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金匮要略》的文献学研究(二)
《金匮要略》的文献学研究(二)关于明•无名氏所刊《新编金匮要略方论》及其版本体系
真柳 誠，小曾户 洋（上海中医药大学金匮教研室张再良教授翻译）
绪言
《金匮要略》是东洋传统医学中最基本的典籍之一。但是究竟应该以何者作为底本，目前尚无定说。因而解决这一问题也可以说是研究《金匮要略》的首要前提。为此，必须掌握现存的版本和讲清各自的体系。只有如此，才能找到比较版本优劣、议论字句异同的根据。所以笔者首先搜寻《金匮要略》的各种版本，其中发现了近代以来尚未报道过的二种版本，在前文中报告了元•邓珍本的调查结果，并讨论了它的价值。本文继续报告另一古版本，即明•无名氏刊本。
关于这一版本的存在，只有《经籍访古志》（1856年成书，下略为《访古志》）所著录的多纪氏聿修堂藏本所知。但是明治以后无记录，冈西认为《访古志》著录本现存不明。宫下在现存版本中也未言及。为此，笔者到国外反复调查，已经发现了刊本和影抄本各一，并将其复印到手。以下报告调查的结果，然后对版本的年代、传承、特征加以考析，以期说明该版本的体系和价值。
一调查结果
（一） 明•无名氏刊本（A本）
[所藏]
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子四五二、○○八号。
[版式]
上中下三卷。匡郭四周双边，每半页纵约18.3厘米，横约13.2厘米，有界。版心为白口，上下有黑白尾。上鱼尾下有卷次，下鱼尾下刻页次。宋臣序（撰者无记的小文低三字写，以七行、每行十四字附刻于末尾）共二页。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目录共十页。卷上共四十四页，卷中共三十七页，第三十七页的表面末行至内面共十一行未刻文字。卷下共三十一页。目录和卷上、中、下各半页均为十行，每行二十字。宋臣序头，目录头尾、卷上头尾、卷中头、卷下头等所记书名均为《新编金匮要略方論》。
[现状]
刊本。分二册。各册均为纵约26厘米，横为14.8厘米，四孔装订。第一册的顺序为目录、原文卷上，宋臣序二页及卷上第四十三页和第四十四页脱漏。但是，卷上第四十四页的表页因为版心部分断裂，所以误缀入第二册的末尾。第二册按卷中、卷下的顺序，卷中第一页的表页和卷下第二十九页的内页到第三十页、第三十一页脱漏。两册各处都有破损或虫蠹，特别是近目录页的装订口的下方，卷上第四十四页表页的版心至栏脚、装订洞处的破损明显。二册都是总的内装订，所有原文均被朱笔点有句读，各篇名、处方名多被添写上圆圈。另外，印刷字迹模糊处或被认为有误字处都用笔墨订正及上栏、匡郭内有添加文字。
（二） 明•无名氏刊本的影印本（B本）
[所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觀○三四四二、○三四四三。
[版式]
与A本同。
[现状]
抄本。纸张为雁皮纸。分二册。各册均为纵约25.6厘米，横约16.7厘米的假缀。第一册为宋臣序，目录和原文的卷上，第二册为原文的卷中，原文的卷下（第三册）无。影抄的字样秀丽，书中有蠹虫所蚀的线状、点状的痕迹，但不至于妨碍文字的阅读。作为藏书印记，宋臣序第一页有“楊守敬印”、“宜都楊氏藏书记”、“惺吾海外访得秘笈”，卷中第一页有“惺吾海外访得秘笈”。
二研讨
（一） 前人的见解和出版年代
A本和B本的样式如前所述是相同的（因为B本是抄本，是根据A本的同版本影抄的，故以下总称该版）。但是作为目录，A本记为“清初刊本”、B本记为“日本影抄本”。于是，影抄B本的底本为宋版，而尽管是同一版本，A本为清版，年代的相隔很明显。可以认为，因为A本、B本都没有可供确定出版年代的刊记或刊行者的序跋等，因而二者的年代鉴定出现差异，这在后面还会提及。曾经在我国现存的同样版本好像也没有刊记等，有宋版说和明版说，如此该版本就有宋版、明版、清版的三种说法，因而搞不清出版年代，就难以论及它的价值和该版与其他版本体系的关系。
