一般刺激的所谓“感觉”就更不稍说了。

记得，前几年所发生的震惊国内中医业界的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博士生导师戴春福教授因给人治疗前列腺疾病而被病人戴宝鑫杀害一案。春福教授是笔者1980年卫生部委托陕西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温病学髙师班的同学同坐，那年他刚二十五岁，是福建中医学院林可华先生的髙足，当年深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杜雨茂、张学文诸先生赏识。郭老后来收为硕士弟子，后又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先生，直至博士毕业。执教于福建中医学院，任基础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年青有为，谦虚好学，刻苦钻研，多才多艺。事发半年之前，曾来邕参加中医临床基础学术研讨会，我和教研室的史宏老师还到机场相迎，尽地主之谊。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才知道不少过去从事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的同道们都成了中医男性科、性病科的专家哦。

春福教授遇害的消息传来，令人谔然。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戴宝鑫为什么要杀害教授时，戴宝鑫的回答是：“我感觉他在骗我，我就要他死”！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可见戴宝鑫当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这就是一种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粗陋而模糊的“感觉”害死人的典型例子！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代哲学思辨思维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实践”“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现象乃至用以诊断、辨证、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人们勿庸置疑，完全忽略了对“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英雄人物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神仙、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所谓古代“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英雄史观”与“认识一次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

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11-3-2 21:21
当代中医之我见〔4〕中医的位置

1693年，当西方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粉”给康熙帝治好“疟疾”时，在此之前皇上不是不给御医们机会，而是御医们在皇上龙体欠安、“打摆子”的时候束手无策，表现甚差。“伤于暑，秋为痎疟”的古训没用了，治少阳病“寒热往来”的“小柴胡汤”也不能主之。没了“阴阳五行”的说教，也没那“八纲辨证”的繁杂，更无所谓“三部九候”“二十四种脉象”之虚玄，只剩下“有是症用是药”的简单明了。不管是恶性疟、间日疟或三日疟都是小小的疟原虫在作怪，只是御医们不知道。只好将“御医”的位子让给了洋人，洋人做了中国皇帝的“御医”。

有人说，只要皇上患的不是“恶性疟”，御医们还是大有机会的，都怪他们没有把握好时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西龙州地区的庶民百姓还知道用“赶鸡鬼”的土办法来治疗“打摆子”呢！只是汗出之后，“烧”虽暂时可退，“疟疾”却不能断根。可惜康熙帝到底患的是什么“疟”？如今已无法考证。也有人说，康熙爷倘使病在今日就好了，咱有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再也不会受洋人那鸟气！可此之“青蒿素”已非彼之“青蒿”也。而WHO已经发现，“青蒿素”用于抗疟容易导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目前已被禁止单方使用。殊不知，如今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正在非洲进行最大规模的“疟疾疫苗”临床实验了！

现代医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切都得看效果，而科学医学的效果不凭口说，是需要“验证”和“实证”的。效果就是实力，就是位置。中医如今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到底如何？倒是我们应当去认真考虑考虑的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時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髙。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进入，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发展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就像中国传统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自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破了中国的“龙门阵”以后，中医在与西医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医，占了主要位置，成为了主流医学。西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虽然尚未尽人意，但诊断上还是可以逐步明确，而中医却逐渐变成了次要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

如今到中医门诊就诊的病人可以说85%以上都会说西医诊断我是什么什么病，现在正在服用什么什么药；或者说西医说我没病，没什么药可用；或者说是西医没法子叫我找中医看看兴许有些办法。我想试试，食些中药调理调理，补一补，清一清什么的。而在中医病房住院的病人也都是以现代医学诊治为主，实际上中医只不过是点缀点缀而已，是“西医治病，中医收功”！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30日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接受纯中医诊疗的人数只占就诊人数的3%。记得当年听重庆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教授讲课时，先生曾悲叹中医只剩下“病毒”这一块阵地了！近年来，又退到了“养生”“治未病”，“按摩”“洗脚沐足”的地步，实属中医之无奈！也是为中医“正本清源”，还了其“本来面目”。

心理医师周正说，WHO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只能治疗8%的疾病，此话当真？可一直没法查个出处佐证。最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专栏节目中，当代著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央保健局高级顾问的陆广莘教授也说，“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占多少，只有8％，比六分之一还少，六分之一是16.6％，它只有8％”。我估摸这陆教授所言也可能是由此而来，时下的专家、教授们所论所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哦！但只稍看看每年卫生部“年报”中所公布的具体数据，就不会相信此话。如果确有其事，我琢磨也是指病种所言而非病人，可千万别小看这8%的病种，这些疾病可是人类发病率最髙的多发病、常见病，其患病人数绝对是最多的，而非仅占8%而已。

应该说，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治疗所谓8%病种的疾病中功不可抹！其功可归纳有三：一是预防疫苗注射，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感，麻疹，天花，脑炎，脊髓灰质炎……；二是抗生素的发现，许多急性炎症性疾病、外伤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三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开展，抢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预防、治愈和缓解的方法。

