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之前3000年历史文明之反刍（3.1）
本帖最后由 安宇 于 2014-6-18 15:04 编辑文明史反刍的基本法则（1）我们的文明史跋涉，止步在了秦帝国突发灾变的历史警戒线之前。 虽然，我们还无法全部洞察这道使帝国大厦突然陷落的阴暗大峡谷，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灾难爆炸因子，但是，我们必须停下来，检查一番既往的足迹，回答我们灵魂深处的困惑。究竟是此前三千年走错了路？还是恶性突变并不意味着我们此前道路的荒谬，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此改变方向？ 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都有着共同的生存发展法则。 作为生命个体，人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无可预料的风险突变而终止生命的脚步。同理，作为民族生命形式的国家，也不能因为曾经有过的突然灾变，改变此前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创造法则，更不能自觉地遏制已经成为我们文明根基的强势生存精神。 作为对文明历史发展的审视，我们应该确立一个基本法则，或者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评判体系。我们既需要在文明遗产继承的意义上对突发的秦帝国灾变忽略不计，不因此而否定或抹杀此前三千年文明跨越的历史经验，又需要在灾变防范与风险规避的意义上，认真检索此前帝国政策的重大缺失，以警示来者。 历史反刍的意义，永远在于探寻未来的道路。 这是人类所以成为主宰地球的智慧生物群的根基所在。 前三千年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 我们在前三千年的文明发展中，究竟有哪些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呢？ 这里所说的历史经验，是指那些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将自己的文明延续五千余年，并进入当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生存法则，而不是处置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技术性的策略与手段。 这样的文明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 （1）第一基本经验：以自觉的求变精神不断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 求变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从远古时期开始，在艰难而波澜壮阔的生存发展中锤炼出来的核心精神。求变精神的实质，是自觉摒弃保守的生存状态，是巨大的创造冲动意识。求变精神所以能够确立，来自我们这个民族对险恶的远古生存环境的抗争。至少，我们从尧帝末期和整个舜帝时代的治水历史，就已经看到了鲜明的求变精神。在大洪荒来临的时候，曾经领导治水的两任领袖--共工、鲧，都使用了当时社会的直觉经验所公认的有效方法--堵截，结果都失败了。在远古中国已经面临彻底沦陷于“浩浩怀山襄陵”的大洪水灾难的边缘，舜帝即位执掌了公共权力，以求变精神拉开了伟大的有效治水的序幕。 首先，舜帝大胆改变了尧帝末期的松散治理方式，变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灾难应对体制”的治理方式；其次，舜帝断然惩处了治水无效又乖张作乱的共工势力与鲧势力，迅速安定了尧帝末期的社会混乱；再次，舜帝成功组织了大规模的治水联盟，以禹族（夏族）、伯益族（秦族）、契族（商族）、后稷族（周族）四大族群为治水主力，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第四，舜帝顶住了当时社会的偏狭经验意识，大胆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担任治水领袖，将禹的天才性治水新思维--疏导治水，变为了有效的社会实践。 正是舜帝时代这一连串的自觉求变，我们才走出了那场深重的远古劫难。 此后，大禹治水，更是多方改变松散的族群生存传统，多方求变，创造了族群合作制、自带衣食制、重点粮食蔬菜的集中种植制、工程安全护卫制等。社会协作制度的大面积创造，终于使远古治水获得了空前成功。 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再度创立了常备军、贡赋制、井田制等国家基本框架。其后，大禹的儿子启，又再次求变，大胆颠覆了禅让制传统，诛杀了舜帝晚期已经明确的禹帝继承人伯益，镇压了古秦人族群、有扈氏族群的反抗，建立了夏王国。 从此，我们这个民族进入了国家时代。 在夏王国四百余年之后，商汤时代再次求变，扩展商人族群的商旅活动，将夏代以远古井田制为轴心的单一农耕社会，变为农、商、牧兼容并重的综合经济形态。同时，商人政权强化远古法制，跨越了简单粗朴的“禹刑”，创造了“汤刑”，并使之成为相对成熟的中国远古法典的根基。直到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汤刑”的诸多条款仍然被当做依据采用。殷商六百余年之后，周人革命，再次求变，创造性地建立了成熟而严密的联邦制国家政权，推动我们民族进入了新的国家时代。同时，周人大幅度改变了殷商王国的“刑（法）治”，创造了新的国家统治方式--礼治。历史主义地看，尽管礼治（人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重大缺陷，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无疑具有人类在国家时代第一次以道德评判方式规范社会活动的实验意义。 进入春秋时代、战国时代，这种以求变精神开拓新的历史道路的创造精神，已经发展沉淀为我们民族自觉的生存发展经验，已经被鲜明地概括为“求变图存”、“变法强国”的历史法则。这一历史法则，在战国时代被赋予了坚实的认识论根基--“法后王”思想。 作为一种认识论，“法后王”思想体系的基本点是：承认当世的实践需求，高于前代既定的经验与传统；以此认识主张国家行为与社会生活方式，要立足于当世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要依据当世的社会历史需求，积极追求国家制度的变革，并且积极推动新的生存方式的实现与确立。 这就是说，从战国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体系中已经自觉地牢固确立起了立足于当时实践的求变精神。尽管，那个时代也有相对强大的以复古政治主张为根基的保守主义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文明体系中的平衡因素而存在，对当时居于绝对主流的自觉求变精神，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遏制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三千年以来一直居于历史基本面的创新求变精神，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敢于将目光越过所有的先代圣王旧制，全力创造出一套全新体系的统一文明，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同期的西方古罗马时代，就没有产生这种自觉的文明创新意识。 从生存经验的意义上看，此前三千年的西方世界，没有沉淀出破除历史传统的求变精神。他们可以以武力统合广阔的疆域，但是，他们难以超越古老的既定的历史传统。 秦帝国的灾变峡谷之后，我们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两千多年的地平线状态之后，我们的文明生命状态与西方世界的文明生命状态，恰恰发生了两千多年前的位置颠倒。 这一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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