近代以来，对于宋版《金匮要略》存在的记录，有望月三英（1697～1769）的《医官玄稿》（1752年序）。但是三英仅讲到“现行的《金匮要略》好的版本少，最近幸得宋版，因为这是极其宝贵的，故欲翻刻以广其传。”而没有能够证明是宋版的具体记述。另外，也看不到如他期望的那样被复刻的形跡，因而其 “宋版”的真伪以及与该版本的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方面，主宰江户医学馆的多纪元简（1754～1810）的聿修堂也藏有称为宋本的《金匮要略》。这在元简所著的《金匮要略辑义》中，从总概末的识语（1806年记）、校勘用的版本之一“宋本”以及原文各处的校勘引有“宋本”的字样处可以了解到。现在多纪氏聿修堂旧藏本的所在不详，但《访古志》在《金匮要略》处所举“《新编金匮玉函要略方论》三卷，明代仿宋本，聿修堂藏，每版高六寸一分（18.5厘米）宽四寸四分（13.3厘米）十行廿字”与其相当。这也可以从《访古志》在上述文字后继续引用的记入聿修堂藏本的元简的跋文中加以理解。虽然跋文较长，但为了研讨的方便，全文转录如下：
栎窗先生（多纪元简）跋曰：“是书不知为何朝代所刊，阅宋臣序中，国家至上的字样皆书于台头，开卷首《金匮要略》之上冠以“新编”二字。考林亿等所言，有“新编”字样者当为宋版之旧。且诠次诸臣的名衔署于前，而叔和仲景之名在后，这是古人修书的体式。流传的诸本尚未见其详。俞子木本与此基本相同。俞本的中卷末缺排脓汤以下的四方。而此书从排脓汤至以下中卷末全部缺如。而且讹字颇多。余所藏《脈经》讳字多，而《和剂局方》、《魏氏家藏》之类则无此。盖《脈经》乃北宋的颁布本，其余则系南宋的坊本。此书亦无讳字。宋本讹字多，胡元瑞曾有论及，知其为南宋书帕所刻。然此犹不失馆阁之归。儿胤于浅草之市购得。当安而宝爱。文化七年（1810年）庚午、冬十二月朔。重装识。”
即元简之子元胤（1789――1827）在浅草购入《金匮要略》，从其版式及误字多和无避讳宋帝的文字判断为南宋的坊刻本。然而《访古志》尽管引用了该跋文，其标题明记为“明代仿宋本”，如此，《访古志》的编撰者们以后进行了鉴定和改正，认为聿修堂藏本不是宋版，而是明代的仿宋版。
另外，参与《访古志》编撰的小岛尚真（1829――1857）在和刻的俞桥本的《金匮要略》中以六种不同颜色的笔清楚地记录了依据其他六种版本的校异，又在其扉页记有用于校异的六种版本的解题和凡例，其所举“明刊本”处有如下说明：
“明刊本，医学所藏，每半版十行，每行廿字。序文大书，八行，每行十八字。四周双边。刊行岁月末记。每卷题有新编之字。无玉函之字。且署诸氏度名衔，俞氏与此本皆同。故前辈认作宋时坊本。今审之，为明代中叶所刊。卷中文字讹脱多，亦与此本合。然对比其他诸本，有可据处，且为今行中之最古，故据此精对，以朱笔记之。”
又，书末有以下识语：
“安政二年（1855年）岁次乙卯，夏四月廿三日，以医学所藏的明代刊本校仇，卒业。按：明刊本末记梓行之时月。以版式字样考之，盖明代中叶所刊。卷中讹字颇多，然与其他诸本对照，犹存旧裁，非经后人校改者，以此之故，今校时可以一一校出误字，后人读是书者，勿以迂而僻目之。尚真。”
从以上的记述来看，以下的事实也许很明朗了吧。即1/、元简的所谓“宋本”和《访古志》的“聿修堂•明代仿宋本”，还有尚真所谓的医学（江户医学馆）所藏的“明刊本”全部都是指的同一书本。2/、《访古志》和尚真所记的版式及其他特征，与A、B本完全一致。因而《访古志》著录本和A本是同版本，B本即其影抄本。3/、该版本错字多，但元简、尚真并未径直加以校订，而是很好地保存了旧貌，并且《访古志》判定其底本为宋版。4/、该版的出版年代，元简认为是南宋，《访古志》认为是明代，尚真据其版式和字样定为明代中期的刊本。
首先从1/和2/，A、B本被称为“宋本”、“明代仿宋本”、“明刊本”等，可以确定是与多纪氏聿修堂、即江户医学馆架藏的书同版。关于3/，将对后面还要讲到的该版的版本体系进行考证。关于4/，是由善于鉴识的《访古志》编撰者们的判断，故认为是明代中期的刊本是最为妥当的。再进一步考证的话，据代表日中的中国书志学者长泽規矩也和昌彼得所说，该版的版式可以认为是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的东西，其字样也与嘉靖年间的接近。因而前面引用的，认为A本是“清初刊本”，认为B本是“日本影宋抄本”的见解，都有修正的必要。但是由于刊行者不详，故笔者还是想把此称为明•无名氏刊本。
（二） 传承的经过和现状
其一，关于A本