如果这8%的数字真是WHO所说，则WHO也告诉了人们，还有大约92%病种的疾病是不用治或治不了的。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体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也许这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原因，否则也就无法说明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民族和地域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了！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曾说到：“……到十九世纪初叶，医学界有些先进人物认识到当时所有的那些治疗措施实际上大都没有效用；有少数勇敢的医生提出，几乎大多数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多于起到的好处。此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些疾病会‘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说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医疗实践的影响。自古以来医学就有根深的习惯概念，认为什么都需要用点什么处理一下；大家都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给予治疗，否则病人就会死亡”。他还说到：“1896年哈佛的克拉克教授……论及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医学科学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过研究证明了伤寒和班疹伤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罨剂、重金属或希奇古怪的草药去治疗还要好许多。……。此外，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但不那么雄心勃勃、光彩夺目的治疗方法，即所谓‘支持疗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识：仔细护理，适当的卧床休息，适当的饮食，而不使用时兴的灵丹妙药。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时候会使情况有个使人滿意的结局。……”。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之间的互动。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目前尚“不能治愈”或“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就中医的疗效问题说过：“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这种但求捕得鱼兔不问捕捉工具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当今某些人所强调的对疾病的治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理论是否合理的看法是一致的，真不知道他们是否懂得疾病还有“不治自愈”的道理，了解疾病的自限性、自愈性和自缓性乃至周期性。

如果按WHO所给的百分数计算，则人类的疾病至少有8%是现代医疗技术可治的，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髙这个数字还会提髙。有60-70%的疾病是完全可以自限、自愈的。剩下的还有22-32%的疾病是目前现代医疗技术尚无法治愈的，即使是在这类疾病中，由于病人个体的差异，也有一定比率的病人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定比率的病人通过综合性、特殊性、辅助性的积极干预和治疗，采用姑息疗法，甚至临终关怀，会使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生活品质改善，生存期延长，生命得以延续。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说到：“霍姆斯博士有句名言，说想长寿最要紧的是要患一种慢性难治的病，同時要好好地进行保养。即使在霍姆斯身后150年的今天，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霍姆斯是一位美国著名的医学博士，他没有学过什么辩证法，但他这话说得是多么辩证、多么具有哲理啊！

相信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髙这类目前尚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比率还会逐步降低。

除现代医学可治的8%疾病之外，还有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疾病和22%-32%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疾病，加起来总共有92%的疾病是需要人们共同去作“人文关怀”。为医者，总不能轻言放弃吧。得给患者点智慧玄妙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指点迷津，开点简单实用的灵丹妙药，补点“精、气、神”，使之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何况大多数人们由于对疾病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只要能治得好病，救得了命，能行、管用，谁不想试一试，搏一搏。这天底下最弥足珍贵的可是人的生命，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哦！

记得青岛医学院周惠民教授在其翻译完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青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一书之后，曾写下《〈最年青的科学〉读译后的感想》一文。他在文中说道，巫婆的香灰或咒语为什么能够治病？因为很多〔也许是大多数的〕病是靠着病人机体内的自我抵抗能力、修复能力自己痊愈的。加不加上香灰和咒语并无太大关系。巫婆的表演有可能会增强病人抗病的信心。所以如果不由于只相信巫婆，而不首先寻找科学的帮助，耽误了及时、正确的治疗，那么加上点香灰和符咒是无关紧要的。如有损失，损失可能也只限于金钱和时间。所以我们将这种治疗的效果称为“安慰剂”〔即不是有具体特殊的治疗方式，如“咒语”和“药物”，例如香灰〕的疗效。一般人都会低估安慰剂的疗效。而真正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知道它的疗效是大于60%到70%的。巫婆和江湖术士也在冥冥中知道他们的灵丹和法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疗效的,否则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胆，也就骗不了那么多人和钱。

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教授祖述宪先生也在其《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会被认为有效?》一文中分析说道，把无效的治疗误认为有效，不仅在大众中非常普遍，而且很多医生也常如此。造成这种疗效假象有许多原因，主要由于疾病的自愈或自发缓解、药物和治疗的安慰效应、缺乏严格的评价疗效标准以及诊断不确实，以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严重或恶性疾病所造成的。对传统医疗的信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任何药物或医疗的效果必须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并且得到同行的检验和公认。

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连巫婆神汉和江湖术士都敢做敢为的事，受过高等中医教育的人们为什么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些呢！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有92%疾病的市场份额，又何愁位置呢！

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究其历史也就一百五十余年，从近代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也还不到百年。1933年刘易斯·托马斯还是一位医学生，1983年他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这些医院〔指1933年当时哈佛大学的几所著名的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无法改变它们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学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对医学的推动，尤其是显微镜的开发使得医生对患病原因、感染结果及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医学才逐渐开始成为了一门科学。当1937年磺胺药临床应用产生奇迹时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相继问世，才真正改变了医疗的面貌。

所以刘易斯·托马斯认为医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年轻的科学”。正因为它年轻，所以还不能尽善尽美，尚未能治愈的疾病不少，药物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也较多，因此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且将永无止境；也正因为它年轻，所以前途无量，在新世纪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必将突飞猛进。

但是，无论医学怎样发达，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治之症永远都会存在。只要现代医学还不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痛苦，中医还是有所作为的！国外的“替补医学”、“补充医学”、“另类医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传统医学”的存在，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十分吊诡地跟我说道，“王兄，其实中医就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所演绎出来的美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专治一切‘不治之症’，彰显‘人文关怀’”！此乃髙人，一语道来，真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如此观来，人类与自身疾病的斗争发展到今天，大抵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二是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前者是由现代医学来完成，后者是由现代医学和各民族、各地域的传统医学来共同完成。要摆正传统中医的位置，既不能髙估，也不能低砭，既不要好髙务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洽如其份，实事求是。

