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之文明历史的叩问（4）
文明历史的叩问（4） 那么，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无侵犯、无冲突的安全环境了吗？各民族的文明，已经可以不受威胁、不受制约地自由发展了吗？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乐观。种种动荡与冲突的后面，似乎总隐藏着一些深刻的历史因素。西方诸多学者，力图从文明差异的角度去解析当代世界冲突。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也总有不同的声音，力图从中国文明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的事变与结局。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西方也总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中，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发展基因，什么样的落后基因？它们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1949年年末，美国势力退出中国后深感痛心，在全面检讨“究竟是谁失去了中国”的思潮中，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长长的《对华关系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企图找出问题的核心所在。主编这一长篇文件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就该白皮书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三千余年以来，中国人发展了他们自己高度的文化与文明，多半未受外来影响。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后，中国人还往往能在最后镇压并同化侵入者。因此，他们自然会自视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现。在19世纪中叶，这座中国的、孤立的、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能通过的墙，被西方突破了。这些外来者带来一种进取性、独一无二的西方技术发展和一种以前的外国入侵者未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为中国人介绍了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在刺激骚乱与不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令这是未尽职责的结果，但仍然已成定局……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如何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 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当年的美国政府对中国文明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其结论是多么的背离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美国人将中国文明的历史只归结为“三千余年以来”？为什么一种立足于中国文明根基的分析，其结论却如此经不起事实验证？中国文明的奥秘究竟隐藏在哪里？ 文明历史对中国人的叩问，一直在延续。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以他的巨著《中国科学和文明史》--1972年被中国冀朝铸先生题写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了中国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他说过，“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在李约瑟的研究之前，德国学者韦伯（MaxWeber）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这就是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韦伯疑问”。 李约瑟将这个“韦伯疑问”具体归结为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同样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经济学家、哲学史家、科学家等纷纷提出见解，一时蔚为大观。但是，我们始终不得要领，始终没有相对深刻明确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对种种严酷的叩问，我们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难中延续了一百多年。 从1840年开始，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中国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国何以落后贫弱？中国如何振兴图强？凡此种种关乎民族兴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现了。 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寻求突破的尝试。 于是，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设计。 于是，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有了打倒孔家店的宣战。 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 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获得独立，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在我们有可能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文明史重新审视并给以总结的时候，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与大劫难发生了。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当代史的一场噩梦。 基于最简单的政治原因，“文革”以“破四旧”的恶性方式，毁灭了大量的中国文明遗存；以“评法批儒”的粗暴方式，以极端化的偏狭理论，从服务政治需要出发清理文明历史遗产；对中国文明史作出了阶级斗争模式的简单化评判，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意识造成了新的扭曲。同时，“文革”以疯狂的人治方式，以无法无天的大混乱，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原本已经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 今天，当我们真正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当我们试图真正的正本清源，对我们的文明史进行系统的反思性总结，从而为我们的文明传统寻求话语权时，我们蓦然发现，“文革”劫难已经给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曾经普遍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群体，基于对“文革”的反感，已经自觉地、不自觉地重新回归到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的历史意识中，将熟悉而陈腐的局部传统文化当做国宝国学，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态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因为反对一个极端，我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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