A本无元简的跋文，或多纪氏聿修堂、或江户医学馆等的藏书印记。因而可以说其和《访古志》著录本同版，相当于别本也是明确的。但是，A本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之前的经过，笔者几乎一点也不了解。
还有，如其现状的调查结果所记，共二册，第一册本来在一开始应该有的宋臣序和末尾应该有的上卷末第四十三页的内页和四十四页的内页脱落。还有本来接在宋臣序之后，现在位于第一册卷头的目录，整体上的破损很明显。第二册也是本来一开始该有的中卷第一页的表页，在末尾应该有的下卷末第二十九页的内页以下脱落。象这样各册头尾破损、脱落，这对于经过漫长年代传承的册子本是并不希奇的。但是因为其它的内容无脱落，A本从以前就如现在这样被订在一起了，而两册前后的封面纸都曾脱落，其后被总的用内线装订，然后用在其上复以新的封纸，我们不妨可以作如上理解。
其二，关于B本
B本的用纸只产于日本，是适用于描印的较薄的雁皮纸。即可以认为B本是在日本影抄的。从藏书印记可知是楊守敬（1839～1915）的旧藏书，虽无其他的印记和记录。如果是这样的话，楊守敬在日期间，明治十三～十七年（1880～1884）间从他与江户医学馆的各位的交际来看，或者由于各位的帮忙他才得到了B本。甚至可以认为从《访古志》著录本直接影抄或是从精抄本再影抄而成为B本。守敬去世后的民国十七年（1928），他的藏书全部被故宫博物院收藏，民国三十八年（1949）转移到台湾，民国五十七年（1968）至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架藏。
顺便提一下，楊守敬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版的《留真谱初编》中《金匮要略》的书影收录有三种。只是都欠说明，故版种不详。笔者曾在前文中指出其中之一就是邓珍本。再进一步来看书影之一是和A本、B本同版的。因而《留真谱》所录书影之一是基于B本体系的明•无名氏本的，被收录其中的理由也因此而明朗。还有，基于这一事实，A、B本与《访古志》著录本为同版也得到具体的证实。
其三，B本与《访古志》著录本的关系
在B本中无第一册序、目录、上卷及第二册中卷的脱落，但是下卷缺如。因而楊守敬的旧藏书，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收藏后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刊行的守敬的《观海堂书目》也记录着B本“存上中二卷二册”即1932年时，B本已缺下卷。另外，关于其底本《访古志》著录本，多纪元简在《金匮要略辑义》总概末的识语中有“宋本，不载杂疗以下”的注记。而且在原文中，下卷第二十三杂疗方以下的三篇也看不到据“宋本”校异。这样可以认为《仿古志》著录本下卷末尾的三篇有可能脱落。
但多纪元简（1795～1857）的弟子丰田省吾在据《金匮要略辑义》等校订的《（新校）新编金匮要略方论》（1853年初刊）中，对这三篇也是据《（仿）宋本》校异，而且校异的字句都与A本一致，并且没有其他同一字句的版本。还有小岛尚真也用前述的六色的手校本进行了同样的校异。果真如此地话，该版本的这三篇原来就应存在于《访古志》著录本中吧。这作为同本《访古志》记录有“新编金匮要略方论•三卷”、《跻寿馆医籍备考》记录为“三卷一册”，此可以作为旁证。于是，B本之所以缺下卷，可能是在日本影抄以后到进入故宫的1932间脱落的或是出于何种理由，仅有下卷未影抄。
总之，A、B本各自都有脱漏，幸好二本合起来的话，明•无名氏刊本就基本上完整了。但是，尽管如此，卷下末尾约二页缺如总是令人遗憾的。
（三） 无名氏本的特征
此无名氏本如前文所述的邓珍本一样，有许多现在的通行诸版本所见不到的特征。因此下面想列举各种特征，并加以讨论。以此作为考析该版本的体系和价值的前期工作吧。
其一 北宋版的旧貌
由北宋政府刊行的《金匮要略》祖刊本有一般通行本所没有的以下的特征，对此笔者曾有在前文中指出过。即1/书名冠以“新编”二字。2/在宋臣序后附刻有低书的撰者无记的小文。3/宋臣序的写法，文中对最当敬畏的“主上（天子）”以换行顶格的写法，其次对“国家”“天子（皇子）”都用前面空一格的写法。4/ 在卷头书名后所记的撰编者名字按林亿、王叔和、张仲景的顺序排列，而通行本的顺序正好相反。5/根据全书的书写方式，可以区别用作底本的原抄本的文字和从其他方书中捋录的文字。以上总共有五点。对于该版本，多纪元简指出了1/、2/、3/三点，并且也具备了4/、5/点。森立之（1807～1885）在他所著的《金匮要略考注》中认为原文根据和刻的俞桥本而体式以该版本为正确。恐怕也是以此为理由吧。具备上述全部特征的，其他就只有邓珍本了。但是如前文所述，邓珍本的书名缺“要略”二字，决不是宋版之旧。即就这一点看，该版比邓珍本更好地保持了北宋版的原貌。