只要你做得好，善待生命，并得到病人及其家人的认可和欢迎，就每一位个案病人及其家人而言，还有什么主、次之分呢？做得不好，主会变次；做得好，次也会变主。这大概就是辩证法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吧！何况人们都知道人类的生、老、病、死是无法回避和抗拒的。

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11-3-2 21:22
当代中医之我见〔5〕灭中医者中医也

[原创 2010-11-11 17:31:55]

中医的窘境不在于旁人说三道四、恶意攻击，也不是政府不支持、不重视，政策不保护、不发展。而在于中医业内人士的信心缺失。以至于“中医后继乏人”、“中医后继乏术”。

且不说中医医院内还设中医科！也不说中医医院内中医病床数占多少？中、草药使用率是多少？就说各中医医院在介绍自己医院的实力时，都是以拥有现代化医疗仪器设备多少多少，以有什么什么是目前世界上、国内、省内、市内、县内数一数二的先进水平等等。

君不见中医一附院门厅内大幅的MRI介绍、中医二附院门口占门髙三分之一的“赛博刀”的大招牌吗？实在令人哑然失笑，犹如一名年老色衰的贵妇人向他人不停地炫耀其服饰、首饰、化妆品有多么奢华和名贵。如无现代医学的支撑，两家附属医院可能早已崩塌！

但凡病人来诊，不是生化检验1、2、3、……，就是物理检查的x光、ECG、B超、CT、MRI……样样照做；输液管、输氧管、输血管、导尿管……管管齐下；抗生素、激素、这素那素、素素都上。这些东西，中医老祖宗们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正如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先生所说，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音乐家〕的调子”！

走进中医学院《八桂名医苑》，“名老中医”当年卖“阿的平”、“奎宁”、“消炎片”等西药发家致富的且不说，而今年青的“名中医”中又有几个是不用“西药”的。即使是“铁杆中医”用起中药来，也只是对号入座，某病用某药、用某方，或凭意识流之“心水方”，随心所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辨证，因人因时因地之三因制宜，一概不讲；气立神机、五运六气、守形守神全然不知；《内经》、《本草》、《伤寒》、《金匮》、《温病》等经典读之甚少，选读再选；更有甚者，药力不够西药来凑，“黄粉〔中药粉〕”不行加“白粉〔西药粉〕”，肖小之作，害人不浅。有人甚至痛心地认为，这些年来都在喊“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与西偕行”，是在人家西医的碗里讨饭吃了。

如今，又有几个完全真正能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病的中医呢？笔者所知，八桂大地，罗雀可数。早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深受大家敬重的师长，目睹诸多状况，就曾自诩为“末代中医”了。入行四十余年，一路走来，几经中草药运动，此起彼伏的神医造势，养生食疗治未病。这疗法那疗法；这功法那功法；这理论那理论；这研究那研究；这神药那仙水应有尽有。从透视、遥视到气功治病，从针灸治截瘫、聋哑到针刺麻醉等等不都是昙花一现，不了了之！

据《健康报》一篇文章的数字统计，我国传统中医，1998年是5000人，到八年以后的2006年减少了90%以上，总人数已经不足500人了。现在，又过了几年，传统中医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又据《健康报》2009年5月22日报道〔记者严少卫、通讯员冯广清〕，近日，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发布了一项关于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我国在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青年中医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甚至有53.68％的青年中医缺乏对中医药事业未来发展的信心；19.53％的青年中医表示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将不会选择中医专业；13.80％的青年中医表示自己患病時不会首先考虑中医药疗法；认为中医药使用率髙的青年中医只有19.53％。

其实，在诸多老中医心目中，早已认为中医院校所培养的年青一代中医，绝非什么接班人，而多是中医事业的掘墓人了！

中医业内的“以西释中”；主管部门的“以西律中”；人才培养的格式化；行业标准的西医化；组织结构的边缘化；学术观点的政治化。打着中医的招牌，干着西医的活儿，张之洞老先生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政策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只是稍加了两个字，四言改为五言，不是“中学为主体，西学为应用”，而是“中学为体面，西学为实用”了。从而导致了中医业界内部严重的“去中医化”和信心动摇。也反映了中医业界的自卑与无奈，中医在忧患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这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西医能用，中医咋就不能用呢？还有人会说这是中医现代化使然。

中医乱象丛生更在于管理者的无知以及业内人士对自己的专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毫无定见。时而是传统文化，时而是中医科学研究；时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使之原汁原味，时而又是中医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时而要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时而又要走现代化之路。何去何从？心中了了，脚下难明！那“经络实质的研究”、“脏腑功能的研究”、“中医基本理论的探讨”……犹如“指鹿为马”、“皇帝新衣”，不知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白花花的银两。

嗚呼！中医特色早已荡然无存。

如前所说，中医是一门自然哲学，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它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中医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技术层面的一些特殊治疗之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是在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而不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是与现代医学“范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医学。

中医理论把人体看成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把人和自然一切事物都看成阴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属性的抽象概括。就人而言，阴与阳构成相容性对立，正与邪构成非相容性对立。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阴阳的失调，邪正斗争的过程，“阴平阳秘”即健康，“阴阳失衡”即为病，“阴阳离决”即面临死亡；“有正无邪”即为健康，“正大于邪”即为未病，“邪大于正”即为有病，“有邪无正”即面临死亡。治病就是调整阴阳，扶正祛邪。

中医所讲究的是人体的阴阳平衡、藏象经络和精神气血津液的重要性；所强调的是意识、情绪、精神及其对人体的反作用；所注重的是感觉、类比和《周易》“象、数、理、占”的认知方法；所看到的是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偏颇和升降出入的变化；所主张的是“顺四时、节饮食、慎起居、调情志”避凶趋吉的养生之道；所运用的是以药物的四气、五味来纠正人体的太过与不及使之达到平衡的治疗原则。是在治人，非治病也！而这些恰恰又是科学至今知之甚少，把握不多的。

在中医看来，“气立”也好，“神机”也罢，无论“六淫外感”，或“七情内伤”，只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心平气和，五脏则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便病了，只要“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人者，不病也”。且待到正气来复，或五运六气的主气、客气、主运、客运、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的不同；或伤寒“六病欲解时”，一切都会复归于好转。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乃东方之智慧也！

如果我们的中医科学家们一定要用解剖、还原，分析、综合，观察、假说、验证的科学实验方法来研究人体；用探索、怀疑、实证、证伪、理性的科学精神来研究中医；用基础研究、离体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以及随机的、双盲的、有对照的、大样本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中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来寻求科学的最佳证据。确确实实来真的而不是弄虚作假，就必然会置中医于死地，犹如饮鸩止渴。

中医业内人士都以为祖国医学是经过几千年实践证明了的，挂在口边经常说的是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老生常谈！认为吃药在先，康复在后，那么康复过程就是吃药所至，是药物的疗效，缺乏逻辑思维和循证医学的起码常识。

实践虽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并非“真理”，“真理”也并非就是“实践”那么简单。人类的“实践活动”可多着呢，与“真理标准”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倘使实践就是真理，人类就绝不会犯错了！可见“实践活动”与“真理标准”并非是同一种东西。“真理”，有的来自实践，属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来自理论，属于理论推论的结果。“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是因为“真理”不仅需要“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也需要“实证”和“证伪”。

不管是“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或是“实证”和“证伪”，都必须依据“实验”和“逻辑”为基础。而且所有检验不只是一次完成，还需要反复验证，检验的有效性更需要进行反复评估分析，要做到大家公认，放之四海而皆准。

“真理”一旦确立，就不仅仅是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而应该是用“真理标准”去判断实践是否正确的问题了。因此，对科学而言，无论科学家信仰哪一种宗教，持哪一种政治态度，属于哪一个阶级，来自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从事哪一门学科研究，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都必须按共同的价值标准做出判断。在这方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高度一致的，没有丝毫的分歧。如果科学家对科学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背离，就意味着其科学生涯的结束。

记得《阿西摩夫的科学导言》〔阿西摩夫原著版〕一书中第一章，在回答关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时，作者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摩夫是这样回答的：“即使亿万人的观察都认可了某个原理，但只要有一次覌察和它相左或不符合之就不得不被迫进行修订”，“原则之所以能站得住脚，那是因为它经受住了一次次新而更新的实验和检验，而且还要经受进一步归纳的不断检验。……”。可见，科学是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而绝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经验可不是科学哦。也不是自认为在搞科学，嘴上说科学，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科学啊。

人类试图认识和解释疾病现象、创造医疗技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此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传统医学或民族医学，像古巴比伦医学、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古阿拉伯医学以及古中国医学等等，发端于中国的古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而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可以说是欧美的传统医学。欧美的传统医学历经了漫长的蒙昧幼稚阶段，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肩上逐渐成长发展，最终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具有“普世价值”的科学医学，即近、现代医学。

近、现代医学可以说是对古希腊医学扬弃的结果。正象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力学、地质学等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几乎都只有一个国际通行的学术体系和标准，不分国界，不分时代一样。科学医学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不论其源于何方，只要合乎科学常理，经得起实践、逻辑检验，作出实证、证伪的验证，那就要纳入人类共享的医学，现代医学。

其实，中医明明是一门自然哲学，一种传统文化，甚至是一种个人艺术，却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处理，那有不成“骗子”，不成“伪科学”的！那有不“后继乏人、乏术”的！所谓科学化、现代化对于传统的中医来说无疑是一陷阱，是扣在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完全是误读了中医，没读懂中医。难怪有人说：当下，最不懂中医的是中医！最糟蹋中医的是“中医”！不知慎终追远，但求急功近利，实为当代中医之积弊。

有92%的疾病的病人需要人们去关怀、安慰，还有什么必要去争“科学”不“科学”，“现代”不“现代”，“主流”不“主流”呢？如果“科学”是从公元17世纪牛顿力学算起的话，”“中医理论”却是纪元前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压根儿与“科学”不粘边，与“现代”更是相差数千年了！重要的是要看有没有用。有92%疾病的巿场份额，专家、教授们都说了，中医何必抱着金碗讨饭吃呢？退出“体制”又何妨！真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了！