其二 和俞桥本的共同特征
明•嘉靖年间（1522～1566）俞桥序并刊行的所谓俞桥本《金匮要略》和无名氏不仅年代接近，而且还有其他版本所没有的以下这些显著特征。第一：主治条文的末尾各处方名略称为“后方”、“用后方主之”、“用后方”等的部位一致；第二：本来应有的文字在版木中未雕，和印成黑色的部位一致；第三；从前后看很明显被邓珍本认为妥当的文字，而实际上意义不通但字形相近的文字，二者位置相同。例如“乙”作“九”、“眠”作“服”、“有”作“者”、“及”作 “文”、“加”作“四”、“甘”作“芍”、“遟”作“運”、“肺”作“脈”、“舌”作“右“等等。
第四：元简也指出，无名氏和俞桥本各自有相当地部分漏刻，这一点二者也一致。即无名氏本卷中末尾第三十七页的表页、第十八篇的排脓散方所谓“方后的指示” （以下略称“方后”）是用一定的体式刻写的，但是，其末行第10行和同页的内页只有框和线，成了未刻入文字的白纸。因而，无名氏本在其后至卷中末篇的第十九篇的全部文字均脱漏了。俞桥本也有着排脓散方后的内容，其后的脱漏相同。但是，第十九篇的中间“蛔厥者……”以下开始到末尾残存着，这是在排脓散方后的下一行开始连续刻入。
第五：上述无名氏和俞桥本的排脓散方后，各自因排字的不同而相异，总计三十三个字，完全相同。但是邓珍本等其他版本中，这些字共三十二个，仅仅前半部分 “右三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枚以药散与鸡黄相等揉”的二十一个字相同，而后半部分完全不同。即邓珍本等为“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十一字，无名氏、俞桥本为“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差即止”十二字，其相同的部位和不同的部位从邓珍本的位置看，十分清楚。
从以上三个版本的比较，以下的事实就明朗了。即原来排脓散的方后，如邓珍本那样共三十二字是正确的，可是无名氏本和俞桥本都是脱漏了正好相当于邓珍本第二十五页全部的文字，因此把不同方剂（甘草粉蜜汤）方后的后半部分与排脓汤方后的前半部分连接起来了，形成了共三十三字的文章。而且不止于方后，按邓珍本的情况连续刻印的话，简直就成了俞桥本的体裁至“差即止”处残存着，而“蛔厥者”以下则又一次脱漏了。
以上所举无名氏本、俞桥本的共同的五个特征，这在早于二者刊行的邓珍本中是看不到的。因而，很明显也并非一开始北宋代祖刊本就这么混乱，而是在其后的传承过程中发生的。同时，从这种混乱发生以后的某一阶段，可以充分来证实无名氏本和俞桥本的派生。
（四） 无名氏本的版本体系和价值
其一 无名氏本、俞桥本的关系和二者的底本
这里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无名氏本与俞桥本是怎样的关系，是由那个体系传过来的。对此首先应当想到的是，不管怎样总有可能一方以他方为底本而进行翻刻的吧。第一应该考虑的是，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卷中末尾脱漏的部分，俞桥本是一段，无名氏本是二段。因而有可能是无名氏以俞桥本为底本进行翻刻，其间造成了脱漏。可是，前面提到，从保存北宋版旧貌的程度来看，俞桥本远远不如无名氏本。当然，以这样的版本作底本，是不可能产生出在无名氏本中可见的宋版之旧的。
那么是否有相反的可能性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俞桥在翻刻无名氏本时，前述脱漏的文字是从别的书中加以补充的吧。可是，前面相当于一页的大幅度的脱漏并未得到补充。而且排脓散后面的错简也未得到纠正。再者，无名氏本中有不少与俞桥本不同的明显的错字、缺字，但俞桥本对此有订正，而前述二者共同的省略、明显的错字、缺字却一仍其旧。象这样不自然的情况首先是不可能同时产生的。即俞桥翻刻无名氏本的可能性，同样可以否定。