关键的关键是要对疾病作出正确的判断，分清那些病是8%现代医疗技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些病是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些病是22-32%目前暂时还不能治愈的，要做到心中有数。对每一种疾病，你有多大的把握，能行就行，不行就让病家另请髙明，不要贻误了病情。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硬要创个什么“世界一流”、“新医药学”来！要时刻牢记“我们应该把自己不能治的疾病交给那些真正能够治疗这些疾病的人去治”，这一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切实做好中医自己的事，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医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办事，把这种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做得更好些、更实际些、更人性化些！医学的目的，一直就是在帮助病人。让自己永远铭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一自古流传下来的医学之崇髙目的。

其实，即便是非科学的，也未必是绝对无用无益的，但如果不能被别人按照同样方法和实验条件做无数次重复验证，它确实不能说是科学，非要说是科学，当然会招来“伪科学”和“骗子”之责。非科学并不一定可恨，可恨的是为了“科学”而弄虚作假的骗子，弄出些什么更“科学”、更“现代”、更“主流”、更“创新”的东西来，真不知又会误导多少善良的人们！

这里，套用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句式“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说一句，“灭中医者，中医也……，族中医者，亦中医也，非西医也……”，并想以此奉告那些想当“科学家”的中医大师、名医们，千万别再干出让吕炳奎老先生所怒斥的“摧残老的”、“毒害小的”那种蠢事来！

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11-3-2 21:22
当代中医之我见〔6〕中医的未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为我们勾画了中医现代化十分诱人的前景。他在1980年8月3日给原卫生部曾经主管中医药工作的中医司司长吕炳奎老先生的信中反复强调：“医学的前途在于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道路”，“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钱老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说道：“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用本文所提出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一个核心、八个基础，去总结阐述传统的中医理论”。他又说：“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许是别有一番天地的事情吧？更何况这步工作将导致中医现代化，而中医现代化，按袁鸿寿教授的意见，是医学科学的革命；而医学科学的革命很可能不限于医学，是科学革命。这个前景不是更诱人的吗？”

应当说，钱老所提出和倡导的人体科学研究、中医现代化以及对中医、气功、特导功能的研究，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科学贡献，充分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追求真理的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期间，以近代医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我们既没见到钱老所期待的中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总结阐述，也没见到中医现代化的诱人前景，更没见到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所说的所谓“中医现代化”如何导致了“医学科学革命”以至最后发生了“科学革命”。兴许还有待于时日，或许这项研究为李某人的什么“轮子功”所累，而暂时偃旗息鼓了。

不过，著名的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学史家蒂文·夏平在其近年所出版的《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一书中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以“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科学革命这回事”开启全篇。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悖论式的语句，表达了作者对“科学革命”从根本上的否认。作者所谈的虽然是16、17世纪的事，但对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由中医理论、气功、特异功能引发的“中医现代化”所期待产生的所谓“医学科学革命”和“科学革命”也许同样适用吧。

钱老对中医虽说是“半通”，但他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 ”，中医是“经验”，是“知识”，以及对“中医的本质”的认识都是非常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揭示了中医的“本来面目”。但是，在钱老看来中医理论“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所谓“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即其不同于恩格斯所批判的一般意义的“自然哲学”，一般意义的“自然哲学”，按照恩格斯的意思，迟早必然会被科学所淘汰和替代，而“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在钱老看来，其孕育着未来意义的科学。钱老说了，中医理论脱离“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就会变成一部唯象科学，实现中医现代化。

而事实上人们都知道真要将古老的中医理论与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混沌、分形、超循环论等等现代科学联系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的所谓“中医现代化”会导致“医学科学革命”以致发生“科学革命”似乎是或者至少目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无论用什么理由去拔髙或者套用现代科学理论去修饰中医理论，都无法改变其为科学前期古代的思想理论，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疾病的蒙昧认识，是人类早期医学的原始技能之一。

“解剖——还原——再解剖”，“分析——综合——再分析”，“实践——认识——再实践”，“观察——假说——验证”这些不断认识物质世界，探索自然奥妙的科学方法是一套获取科学知识、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连贯的、普遍的、有效的、最基本的、超越时空的科学实验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人们对自然的“拷问”，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它以实证为基础，以科学为依据，已被世人运用得非常成功，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断地造福于人类。虽然也有其局限性，然而，由于科学体制本身具有完善的纠错机制，科学实验方法仍然可以成为最可靠的知识体系。因此，时至今日尚不可能替代，更无法超越。

不能因为几百年前有人犯过只重视分析与实验的所谓“形而上学”方法的错误，后来的科学家们都会犯同样的错。也不能只看到所谓“分析时代”的“坏处”，而未见其“好处”，就抛弃它。不能因为某某人肯定了所谓“系统时代”的好处，而只着重“综合”和“整体”，而忽视了“分析”和“局部”。事实上，在科学研究领域，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局部研究必须先行，整体研究才会成功，至少也得同步进行。整体研究的大门，往往要用局部研究这把钥匙去打开，否则科学研究就无门可入。更不应该把时下社会转型的冲突、新旧体制的矛盾、人文教育的缺失所带来人际间的尴尬与冷漠，人情味的枯萎与消亡，人本理念的丧失和泯灭等等弊端都简单地归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斥之为“科学主义”、“科学至上”。试想当今这社会如果没了高科技成果，只剩下点点人情味儿，这世界将是如何一番景象？

科学的进步是不断地进步，是在原有科学基础上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一场大革命。尽管新的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争论也将不断地展开和进行，但科学实验方法不会变！

好在钱老在该文中也说了：“科学是不能嗐说的呀”！“当然，如果我错了，我一定改正。不然，怎么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呢”？

1993年12月10日下午，钱老在与张震寰、陈信、林书煌、刘慧宜等四位同志谈话中说到，“我曾经听到一个外国学者说，现在心理学派很多，都是猜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我想人体科学恐怕也是这样，对它的科学研究比社会科学，比宇宙学还要难，也可以说到现在，人体科学与心理学一样，也不是科学，各家之言吧，这是我的一个认识”（见钱学森：《关于人体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气功科学杂志，1994年）。

时下令人担心的是，有些人在寻找“中国传统科学”、寻找“东方科学”、寻找科学之外的“科学”无果的情况下，由于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对科学的戏谑与无知，迷茫之中，也许最终会滑入“反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泥潭，那才是国人的悲哀！殊不知，科学可不是按照某些哲学家的逻辑是定义出来的。科学只有范式没有主义，科学只讲理性但不至上。

尽管国家领导人大力支持，宪法极力保护，中医不但“后继乏人”、“后继乏术”，而且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甚至还遭到“骗子”、“伪科学”声的围剿。问题究竟出在那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现状是否缺乏清醒的认识，是否应当多从自身查找原因，少责诸人，多求诸已！“自己正确，别人错误”可以说是人类探求真理的最大敌人。如果忽略自身的缺陷不加以正视，只是希冀通过“辉煌的历史”来炫耀未来，或怨天尤人，通过叫骂一舒胸臆中恶气，而不从产生问题的源头去查找原因，分析自己，解剖自己，那是对中医事业极不负责任。

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原来说的是在处理文学艺术民族化与世界的关系时，众多评论者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这是一个理论误区，存在着片面性、孤立性与保守性，在文学艺术上是这样，在科学技术上更是如此。所谓世界的，有世界上最差的，也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有了最先进的，最差的自然会被淘汰，最先进的还要更先进，这才是“科学发展观”。

与其说中医的未来倒不如说中医的出路更现实一些。眼下，摆在中医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中医要生存，就必需严格遵循中医自身传统文化的特征和规律，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医的理、法、方、药，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看好每一个病，照顾好每一位病人，给每一位病人予科学的“人文关怀”。确立“唯象中医”，首先得实现“中医唯象化”，应当像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原汁原味地将其完整的保留下来。

正如钱老在其文章中所说：“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钱老又说：“ 我希望这样做的结果能使中医理论脱离‘自然哲学’，变成一部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唯象科学，作为建立人体科学基础理论的第一步，为下一步更深入的机理性人体科学基础理论做准备”。让我们待到“中医现代化”的实现，“人体科学”的最终确立，人们对“感觉”和“类比”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进一步发展，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未来意义的科学产生之后，再去研究它，发扬它。

果欲真心习学中医的学子们，如今就得对其坚“信”不疑，学个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不钻牛角尖”。硬着头皮，耐着性子，一字字啃，一句句钻，一条条记，一篇篇融，尤其还得一病病看，一证证辨，一方一药体察，一案一例记录与总结成败。并修炼好气功，洞达气功，明了内景，将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将这种所谓“经验”、“知识”好好地学下来，保留下来，用之于临床实际。“形乎形”，“神乎神”，既“守形”，又“守神”。拼弃一切幻想，潜心治学，否则“差之毫厘”，就会“谬之万里”！非积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功力与经验难有大成。

二是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将传统的归传统，现代的归现代，文化的归文化，政治的归政治，哲学的归哲学，科学的归科学。将中医的理、法、方、药严格按照现代科学的科学实验方法去做，去验证，寻找出科学证据来。尤其是其中一些中药和复方的有效成分，对缓解症状，治疗某些疾病确有一定的疗效。其目的旨在于从这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中提析出科学的成份，有用的东西，确立标准化流程，而最终溶入现代医学、现代科学。

其实，这样做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中医理论”那一套经典的束缚，已经不是本来意义的中医，而是现代意义的科学、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了。应当说这条路并不顺畅，也不为业内人士看好，成效更是凤毛麟角。钱老也说了，“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可曾经的“中医司令”吕炳奎老先生却不买帐，他在其《一名老中医的心声》一文中认为，“……反对中医药势力，采取了打着发展中医药学、弘扬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帜，进行着反对和消灭中医药的勾当……” 。

因此，实际上只有第一条路，中医要生存就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千万别人家还没说什么，自己却先“折腾”掉了！舍此之外，别无良策。切实回归到 “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髙”上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却硬要说是什么，那就是弄虚作假！没有必要去攀附什么，也没有必要去鼓噪什么。其实，该化掉的最终都会被化掉，该怎么样就让它怎么样，一切顺其自然！

那么，眼下如何将这种“人文关怀”做得更好些、更实际些、更人性化些呢？倒是业内人士应当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不思长远，必被超越！

夫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表达和述说了他未能彻底领悟易学精髓的执着心情。鄙人不才，从学生时代开始，参来悟去，直至快退休了，方才慢慢悟出所谓“中医‘治人’，重在‘养生’”的道理来，用以去寻找人生健康、快乐和智慧的境界，抵御各种疾病的伤害。无知皆因读书多，事非经过不知难，从迷思到觉悟，为时晚矣！但总算是明白了。以往承担太多，如今也该放得下了！