这样的话，可以认为无名氏本和俞桥本互相并无直接的关系，是各自独立刊行的。尽管如此，二者都有着如前所述宋版以后因某阶段混乱而引起的特征。这样，二者的底本也如前述同样是混乱的。因此二者特征相同，除了这样的认识之外就没有好的认识了。即二者的底本是同一体系的，它们是由刊本以至于抄本的共同祖版而派生出来的。可是，对这样的《金匮要略》的存在，我们不得而知，因此，为了方便论述，我们暂且将这一共同祖版称为X本吧。
其二，X本的年代及其和邓珍本的关系
X本的下限年代，当然在无名氏本和俞桥本之前。可是它的上限年代，不研究X本系和邓珍本双方的底本是否有关连，是不会清楚的。首先是由X本系派生出邓珍本的可能性。可是，属于X本系无名氏本和俞桥本具有的共同的五个特征，如前所述，邓珍本一个都不具备，所以，这个假定可以被推翻。那么应该再来考虑由邓珍本派生出X本的可能性。
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在北大图书馆保存的唯一的邓珍本，是元末明初的修印本，因此，好像补刻部分以外的版木相当磨损了，印刷不清晰的文字很多。象这样不清晰的文字在无名氏本和俞桥本中，有一部分处理是一致的，即留空；或除去该字，将前后相连而刻；或刻成字形类似的明显的错字。还有，邓珍本、无名氏本、俞桥本都在相同的地方脱漏了药量的记载和方名的文字；目录仅有一处丸写作圆，记为“八味圆”；“生薑”、“干薑”全书均写作俗字的“生姜”、“干姜”。另外，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已经在X本的阶段脱漏了卷中的文字。而且这一部分与邓珍本卷中第二十五页的内容全文一致。
以上的事实，可以证明X本的主要底本是邓珍本，被用作X本的底本的邓珍本和存于北大图书馆的藏本一致，印刷有些部分不清晰，还有卷中第二十五页的脱漏。同时，X本的年代，可以确定其上限在邓珍本出现的1340年以后，下限在无名氏本的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以前。
另外，邓珍本的书名缺“要略”二字，题为《新编金匮方论》、可是无名氏本、俞桥本都是《新编金匮要略方論》，因而可以认为X本的书名也相同。即X本在书名上没有承袭邓珍本。如前文所述，在北宋～金初的通行版本其书名也应写作《新编金匮要略方論》。还有在邓珍本中明显可见到错字或可疑之处，无名氏本、俞桥本都作了不同的较妥当的字句上的修改。从这点看，X本的一部分是参照了邓珍本以外的别的版本，这样的可能性也不一定不存在。可是尽管如此，对于作为主要底本的邓珍本的脱页、缺字、字迹模糊等没有用其他版本来充分纠正，也是事实。抑或其他的版本即便不能被使用，只要X本的编刊者具有医学和文字上的通常知识，对邓珍本的字句偶然作出如上的改动，亦并非不可能。
总而言之，无名氏本和俞桥本来自X本，X本主要来自邓珍本。没有亲眼见到邓珍本的多纪元简和小島尚真，只能通过径直改订较少的无名氏本来窥视被邓珍本所保存的北宋版的旧貌。从而这里也有必要对《访古志》把无名氏本定为仿宋本的说法加以修正。
总结：
（一）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台北发现了基于多纪氏聿修堂（江户医学馆）旧藏书的影抄本，和在北京发现了作为别本的同版刊本。
（二）该版本是于明代中期约正德、嘉靖年间由无名氏刊行的，并且可以认为在现存本中是仅次于邓珍本的古版。
（三）将该版的特征与已知的俞桥本对比分析，可知二者曾是以尚不为人知的X本作为共同祖版而派生出来的。再将其与邓珍本加以比较研究的话，可以明确X本是以邓珍本为主要底本而派生出来的。
（四）该版（A本）《访古志》审定为“明代仿宋版”，但据上述考析，定为“明•无名氏刊本”最为妥当。
（五）尽管例子很少，但在该版中可以看到邓珍本以外的字句、错字、缺字，省略之甚也在诸版之先，因而作为出典使用是不合适的。而且它的书志学的价值也不及邓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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