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11-3-2 21:35
转帖后语：
本文我是今天才知道，因为于老师的文章才去找来看看的。搜索之后为了方便其他朋友阅读需要，就顺手转过来了。
作者的观点我是不能苟同的。中医的可重复性验证的理论是存在的，中医的治疗也不是安慰疗法，也不是单靠药物的有效成分能解决的。如果中医只剩下人文关怀和养生，恐怕中医的存在就更加值得质疑了。。。。。。

于老师的文章链接：http://www.zhongyi999.com.cn/bbs ... o=lastpost#lastpost

作者: 飞龙在天 时间: 2011-3-2 21:42
“王教授”以怨报德误中医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63982、电子信箱：caodongyi58@sohu.com

近读网络里署名“王教授”的长篇网文《我负中医，中医负我》，引起我深刻思考。“王教授”自认为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他希望留一个“时间囊”，把他这个教授的“真知灼见”留在世界上，慢慢地发酵，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并且很自信地夸口可以“任人评说”。其来势之汹汹，对中医理论杀将过来，好像“来者不善”，是一匹害群老马。

中医事业经历了2006年反中医思潮，促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中医，国家加大了对中医事业的扶持力度，出台了振兴中医的系列政策。中医药文化正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个中医药走向世界、走向伟大复兴的时刻即将到来，这时出现“王教授”这样的噪音，而且打着“中医教授”的旗号反中医，其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有责任感的中医，对中医理论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严肃对待这件事，防止他误导民众，防止他为别有用心反中医的人提供炸药、炮弹，混淆视听，欺骗大众。

但是，拨开画皮来看，他只是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反中医卧底”，伎俩粗俗不堪，作为一个反面教员，“王教授”还是勉强可以胜任的。

中医误了“王教授”什么事？

“王教授”自称19岁进入中医学院，成了一名中医的大学生，经过实习、工作，留校任教，一步一步地晋升为“教授”，应该说“功成名就”了。他的境遇，比起那些一辈子在农村、在基层，运用中医药理论、方法，为群众诊治疾病，排忧解难的基层中医，可以说有很大的不同。

像“王汤药”那样的基层中医，经济收入非常微薄，学术职称、生活待遇，都比不上“王教授”。更何况很多基层的中医，学中医比王教授不晚，理论认识比王教授深刻，疗效更是王教授无法可比，但是他们由于身在基层，始终是“赤脚医生”，连行医资格也没有被授予，六七十岁了一直“赤着脚当中医”。这样的“民间中医”却对中医一腔热情，大声疾呼捍卫中医。他们的口号是：“中医助我，我助中医！”

“王教授”认为“中医负我、中医误我”，无非是在市场经济到来的时刻，得了红眼病，把发财多的、当官大的人与自己比，认为自己太失落了。尽管中医给了他名分，给了他社会地位，给了他为人师表的讲台，但是没有让他大红大紫，发大财、升大官，所以退休之后，连呼“中医负我、中医误我！”这样的教授，其思想境界之低，实在可悲可叹！

一辈子没学懂中医理论

“王教授”是个有心人，一进中医的校门，就爱问“为什么”？这是一个好习惯，也是很多有出息的人走过的道路。但是，他评价中医理论的标准，是西医的解剖实证，这就像一个足球爱好者，来学习篮球比赛，他不接受篮球的规则，脑子里总是用足球标准问“为什么”，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都不顺眼。这样的人学习篮球，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篮球运动员。

学习中医也是一样，如果脑子里总是装着西医的解剖，经常用细胞、细菌、化学分析、物理定量来学习中医，就好像用显微镜看天象，什么中医知识也学不会，而且一辈子入不了中医的门。

中医是一座座高山，而且由很多山峰所组成，不进行艰苦的攀登，就无法领略各个山峰的美丽风光。《内经》的智慧，《伤寒论》的规则，金元四大家的高论，温病四大家的创新，都在各自的山峰上争奇斗艳，令人留恋忘返。

“王教授”始终在各个山脚下转悠，听回来的人说说故事、见闻，某某划伤了，某某遇上了雷电，某某遭遇了洪水泥石流，他认为各个山峰都是险峰，时刻会吞噬人的生命。他既怕苦又怕累，徘徊在山脚下，一辈子没有上过山。所以，他根本不懂中医理论，只不过在县医院工作时跟着西医大夫学习了一些“现代医学知识”，如饥似渴地吸吮，对帮助他的西医感激涕零。

读书不求甚解自误误人

为了说明“王教授”做学问之浅薄，我们必须大段地引用他的“文章”，他说：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是按照“非人”长桑君的传授用“上池水”服其“禁方”“怀中药”三十天，就能看得见墙垣另一边的人，凭这神力看病，能尽见五脏症结，为什么扁鹊却“特以诊脉为名耳”？以诊脉为名作幌子骗人！扁鹊真能“望而知之”犹如神仙？史载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仓公又真能如同相命先生般知晓他人的死法？据《华佗传》所记，华佗真能开腹剖肠？当时真有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吗？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到底是“留神医药”的医生还是“余宿尚方术”、“精究方术”的方士？〔见张仲景：《伤寒论序》〕。经络又是怎样发现的？是“内景返观”吗？确有其事？〔见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那《抱朴子·至理篇》中所罗列的“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开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等事，连作者葛洪都认为“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都是假设，不能当真！整天不厌其烦地在这些近乎神话般的故事中兜圈子，既无观察依据，更无实验证据，值吗？难道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应当信以为真！

扁鹊是第一位被记载于史册的医学家，司马迁进行过考证。当然，《史记·扁鹊传》中也保留了一些民间传说。只要认真考辨，就不难知道历史的真相。笔者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1996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是“扁鹊侵越人生平事迹研究”的科研报告。通过考证，可以证明扁鹊生活于春秋末期，是第一位民间中医，能四诊合参，最擅长脉诊。各种记载出现错误，是文献资料在历史流传过程之中传抄所致，扁鹊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也不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司马迁没错，错的是不善于读书的后人，尤其是“王教授”这样的“尽信书”的书呆子。

华佗的时代，战争不断，外伤破肚的战士不少，战伤救护是医生的天职，久而久之，探索开腹、疗病，也不是不可能。难道世界上第一例开腹手术一定会出在外国？当时人写的《三国志》、《后汉书》的“华佗传”就是凭空杜撰的？我们奉劝“王教授”，切不可处处“以己度人”，把古人说得都和他一样不诚实。

张仲景是医生还是术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伤寒杂病论》的确指引历代中医学家，诊治疾病、积累经验，挽救过无数患者的性命，而不是像他“王教授”那样，张仲景的方子也没学会，什么病也治不好，然后回过头来说“中医负我”。

经络是怎样发现的？这的确是一个科学问题，有各种经过深入思考、研究之后的科研学说。但是像“王教授”那样，用解剖的方法找经络，的确见不到经络的结构，也不可能知道经络是什么具体的组织。

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不仅记载于《史记》，而且还见于很多历史书籍之内，因为他们都相信这是真实的，也是可能的，不能因为自己不信，就猜想别人都说谎，不能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低级错误。

开颅手术，不仅中国古代有，外国也有，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的开颅手术，在5000年之前就成功了，相关资料只要在网上一查就可以知道。

文挚舍己救人，治疗齐闵王的忧郁症，不仅记载于历史，而且，华佗吸收了文挚的教训，治疗郡守的病时，就保护了自己，没有像文挚那样以身殉职。

葛洪的文笔虽然有文学加工的夸张成分，但绝对不像“王教授”这样想当然地张口就说古人“都是假设，不能当真。”

不会看病终成“背叛中医”

“王教授”进中医的门，可谓时间不晚，但是始终都没有找着感觉，更提不上用中医药为人民大众治病救命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糊弄病人、应付学生。他说：

困惑，从学习中医的学生时代开始，到从事中医工作当上中医师、中医教师一直悬绕在心头。至今退休了，仍惑而不解、惑而求解，不断地求索。当中医师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了。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这还得感谢那些年县医院西医同事们的教导和帮助，以及病房、门诊、值班室的轮番磨练，由于有了西医的临床实践，因而对中医的偏狭就更生敏感。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時所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还会起鸡皮疙瘩呢！

这就是“王教授”对中医的体悟。他教了一辈子中医，连恶风与恶寒也分辨不清，看病没疗效，有事就借助于西医、西药，自认为就是一个“三四流的西医”，而且越依赖西医，中医的本事越得不到提高，自己掌握的中医技术逐渐“废用性萎缩”，坚硬的西医假肢代替了他本来的皮脉筋骨肉，既走不快，更不能奔跑腾跳，他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坚硬的假肢比本来的肉身好。

“王教授”在心理上，已经对中医感到失望和厌倦，自然就不会把心血花在钻研中医业务上，辨证论治的水平一直停留在刚入门的基础上。甚至因为厌恶自己的身份，成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西医卧底”、“反中医卧底”，专门找中医的毛病、缺点。他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中医水平而学习，而为了批判中医理论而整材料。

因此，在“王教授”的文章里，既有对余云岫的赞美，也有对中南大学“张教授”攻击中医的羡慕，他实际上已经完全站在反中医的角度来谈论中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长达数万言的网络文章，才取名《我负中医，中医负我》。

“王教授”不仅辜负了中医的培养、中医给他的教育岗位、中医给他的最高职称，而且他这一个“反水”的“回马老枪”，的确让中医界猝不及防，受损失不小。

因此，我们可以说“王教授”说的“我负中医”货真价实，丝毫不假；而他说的“中医负我”，那只是他个人“恩将仇报”的不当行为。

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教授”退休六载，一身轻松的他要给历史留一个“时间囊”，要充分表现一番。这个“过来人”的热情可嘉，只是他的方法、观点都是谬误重重。正是那句话：“人不可貌相”，“王教授”年龄虽已界老年，但是比余云岫的儿子还小很多岁，在反中医的阵营里也算不上老资格；他入门学习中医的时间不短，而学问却这般幼稚，这也是100年来中医教育失误的具体体现。

2011、2、24

作者: zhongyi999 时间: 2011-3-3 00:03
中医界，普遍存在着思维障碍：妄想、联想散漫、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混淆·····

作者: 雨后春风 时间: 2011-3-3 15:07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時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髙。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无知的人老是拿这些岁数来对比，认为中医没保护好中国人，他没看到当时的中国，战争，饥荒，国家支离破碎，温饱都解决不了，怎么谈上健康，战场上死的都是年轻人，以偏概全地看问题是别有用心的。】

作者: 小处学医 时间: 2011-3-5 16:33
原来这就应了那句：“中医不是人人都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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